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李海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 1

人类历史本身是一部多样性文明的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当多样性的文明交汇时，会产生不同的文明交往结果，归根结底可归结为“文明对话”或“文明冲突”。具体到海洋文明上来说，反映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征服掠夺方式，与中国柔性文明的和平发展方式，体现出不同文明的大航海模式。在中国航海历史上，郑和全方位地传播了中华文明,特别是传播了“共享太平之福”这一中华文明的核心观念——和平,在增强中华文明与亚非大陆各民族的了解与友谊当中,积极促进了当地文明化的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郑和远航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前列,“止恶扬善”，在人类文明交汇的历史上,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为文明对话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根植在与郑和全然不同的文明环境之中——即正在开始转轨的、走向近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土壤之中。这个西方文明的环境,使得西方的大航海不像郑和远航那样戛然而止,而是日益发展壮大,生生不息,终于带来了一个日渐全球化的近代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大航海事业,新教徒们发展了黑格尔哲学术语中“恶”的历史作用,虽然充满了暴力与野蛮，却在人类文明走向近代的过程上,树立了一个不同的高度。本文侧重于研究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 郑和集多种文明于一身的独特身份

从宗教信仰文明的角度研究郑和，可以考察出郑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集众多宗教文明于一身。人们目前公认，震惊世界、七下西洋的著名航海家郑和是回族人，但关于郑和的个人宗教信仰，存在着种种说法。在至今出版的一些文献和研究资料中，多有说他是佛教信徒，但是，在他的远航历程中，跟道教也有紧密联系，跟妈祖文化也有密切关联；当然，也有充分的资料反映他本人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很早就成为伊斯兰教徒。郑和究竟有怎样的宗教信仰，应该归属于哪种文明，人们各执一端，结论互异，但又都确实言而有据、各有所本，决非无稽之谈。因此，我们来研究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和平的贡献，有必要首先探讨郑和本人的信仰状况。

1本文是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平愿景与文明对话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1CZX075。

我们认为，郑和具备集多种文明于一身的独特身份，为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和平的贡献提供了充分的智慧源泉，郑和同时也是不断地践行着他的信仰，为东方的航海模式开拓出了和平方式（这显然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新教徒的优胜劣汰的海上入侵和冒险的航海方式），为维护当时的地区秩序，保卫地区的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奉佛”说的根据。郑和“奉佛”是一个流传久远的说法。郑和自称奉佛，并且还有法名。明初刻本《伏婆塞戒经》卷七后所附《题记》，一开头便自称“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太监郑和，法称速南咜释，即福吉祥”2。又如永乐十八年（1420年）岁次庚子五月吉日郑和题记的《施印大藏经发愿文》开头亦有类似的自称3。当然史料上还有其他佐证，在此并不赘述，仅举例说明郑和曾是佛教徒，对佛教文明有所了解，并极力传播佛教文明。

关于郑和与道教的关系在很多碑文中有所体现。相传远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前，郑和就祷祝过“神妃”；而且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历程中，神妃“庇佑”之说贯穿始终，零星散见的不少。在福建长乐发掘的碑文中，“天妃灵应”说更为世人所共知。碑文中把远航中战胜风涛、制服顽敌、化险为夷等一系列胜利，都归之于天妃神女的护佑。在回顾前六次远航时，多有“神兵阴助”、“赖神显应知觉”、“赖神默助”等字样，在第七次待命起碇之际，又“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特为此“勒记于石”4。这块迄今已将近六百年的碑文，集中、突出地反映了道教的宗教仪式对远航宝船成员的影响，跟它相印证的还有《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郑和远航前后，福建、江浙沿海各地，对天妃奉祀尤盛。而这一带的港口又是舰队停泊待命、起航返还的重要基地。由于《天妃灵应碑》的建立者，以正使太监领衔，郑和名列首位，反映出在郑和的思想意识中，亦蕴含着崇奉道教的因素。实际上，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就是道教，道教与民间信仰、科学技术等混杂在一起，特别是在沿海，古代航海时采用的技术与宗教等因素是难以加以明晰分开的，如古代天文航海与宗教信仰难以割裂开来，天文导航与占星术难以割裂，正如中国古代“巫医不分”一样。

郑和跟伊斯兰教的联系，更为密切，渊源更深，影响较大。郑和出身于伊斯兰教“哈只”世家，受过熏陶和影响。据云南和南京两地流传的家谱记载，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郑和的祖父与父亲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是曾经到麦加朝觐的“哈只”，有他父亲的墓碑《故马公墓志铭》可查考。郑和出生在这个哈只家庭，必定会受到伊斯兰宗教的影响，伊斯兰教是比较特别的宗教，穆斯林的后代仍然会是穆斯林。穆斯林对他们后代

2参见邓之诚《骨董锁记全编·骨董三记卷六·郑和印造大藏经》。这个题记，是郑和施财刊印造大藏尊经、喜舍国内各大名寺流通供养的说明。从时间看，是宣德五年（1430年）后题的，但所施财印造的若干藏经中，最早的一藏在永乐五年（1407年）。

3这《发愿文》附刊于郑和施舍云南五华寺一部大藏经（南藏本）叔字三号《沙弥尼离戒文》卷末，系1951年云南省图书馆整理古本佛经时发现的。

4林松：论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页。

的宗教教育从小孩起就会向他们灌输伊斯兰教信仰，“古兰经就是一切”。伊斯兰文明对郑和的影响也很大，如郑和曾在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幕行香，在九日山清真寺祈祷。既反映了郑和对伊斯兰教先贤的缅怀景仰，也体现了穆斯林特有的宗教感情。这是第三次远航归来的活动。郑和曾重修西安清真寺，并奏请重建南京礼拜寺，郑和之奏请重建南京三山街被焚的礼拜寺，并赶在最后一次远航前完工，更是他对伊斯兰教联系密切、感情深厚的有力佐证。而且，郑和在远航中，吸收了一些穆斯林成员参加出海。这些穆斯林在航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到东南亚、中东、东非的一些穆斯林国家。

以上我们分述了郑和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三个宗教的有关史料，表面上看来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又都有难以割裂的联系。我们认为，需要辩证地分析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并不矛盾，正是郑和的这种独特的处理不同文明、不同信仰、集多种信仰为一体，才能为他的文明对话思想创造条件，我们仔细地研究了各大宗教文明，各大文明都是热爱和平的，这在郑和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二、促进各种文明对话交流

通过对郑和的各种史料和文献进行研究，郑和在宗教信仰上对东方的主要宗教都有所涉及，但是，对郑和影响最大的是中华文明，有人用不同的表述方式，如中国文明，也有人用“儒教”文明来指代（有学者提出，“儒教”的“教”是教化之意，不同于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关于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之一，儒家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华文明当然也包含了儒佛道思想。）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善于接纳吸收其他文明，长期以来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并对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文明保持着开放吸收的心态。这在郑和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而又特别。

郑和是一位具有多种才能的人才。史书记载，“和自幼有才志”5，“才负经纬，文通孔孟”6，“丰躯伟貌，博辩机敏”7，“和有智略，知兵习战，帝甚倚信之。”8这些才能是与他的身世和经历是分不开的。“才负经纬，文通孔孟”正是郑和及其家族竭力推广和传播中国正统文化的结果；“博辩机敏”、“和有智略，知兵习战，帝甚倚信之。”是郑和长期在风云突变的戎马生涯中锻炼的结果；至于“丰躯伟貌”是在他身上依然保存着中亚人种的某些特征。郑和很可能通晓中亚诸国语言，理由是：其一，郑和的家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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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哈只墓志铭》。 《郑和家谱》。

7傅维麟：《明书》卷一五六，《郑和传》。

8《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宫闱典》这一三二卷引《明外史》。

期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信仰、语言等特征，有泉州杜安沙墓碑为证；其二，郑和的祖父、父亲都是哈只，他们既然经历千辛万苦、十分虔诚地去麦加朝圣（每个穆斯林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一生应当去麦加朝圣一次，去麦加朝拜之后可在姓名上加“哈只”，意为“朝圣者”）必然懂得阿拉伯诸国语言（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是用最优美的阿拉伯文字写成的），马哈只为了培养自己的子女成为哈只，必然从小即教以阿拉伯语。由此看见，郑和所具有的学识、机敏、语言、仪表等条件，堪为当时第一流的外交人才。这些当然也是促进文明交流、加强文明对话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历次远航的浩荡行列中，少则二万七千余人，多则超越三万人，文武齐备。随从人员就有不可缺少的、起过重要作用的穆斯林，如担任通事的的马欢、郭崇礼。这是两个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的翻译。都是多次随郑和远航的穆斯林。马欢著有《瀛涯胜览》，是具有珍贵文献价值的远航纪实之一。在有关的几本航海纪实文献中，《瀛涯胜览》在反应各国穆斯林的情况方面，可以说比《西洋番国志》更为翔实、具体、准确，而且懂行。在各种文明交流中，郑和还请了西安清真寺教长哈三。据《西安大清真静寺记》载：

“……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赦差往西域诸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9

值得注意的是：哈三虽然跟马欢等都是通晓“番语”的穆斯林翻译，但哈三还另外具有宗教专业人员的特殊身份即掌教。这一身份在伊斯兰教国家或地区或者其他地区对发展友谊、促进文明对话能起到更重要的桥梁作用。郑和之所以特邀哈三随行出使，既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也反映了郑和的宗教感情和舰队中穆斯林成员的宗教需要。哈三之随行出航，除对外便于联络、加强文明对话外，对内也有作用，如在航海中宰牲，才能保证穆斯林成员放心地吃到肉食。（穆斯林的肉食必须有伊斯兰宗教职业者以特定的方式屠宰），又如到很多穆斯林国家必须要“入乡随俗”，尊重其他文明的礼仪和禁忌，如伊斯兰教的葬礼等。

须知郑和下西洋是封建王朝派遣的国家使团，不是纯粹的穆斯林朝觐团（尽管有一支船队和一些人曾经去了麦加朝觐，表明郑和很尊重他们的信仰）。况且，成千上万的舰队成员，既跟海洋巨涛海浪打交道，神妃的传说又跟航行生活如此紧密而源远流长，致使伸到色彩在海上比佛教更浓。从郑和的身份地位看，他跟佛、道的联系是合乎情理的，也是跟它的处境相协调的。郑和的身份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宫廷太监，是为封建皇朝效劳的内官，在七下西洋中又是明朝政府派遣的特使，是个政治人物，而不是宗教家，自然要受到这种特殊身份的限制，按照儒家的思想来平等对待各种文明。在陆地上，他又尊奉佛教文明，远航途经锡兰山这个佛教的国度，

9这篇《记》为“长安叶文举刻”，时间是1523年。

郑和布施佛寺，可以说是在国际交往中友好表示，也展现了郑和对不同国度的不同文明的尊奉，甚至对一些原著居民，小岛的居民也非常尊重，平等对待不同的文明。

例如,“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华人回教社区,接着在1411年,在安哥、安卓尔、里汶、杜板、锦石、惹班及爪哇其他地方,回教堂纷纷建立起来”10,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研究权威哈姆加指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发展,是与中国一位穆斯林有关,即郑和将军。”11

再如,锡兰(今斯里兰卡)已有久远的佛教传统。国王亚烈苦奈儿却“崇祀外道,不敬佛法,暴虐凶悖,靡恤国人,亵慢佛牙”12,在对郑和的作战中,轻易失败被俘。郑和在该国的活动,则是弘扬佛法,布施佛寺,推动佛教文明进一步发展、繁荣。从郑和使团在锡兰山国所树立的一块宗教石碑情况看，明朝也有与锡兰山国内各种宗教势力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锡兰岛上的加勒曾发现一块当年郑和在锡兰山佛寺布施所刻的石碑。根据当时参加西洋之行的费信记载，这块石碑是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预先在国内刻制的，并运至锡兰佛堂山（位于距加勒四十英里的德旺德拉）树立。不知何因，这块石碑竟发现于加勒。在加勒发现的这块石碑的所署日期正好为永乐七年二月初一日，其碑文用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书写。十分令人惊奇的是，这块石碑上三种文字所书写的内容虽在供物的名单上大致相同，但所颂扬的神的对象却不一样。汉文中书写有“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圆明广大……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苎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而泰米尔文则是说，明朝皇帝听说特那瓦莱、那亚尼耶尔等印度教神祇的名望，为了表示对其赞扬而建立了石碑；另外，波斯文则写着对阿拉和伊斯兰教圣人们的颂扬。这一碑文上的三种文字及其内容有别的情况表明，郑和使团不希望因为各种宗教的对立而影响在西洋的航行。郑和使团的这种做法，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而这种对“和”的追求，在本质上与“与人为善，以德服人”的主旨相近。

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指出的是,郑和远航所实行的文明流播,乃是一种宽容的、多元的文明化业绩。在促进与提升远近各国文明化的时候,尊重和注意各国国情,采取相宜的措施,也是郑和远航活动的一大特点。

三、“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理念

在一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在对外流播其影响时,其主流与基调却是和平的。郑和远航,就是一个鲜明的体现。让我们先看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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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 孔远志：《郑和与印尼、马来西亚》，《郑和论丛》，第一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8页。 郑鹤声、郑一钧，前引书，中册(下)，第1956页。

郑和船队,无疑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商队；但同时必须看到,它又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追随郑和远航前后近30年的数以万计的人员,绝大部分的身份乃是“下番官兵”,是军人。郑和本人,乃是武将军职:“总兵官”13。这才是一支真正的无敌舰队。它如果以战为业,在海外从事什么“圣战”之类,所向披靡,那么,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还有一片干净土么?!中国的军事文化向来是“自古知并非好战”、不主动发动战争。儒家强调：“仁爱”，道家反对用兵：“兵者，不祥之器。”就是兵家也强调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兵，不尚武恃强来取胜。

但郑和七下西洋,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一次,发生在锡兰(今斯里兰卡)。而且,就事论事,在郑和而言,那也是一次被迫无奈下的防卫性奇兵制胜,将兵祸压缩到最小限度14。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主要的作为,几乎永远是友好交往:馈赠礼品,迎送使节,和平贸易,宗教礼仪,等等。对于亚非地区那些正处在文明前夜或文明初阶的居民而言,其“尚武”、“凶悍”、“好斗”、“狂暴”的负面状态,在郑和远航活动的全方位文明流播面前,无疑受到一次陶冶式的积极影响。

15“天书到处多欢声”,郑和的对外交往,一路留下的是中华古代先进的

文明,一路留下的是友好的欢声。所谓“天书”,指的是大明皇帝的国书。大明天子用“敕谕”的形式,致信各国君主。但是,当我们细品这些信件的内容,就会为其中深深浸透着的诚挚的和平、友好愿望而感到欣慰。这些愿望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愿与各国一道,“共享太平之福”。明太祖朱元璋强调其对外方略说:“中国奠定,四方得所,非有意臣服之也。与远迩相安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16明成祖朱棣命郑和下西洋,“敕谕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人等,……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礼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17明宣宗朱瞻基也要求“诸番王”,“其各敬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18四代三帝,一以贯之,再三宣示其“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是何等的坚定、清晰!这是大明帝国对外的基本国策,也是古代中华帝国对外的基本国策。郑和及其统率的庞大远洋船队,正是这一基本国策的忠实执行者。

“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理念,是古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和优点。这种理念,根植于这个伟大民族的生存环境之中。作为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古代文明程度最高的农耕文明。中华民族是不冀攻掠而但求稳守家园的民族。这个民族所创造的文明,在其精神层面就必然凝聚出一个突出的理念,就是“和为贵”。“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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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明史·郑和传》。 参阅《明史·郑和传》;《罪惟录·锡兰国》。

15马欢：《瀛涯胜览》。

16《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17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第99页。

18《明宣宗实录》卷六七。

享太平之福”,就是“和为贵”在大明天子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基本理念,也就是郑和及其追随者伟大远航活动的基本理念。当大明帝国崛起与雄强之际,它拥有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郑和远航船队,追求的乃是一种文明的理想,是止戈为武；是“共享太平之福”19的和平图景。这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的动乱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19何芳川：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载《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