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的科学论文出版业

科技论文出版的读者群体非常小，却是一个暴利行业，全球年收入超过190亿英镑，盈利率堪比苹果、亚马逊等网络公司。学术期刊的商业模式和传统期刊相似，利润率却是后者的两倍多，高达36%，因为它们不用支付庞大的编辑、记者、发行开支。科学家无偿承担了几乎全部撰稿和编辑工作，国家承担了科研费用，并且出资购买大部分学术期刊。更糟糕的是，和其他期刊一样，科学杂志也追求轰动效应，竭力吸引眼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科学家的研究方向，而且学术期刊通常只发表那些明显成功的范本，导致很多研究者不断重复前人的错误，因此批评者指出，科技论文出版行业反而制约了科技发展。在一群杰出科学家带领下，科研行业开始发起反抗，这是否意味着科技论文出版行业的没落？

2011年，伦敦伯恩斯坦研究公司的高级投资分析师克劳迪奥·埃斯佩西（ClaudioAspesi）预言，世界屈指可数的暴利行业中的一家主要公司即将面临大麻烦。年收入超过60亿英镑的跨国出版巨头里德-爱思唯尔（Reed-Elsevier）一直是投资者的宠儿。它是少数几家成功抵抗住互联网冲击的出版商之一。埃斯佩西和其他很多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金融分析师一样，虽然有充足的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爱思唯尔的核心业务是专供科学家们分享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虽然读者群体狭小，科学论文出版却是一个不可小觑的行业，全球年收入超过190亿英镑，它的规模介于唱片和电影行业之间，利润却丰厚得多。2010年，爱思唯尔的科学论文出版业务总收入20亿英镑出头，纯利润高达7.24亿英镑，利润率达到36%，甚至超过苹果和亚马逊等IT巨头。

更加令人困惑的是爱思唯尔的商业模式。传统的出版商，比如一本新闻杂志为了赚钱首先必须承担多项开支：聘请作者写稿；雇佣编辑策划题目、修改和检查文章；此外还要支付发行费用。这一切都不便宜，成功杂志的利润率通常在12%至15%之间。学术期刊的商业模式与此相似，差别在于，它们可以省掉多项成本。科学家们的研究经费主要由政府拨款，免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学术期刊出版；出版商聘请科学编辑评判论文是否值得发表，同时检查语法错误，但大部分编辑责任，包括验证科学效力和评估实验，即通常所说的‘同行评审’主要由科学家们志愿承担。然后，出版商将产品卖给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图书馆，再交给最终读者———科学家，整体而言，学术期刊的消费者也是产品的创造者。

这就好比《纽约客》或《经济学人》要求记者无偿写稿，同时兼任编辑工作，并要求政府负担所有成本。2005年，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称之为“古怪的”“三倍报酬”系统，其中“政府资助了多数科学研究，支付担任写稿、编辑和校对工作的科学家薪水，然后再出钱购买大部分的学术期刊。”科学家们非常清楚这是一宗极不公平的交易。帝国理工大学的物理学家阿德里安·萨顿（AdrianSutton）说，科学家们都是“出版社的奴隶。其他还有哪个行业从顾客那里获取原材料，并让顾客承担质量控制责任，最后以昂贵的价格将同样的材料卖给顾客？”

很多科学家认为出版行业严重影响科学家对研究方向的选择，最终不利于科学发展。学术期刊本质上也是杂志，同样追求新奇、轰动效应。而科学家们很清楚什么类型的文章容易获得发表，并提交相应的题材。这造就了大量结果和重要性显而易见的论文，但这也意味着科学家们无法掌握各自研究领域的全局状况。由于学术期刊拒绝发表失败的结果，研究者可能不断重复他的前辈或同事们已经犯过的错误，走进相同的死胡同。例如，2013年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有半数的临床实验从未在专业杂志上发表。

在批评者看来，学术期刊反而阻碍了科学进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尼尔·扬（NealYoung）博士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考虑到科学创新对社会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科学数据的评判和传播方式。”

在和超过25名著名科学家交谈后，埃斯佩西认为以爱思唯尔为首的科学论文出版行业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反抗。越来越多的为大学采购学术期刊的研究型图书馆提出抗议：学术期刊不断涨价已经导致它们经费枯竭，除非爱思唯尔降价，否则它们将取消总价数百万英镑的杂志订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和德国研究基金会等国家机构最近开始通过免费网络杂志发表它们的研究成果。埃斯佩西相信，政府最终也会出面干预，确保所有的公共资助研究数据免费对所有人开放。随着顾客的反抗和政府制裁，爱思唯尔和它的同行们将无法维持过去的变态经营模式。

2011年3月，埃斯佩西发表报告，建议他的客户抛售爱思唯尔股票。几个月后，在爱思唯尔管理层和投资公司的电话会议中，他追问爱思唯尔CEO埃里克·恩格斯托姆（ErikEngstorm）公司和图书馆的关系到底恶化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把顾客逼向绝路对公司意味着什么？之后的两周里，爱思唯尔的股价下跌超过20%，总计损失10亿英镑。在埃斯佩西看来，科学论文出版行业存在深刻的结构性问题，未来5年是决定这个行业走向的关键时刻，有迹象表明情况已经朝着他所预测的方向发展。

然而，第二年，多数图书馆都被迫妥协，和爱思唯尔签订新合同。另一方面，政府推广的科研数据免费传播模式并未建立起来。2012至2013年，爱思唯尔的盈利率甚至超过40%.2014年，埃斯佩西推翻了他的抛售科学论文出版行业股票的建议。

埃斯佩西并非第一个错误预言科学论文出版行业暴利终结的人，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纯粹追求利润的垄断行业能够在严格调控的政府资助领域中长期存在。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版和科研行业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今天，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他们职业成功依靠论文发表，而评判成功的标准基本上取决于论文能否登载在知名期刊上。20世纪所有杰出科学家们所习惯的那种漫长、缓慢、没有方向的研究道路已经不再是可能的职业选择。按照今天的体制，基因测序之父弗雷德·桑格（FredSanger）可能面临失业的命运。1958年和1980年，桑格两度获得诺贝尔奖，在中间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发表什么论文。

“印钞机”创始人

连呼吁改革的科学家们也未必清楚弊病的根源：在二战后科研行业的繁荣年代里，野心勃勃的企业家们从科学家手中拿走了出版权，将这个行业发展到从前无法想象的规模。这就不得不提到罗伯特·马克斯维尔（RobertMaxwell）。他将科学学术期刊变成了一台印钞机，并凭借巨大财富跻身英国上层社会。最终，他将成为国会议员、敢于挑战鲁伯特·默多克的媒体大亨、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然而，他真正的历史遗产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多数人的想象。虽然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在过去的100年里，马克斯维尔对于科研行业的影响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超越。

1946年，23岁的罗伯特·马克斯维尔还在柏林打拼，但已经小有名气。他生长在捷克一个贫穷的乡村，二战时，他作为欧洲流亡者加入了英国军队，并赢得十字勋章和英国公民身份。战后，他成为英国派驻柏林的情报官员，能够用9种语言刑讯逼供。但他对自己的成功并不满意，他的一位旧友回忆说他的最大愿望是“成为一名百万富翁”。

当时英国政府正在筹备的一个项目恰好给了他这个机会。很多优秀的英国科学家，从发明青霉素的亚历山大·弗莱明到查尔斯·达尔文的孙子物理学家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CharlesGaltonDarwin）都提出相同的忧虑：英国的科研无疑是世界一流的，但它的出版部门却小得几乎可以忽略。当时的科学论文出版效率低下、囊中羞涩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学术期刊通常采用劣质的廉价纸张，似乎在最后一刻才拼凑而成。英国化学学会等待发表的文章通常会积压好几个月，出版经费则依靠皇家学会的施舍。

政府的解决方案是让德高望重的英国巴特沃斯（Butterworths，现已被爱思唯尔收购）出版社和著名的德国出版商斯普林格（Springer）合作，向后者取经。巴特沃斯将学习如何靠学术期刊赚钱，英国科学界则能够更快地发布研究成果。马克斯维尔已经自己创业，帮助将斯普林格的科学文章运输到英国。巴特沃斯的多名董事二战时都效力于英国情报部门，他们雇佣年轻的马克斯维尔帮助管理公司，并聘请另一位前间谍保罗·罗斯鲍德（PaulRosbaud）担任科学编辑。二战期间，这位冶金学家通过法国和荷兰反抗组织向英国传递了很多纳粹的核研究秘密。

他们不可能碰到一个更好的时期。科学研究即将进入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已经从富有绅士们的业余爱好转变成一个备受尊重的职业。科学即将变成进步的代名词。二战后，政府首次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赞助方，不仅资助军用科技，还通过新创建的机构，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迅速发展的大学系统资助各种项目。

1951年，当巴特沃斯决定放弃这个稚嫩的项目时，马克斯维尔提出用1.3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42万英镑）买断巴特沃斯和斯普林格的股份，获得公司的控制权。罗斯鲍德继续担任科学编辑，公司被更名为帕加蒙（Pergamon）出版社。在新流入的资金和乐观主义支持下，罗斯鲍德创造了推动帕加蒙成功的模式。随着科研领域的拓展，他意识到需要新的期刊来报道这些新的研究领域。传统上负责创办期刊的科学学会都是行动迟缓的笨重机构，常常被内部分歧拖累。而罗斯鲍德则完全没有这些负担。他只需要说服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需要一本新的期刊来发布研究成果，再将编辑大权交给此人。然后，帕加蒙负责将期刊卖给刚刚获得政府慷慨拨款的大学图书馆。

善于学习的马克斯维尔很快就青出于蓝胜于蓝。1955年，他和罗斯鲍德参加日内瓦和平利用核能大会。马克斯维尔在会场附近租借了一间办公室，不时去研讨会和大会官方活动场所溜达，向科学家们提议帮助他们出版准备在大会上发表的论文，并让他们签署合同成为帕加蒙的专属编辑。其他出版商震惊于他那粗鲁直白的风格。

据说马克斯维尔的贪婪甚至引起罗斯鲍德的疑虑。不同于这位谦虚的前科学家，马克斯维尔喜欢昂贵的服装和油光水滑的大背头。他已经改掉了自己的捷克口音，操着一口时髦高雅的标准伦敦腔，无论看上去听上去都已经和他梦想成为的富豪大亨相差无几。1955年，罗斯鲍德告诉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内维尔·莫特（NevillMott），学术期刊是他挚爱的“母羔羊”，马克斯维尔则是圣经中的大卫王，为了利益，他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屠宰卖掉。1956年，两人彻底闹翻，罗斯鲍德离开帕加蒙。

那时，马克斯维尔已经将罗斯鲍德开创的商业模式改造成了自己希望的样子。学术大会通常沉闷枯燥，但就在那一年的日内瓦大会期间，马克斯维尔在附近风景如画的湖边小镇科隆日-贝勒里夫租借了一栋别墅，在里面举办派对，用美酒、雪茄和帆船旅行款待客人。科学家们从未接触过像他这样的人。“他总是说，‘我们不比销量，我们比的是作者，’”曾在帕加蒙任职的阿尔伯特·亨德森（AlbertHenderson）说，“我们参加各种科研大会，专门为新期刊招募编辑。”

到1959年，帕加蒙出版的科学期刊已经达到40种，6年后增加至150种。这使马克斯维尔将对手远远抛在身后。1959年，帕加蒙的对手爱思唯尔只有10种英语学术期刊，然后又花了50年才将数量增加到50种。

不少科学学会，比如英国流变学协会意识到不可抵挡的趋势，纷纷默许帕加蒙接管他们的期刊。曾经担任《神经化学杂志》编辑的莱斯利·艾弗森（LesilieIversen）回忆说，马克斯维尔会在自己家里举办豪华晚宴款待他们。“他是个让人难忘的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企业家，”艾弗森说，“晚宴上有最好的葡萄酒，宴会最后，他会拿出一张钞票，那是给协会的报酬，虽然只有几千英镑却是我们这些穷科学家这辈子见过的最大数目。”

马克斯维尔喜欢宏大的期刊名字，他最喜欢在前面加上“国际”一词，虽然不乏公关宣传成分，但也反映了科学以及社会对科学的态度的转变。国际合作，在国际舞台上展示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很多研究者追求的目标。从很多方面看，在其他人意识到这个市场的存在之前，马克斯维尔早已将它垄断。1959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后，西方科学家才想到去了解苏联的太空研究成果，他们惊讶地发现，马克斯维尔早已谈好了出版英文版俄罗斯科学院期刊的独家协议。

“他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业务。我去到日本才发现他派一个美国人在当地设立了办事处。他在印度也安排了人，”帕加蒙前副总裁彼得·阿什比（PeterAshby）说。国际市场非常有利可图。上世纪70年代负责经营帕加蒙日本办事处的罗纳德·苏勒斯基（RonaldSuleski）说，日本的各个科学协会迫切想要在英文期刊上发表他们的成果，将其成员的论文发表权拱手送给了马克斯维尔，分文不取。

在庆祝帕加蒙出版社成立40周年的一封贺信中，帕加蒙的日本发行商丸善书店的总裁小林英一（EiichiKobayashi）回忆起马克斯维尔说，“每次有幸与他见面，我总会想到美国作家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说过‘百万富翁绝非常人’”。

“国王拥立者”

马克斯维尔改变了出版经验模式，但日常科研工作并没有改变。科学家仍然选择最适合各自研究领域的专业期刊发表研究成果，而马克斯维尔乐意发表任何他的编辑认为经得起科学检验的研究。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商开始干预科学研究本身，开始将科学家的职业和出版系统捆绑起来，并按出版行业自己的标准干预研究方向。有一本杂志堪称这一转变的代表。

“在我职业生涯之初，没有人在意你发表研究成果的杂志，然而，到了1974年，《细胞》改变了一切，”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兰迪·谢克曼（RandyShekman）说。《细胞》（现在为爱思唯尔所有）是麻省理工学院创办的杂志，旨在展示新兴的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科研成果。它的主编是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本·列文（BenLewin）。他偏好那些解答大问题的细致长篇文章。它们往往集成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如果发表在其他杂志上可以被分割成多篇论文。列文打破了学术杂志只是传播科学的被动工具的传统，他拒绝的论文数量甚至超过他出版的文章。通过这种方式，他将《细胞》变成了专门发表“重磅科学成果”的平台，科学家们开始按照他的要求调整自己的研究。“列文很聪明，他意识到科学家们都很虚荣，《细胞》就好像排外的‘精英俱乐部’；人人都想在上面发表文章，”谢克曼说，“我也承受了同样的压力。”最终他在《细胞》上发表了一些入选诺贝尔奖的成果。

突然之间，出版渠道也变得重要起来。其他的编辑纷纷效仿列文的挑剔方式，希望复制《细胞》的成功。出版商开始采用一套“冲击系数”评判标准。图书管理员兼语言学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在上世纪60年代发明了这一衡量方法，用以粗略计算特定杂志中的文章被其他杂志引用的频率。出版商用“冲击系数”衡量自己产品在科学界的影响力。这些‘新派’杂志喜好大成果，很快攀上杂志排名榜前列。在“高影响力”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科学家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更多的经费。几乎在一夜之间，科学界开始流通一种新的威望“货币”。

在今天，科学专刊编辑对科学家职业生涯和科研方向的巨大影响力如何形容都不为过。谢克曼说，“年青一代不停对我说，‘如果不能在CNS（《细胞》、《自然》和《科学》的简称）上发表，我就找不到工作。”他认为这套奖励机制和银行业奖金一样腐败，“它们对科学发展方向有着巨大影响。”

于是，科学家和学术期刊编辑缔结了古怪的合作关系。前者不断追求能够打动后者的发现。今天，在选择项目时，科学家几乎会毫不犹豫地拒绝那些证实或推翻前人研究的平淡项目，同样地，那些需要耗费数十年时间的“登月行动式”高风险项目也无人问津，最受欢迎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受编辑欢迎的、能够经常出成果的研究项目。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西德尼·布雷纳（SydneyBrenner）在2014年接受采访时说，“学术界变得越来越功利，一味迎合编辑的要求。”他认为这一体制已经彻底“腐败”。

马克斯维尔明白学术期刊已经成为科学界的“国王拥立者”。但他关注的重点依然是扩张，对于科学发展的方向和希望征服的新领域，他有着明确的构想。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的前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查金（RichardCharkin）1974年在帕加蒙任编辑。他回忆说，马克斯维尔曾在一次编辑会议上挥舞着沃特森和克里克的“DNA结构报告”，宣称科学的未来在于回答生命科学的无数个小问题，每一个都可以拥有各自的专业期刊。查金说，“那一年我们推出了大约100种新杂志。”

到上世纪70年代末，马克斯维尔开始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在荷兰，爱思唯尔开始开拓英文学术期刊市场，收购了很多国内杂志，每年平均新推出35种新期刊。但正如马克斯维尔所预言的，竞争并没有导致价格下降。1975年至1985年期间，科学期刊的平均价格翻倍。《纽约时报》1984年报道说，《脑研究杂志》的年订阅费为2500美元；1988年飙升到超过5000美元。同一年，哈佛图书馆的研究杂志预算超支50万美元。由于这些专业期刊没有廉价的替代品，结果就是，“一台永不停止的印钞机”。图书管理员受制于成千上万个小垄断。当时每年有超过100万篇科学论文发表，他们必须全部购买，并且任由出版社坐地起价。图书馆被困在一个供货者垄断的市场里，学术期刊已经把自己塑造成科学威望的裁判，这意味着，即使新的分享研究成果的方式出现，他们也不能简单地放弃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1985年，科研经费十年来的首次缩减，帕加蒙当年的利润率却高达47%.

马克斯维尔的末路

马克斯维尔却已经无法顾及他的胜利帝国。推动帕加蒙成功的贪婪也致使他进行了很多肆无忌惮的拙劣投资，包括购买牛津联盟和德比县足球俱乐部、以及世界各地的多家电视台。1984年，他收购英国镜报报业集团。1991年，为了收购《纽约每日新闻》，马克斯维尔以4.4亿英镑（相当于今天的9.19亿英镑）将帕加蒙卖给了荷兰竞争对手爱思唯尔。

很多帕加蒙的前雇员都认为，在和爱思唯尔达成交易的一刻，马克斯维尔已经注定完蛋，因为帕加蒙是他唯一真正热爱的公司。同一年年底，他因为负债累累和不光彩的生意行径陷入一系列丑闻。同时，美国记者西摩尔·赫西（SeymourHersh）更扔出爆炸新闻，指控马克斯维尔是一名以色列间谍，并卷入了军火交易。1991年11月5日，马克斯维尔在加那利群岛驾驶自己的游艇出航时被发现溺水身亡。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第二天《镜报》的竞争对手《太阳报》提出了每个人都想问的问题：“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己跳下去的？”

这则新闻连续几个月占据了英国各大报纸的大幅版面。调查发现马克斯维尔为了偿还私人债务，从《镜报》的养老基金中挪用了4亿英镑。1991年12月，西班牙法医裁定这是一起意外死亡。但猜测并未停止：2003年，记者戈登·托马斯（GordonThomas）和马丁·迪隆（MartinDillon）著书声称马克斯维尔是被摩萨德间谍谋杀的。那时，马克斯维尔已经死去多年，但他开创的行业在新的掌舵人的手中继续繁荣，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刷新利润纪录，并赢得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互联网杀不死的公司

如果说马克斯维尔的天才在于扩张，爱思唯尔则擅长巩固。在收购了帕加蒙的400多种期刊后，爱思唯尔旗下的科学杂志已经超过1000种，使之成为世界最大的科学论文出版商。

1994年，在收购帕加蒙3年后，爱思唯尔又将科学期刊的价格提高了50%.各大学抱怨这已经超过它们的预算可以承受的范围，并首次开始取消订阅那些不太知名的杂志。

此时，爱思唯尔的行为似乎无异于自杀。就在互联网开始向人们提供免费出版平台的时候，它却蓄意激怒顾客。《福布斯》杂志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报道，科学家们开始通过早期网络服务器分享研究成果，并质问爱思唯尔是否将成为“互联网的第一个牺牲品”。然而，正如历史一次次证明，商人远比学者更了解市场。

1998年，爱思唯尔推出第一个互联网时代反击方案“大交易”。它将几百种期刊捆绑起来，再出售它们的网络版：大学每年支付固定订阅费（有报告披露，2009年康沃尔大学固定订阅费接近200万美元），任何学生或教授都能通过爱思唯尔网站下载任何期刊。各家大学纷纷签约。

那些预言爱思唯尔失败的人以为尝试在网上免费分享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们能够逐渐地一本一本地击垮爱思唯尔的期刊。作为回应，爱思唯尔将成千上万个小垄断捆绑起来，创造出一种类似水或电力一样的基本资源，使得各大学被迫妥协。交钱，科学的明灯将持续照耀，如果拒绝，任何大学将一下子失去1/4的科学期刊。这进一步巩固了大出版社的垄断，爱思唯尔的收入持续增长，21世纪步入第二个十年后突破20亿大关。2015年，《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称爱思唯尔是“互联网杀不死的公司”。

如今，出版商和各个科研机构的联系如此紧密，任何单一的行动已经无法将两者分开。2015年，蒙特利尔大学的信息学家文森特·拉里维埃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爱思唯尔占有24%的科学期刊市场，马克斯维尔的老合作伙伴斯普林格和他的同城竞争对手怀利-布莱克威尔（Wiley-Blackwell）分别占有12%.这三大公司就占据了科学论文出版的半壁江山。

爱思唯尔称它的主要目标是协助科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工作。一名爱思唯尔代表指出，公司每年出版150篇论文、1400万名科学及委托爱思唯尔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80万名科学家无偿贡献时间担任编辑或同行评审员。当被问到为什么这么多科学家不满学术期刊出版商，爱思唯尔的公关副总裁汤姆·雷勒（TomReller）说：“我们无法谈论他人的动机。数据（有多少科学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交给爱思唯尔）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好评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界屈服于出版行业的影响力并不是某一家出版社的错。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拨款奖励能够在“高影响力”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科学家，它们并非是响应某一家出版社的要求，而只是在遵守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的规则，在这套系统面前，乌托邦式的科学理想不得不屈从于制定规则的出版商的商业目标。

从2000年开始，科学家们开始倡导代替传统期刊出版的“开放”平台，通常采用网络期刊的形式，科学家预付一定编辑成本，出版后永远供所有人免费查阅。但是，虽然得到盖茨基金会、维康信托基金等世界大机构的支持，至少有1/4的科学论文在最初出版时就采用这种“开放”模式。这种科学研究成果应该对所有人免费开放的观念是对现行出版体制的严重威胁。近年来，对现状最激进的挑战集中于一家叫Sci-Hub的争议性网站，它允许任何人免费下载科学论文，对于科学论文出版界好比Napster对于唱片行业。Sic-Hub的创始人哈萨克斯坦人亚历山德拉·埃尔巴克扬（AlexandraElbakyan）在美国被控非法黑客行为和侵犯版权，因此她不得不躲藏起来。爱思唯尔最近向法庭申请了针对她的1500万美元（法律允许的最高数额）禁止令。

埃尔巴克扬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科学应该属于科学家而不是出版商。”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在一封写给法庭信中，她援引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坚持人人都有“分享科学进步和其好处的权利”。

无论Sci-Hub最终结局如何，对于现行出版体制的不满还在持续发酵。但历史显示，预测出版商失败的风险很高。早在1988年马克斯维尔就预言，在未来将剩下少数强大的出版公司，在电子出版的时代，它们甚至连印刷费用也可以节省下来，获得接近100%的“纯利润”。

原载：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7/jun/27/profitable-business-scientific-publishing-bad-for-science

作者：StephenBuranyi

编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