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道德

　　摘 要：当前，我国已基本完成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经济运行活动中出现了许多道德滑坡现象，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因此，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弘扬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滑坡；传统道德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1-0006-02 　　传统文化凝聚着民族的向心力和生命力，对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精神导向和伦理垂范价值。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华部分更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极强生命力，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因此，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继承和弘扬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一、市场经济背景下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 　　当今中国，已基本完成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重要历史时期，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完善，“摸着石头”走过一段不平坦的道路后，又面临着新的困惑：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生机勃勃的经济活力却与道德的滑坡共生。随着经济的较快发展，非道德行为和现象日益增多。具体表现为：（1）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滋长。极端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打破了传统的道德利他性原则，使人性中自我部分被最大限度的夸张化，个人主义极度膨胀；享乐主义打破了传统的“严以律己”的生活态度；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打破了传统的“道德至上”的观念，许多人在物欲的强烈驱使下为了一己之利不惜触犯法律违背道德。（2）道德目标下移。有人认为，在现代化的市民社会，应当告别道德的理想主义和绝对主义，走出孤立的自我主题，主张将道德目标下移，或只提倡最低限度的伦理规范，如不偷盗、不杀人、不违法等。（3）处事冷漠。少惹是非、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许多人的生活信条，处世冷漠、见死不救的现象屡见不鲜。面对残害群众的暴力，多数人选择旁观、逃避、沉默。（4）不吃亏箴言传流。不吃白不吃、不贪污白不贪污、不受贿白不受贿、不坑人白不坑人、不骗人白不骗人等等不吃亏箴言，为相当多的逐利者所津津乐道和奉行。（5）诚信危机、恶意竞争泛滥。受不劳而获、少劳多获这种“精明”意识的驱使，假冒伪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有些企业甚至通过不合法不正当竞争来谋取利益的最大化。（6）腐败行为衍生。一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私利，以致在权钱交易中陷入了越来越深的腐败的泥沼。 　　通过对上述道德滑坡现象的分析，人们不禁要思考，所有这些是不是发展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现象？发展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当然不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不能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相反必须以道德完善为前提，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着优秀的传统道德 　　作为一个民族，它的成长要靠民族文化的滋养，这是为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所证明的。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哲学慧根十分发达的泱泱古国，在历史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经过改革、对外开放的中国，它正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样需要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文化。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及主体“道德人”的塑造，呼唤着优秀的传统道德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国家的宏观调控，市场引导企业。从而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这便是兼顾效率与公平。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特殊性需求，决定了以利益最大化为其行为准则的“经济人”已不具备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必须是兼有追求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目标的“道德人”。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道德人”的塑造，除了赋予其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职能外，显然还需要他能够把对社会、对他人的贡献建立在自觉地基础上，当做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的精神转变：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的经济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补互利、全体共享的观念；把安逸、享乐的生活态度，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生活态度。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求利行为的规范，呼唤着优秀的传统道德 　　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的市场经济，其最大的特点，是以最小的投入追求最大的产出。通俗地讲，它的外在标志就是对利益的追求。纵观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求利者的求利行为，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白色”求利行为。即在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政策指引下，依靠科技、信息优势，发挥经营管理才能，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获取经济利益。二类是“灰色”求利行为。即不通过从事直接或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而依靠某种特殊机巧获取经济实利。如经济活动中的回扣、炒股、获取巨额存款利息。三类是“黑色”求利行为。即非法获利。如偷税漏税、放高利贷、生产伪劣产品、非法经营、贪污、受贿、抢劫、聚赌、走私、诈骗等等。 　　作为经济转轨时期一种特殊现象的“灰色”求利行为，它既不违反国家法律，又不像白色行为那样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是轻松地靠某种特殊形式在经济领域获取利益。而且，灰色行为的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产生了部分“灰色效应”，成为“投机取巧”的代名词。同时由于它不受国家法律约束，更成为道德沦丧、社会失衡的重要病源。如何将其规范为一种只是对白色行为创新而不向黑色行为演进，这就需要法律之外的一种理性的约束，即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习惯等内在约束机制的作用。而这种内在约束机制的建立，离开了义、德、仁、信等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无异于空中造楼。如，孔子强调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见利思义”思想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热衷追求的“唯利是图”观念的有力抑制；传统道德一贯宣扬“朝闻道，夕死可矣”以及“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种为追求真理而勇于献身的精神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功利轻理想的价值取向的有力纠偏；“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勤俭观念是对追求享乐、奢侈糜烂生活方式的有效化解。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道德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追求经济发展的规范、有序与健康、协调。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为这种法制经济的有序化发展提供了一块肥沃的文化土壤，在这种浓厚文化氛围里孕育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定拥有异常的生机和活力。”传统文化倡导“重人事、轻鬼神”的积极奋发态度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锐意进取的精神，有利于加速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形成；孔子将“恭、宽、信、敏、惠”作为个人为仁的五要素，其中诚实守信之“信”成为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思想观念有利于为市场经济创设公平、诚实、正义的竞争环境；传统道德中有关“位卑未忘忧国”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有助于化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唯我主义”的不良倾向，为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协调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间的矛盾提供了良好的伦理氛围；传统道德有关“义重于利”的道德原则，有利于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摆正理想与奉献、金钱与道德间的关系，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在正常的伦理轨道上发展；传统文化有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廉洁奉公、律己宽人的思想，有助于市场经济法制化进程的发展，它反对一切为谋一己私利而贪赃枉法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中提倡市场行为的自律性和市场竞争的平等性。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呼唤着优秀的传统道德 　　持续发展，是现代经济社会追求的目标。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毫无疑问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根本。但是，我国现行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及其效果说明，我们的发展观还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我们的持续发展概念“并没有根本突破现代发展的藩篱，即仍然把经济增长当做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传统道德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顺应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唯天地，万物父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当然，现代文明的推进，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天人之际的原始平衡，这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导向人与自然的相互对抗。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单纯以人类为中心，无视自然规律，把征服、改造、攫取作为对待自然的一贯行为准则，必然导致生态恶化、能源短缺，最终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把人类当作宇宙整体中的一员，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保持适当的和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传统观念，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并可以转化为一种实用的行为准则。在这一准则指导下，变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势必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我国传统道德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克服自身已有的负面文化因素的干扰，避免价值观念的沦丧和道德水平的滑坡，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参考文献 　　[1] 沈广斌.市场经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J].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报，2000， 　　（3）：2-3. 　　[2] 卢风.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36-237. 　　[3] 赵人伟.对我国经济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3）：66-67. 　　[4] 周良沱.“白灰黑”：求利行为与犯罪控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 　　[5] 方立天，薛君度.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 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问题[M].三联书店，1999. 　　[7] 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 张今声，张悦.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J].社会科学辑刊，1996，（4）. 　　[9] 杨翰卿，李保林.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1999，（1）. 　　[10] 于文军.弘扬传统美德的思考[J].求是，1997，（13）. 　　[11] 张洪高.价值多元化时代的中国道德教育变革[J].教育科学研究，2006，（12）. 　　[12] 李永胜.多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与价值整合[J].宁夏社会科学，2006，（4）. 　　[13] 王颖.转变观念，构建现代化的主流价值体系[J]，思想教育研究，2006，（4）. 　　[14] 蔺子荣，王益民.中国传统文化与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J].中国社会科学，1995，（1）. 　　[15] 王忠.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J].长春大学学报，2006，（11）. 　　[16] 杨耀坤.科学价值理性的诠释[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7] 李鹏程.论市场经济的文化伦理现象[J].中国社会科学，1995，（5）. 　　[18] 李振连，左伟清.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趋势[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4）. 　　基金项目：内蒙古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的项目的成果。 　　作者简介：杨婷，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