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郭沫若有感

读《郭沫若: 一个复杂的存在》有感

由魏建完成的《郭沫若: 一个复杂的存在》( 南海出版公司, 1 9 93 年8 月版, 以下简称《郭沫若”一书, 是近年郭沫若研究的力作之一。读后, 我深感孕含其中的活力。

该书从选题到立意确有其出新的意义, 即走出郭沫若研究评传式的模式和已显沉闷的格局, 从新的视点“回到郭沫若那里去”。作为一个历史存在或者一种文化现象, 郭沫若的“复杂”在其同代人中恐怕无出其右者。近年来郭沫若研究包括《郭沫若》一书, 都是力图为这种“复杂”做出某种诊释和解答. 然而, 这之中似乎存在着不同思维走向的区别: 从伟大去解其复杂, 从复杂阐释其伟大。这两者的区别在于: 是以预设的结论来反观过程, 还是从过程推出结论。郭沫若一生无疑是伟大而辉煌的, 至少迄今这是一种共识。即使如此, 以后一种思考方式得出这一结论, 将更具有科学性、系统性, 同时也会带给人们更丰富的文化启示。所以《郭沫若》一书以诸如“变化的人格形象”、“混沌的文化选择”来表明作者的思路, 标示其研究的模式, 虽然为自己选择了较大难度系数, 但也因此而获得了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思维空间。

郭沫若的复杂突出地表现在他为文处世的矛盾变化上, 这往往归结到他的人格特征上去。作者以描述、评价郭沫若的人格形象作为开篇, 该是颇有见地的, 因为郭沫若的人格追求和人格特征不仅作为其个体的文化构成制约着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 而且作为一种具有普遍特征的现象, 深刻地反映了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悲喜剧。诚如作者所言: “那一代文化精英在自我实现道路上的成功和失误, 都将对于今夭充满` 创造’精神的青年人产生极大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 郭沫若人格又是一面宝贵的镜子”。

“五四”出现了一种青春文化现象, 郭沫若则以其鲜明的青春型人格成为这一文化现象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作者在《郭沫若》中从生理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个角度深入考察了郭沫若青春型人格的形成和这种人格特征内在、外在的表现形式, 并且他的这种考察是在郭沫若人格的发展变化或是常态、变态(扭曲) 交错的时空内进行, 因而令人信服地推出了他的种种论断。譬如对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一批青年作家在五四文坛的存在和其成败得失, 作者认为, 应该从把握青年的特殊本质出发, 着眼于他们与未来的关系去思考. 他们观察事物的出发点总是面对着未来, 而对过去不屑一顾, 对现状则心存不满, 因而他们一出手便频频出击、四面树敌, 对“为人生”的写实主义亦大加挞伐, 在文艺思想、创作手法上表现出并非意识到的超前特征。他们对塑造自我形象的轻率—易亢奋也易消沉、狂妄自傲却又动辄自我否定甚至一夜之间的方向转换—则源于青年式的冲动和“青年的人的本质”在时间上和社会上二重性的表现。这些见解别出机杆,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郭沫若》是把郭沫若作为具体的人而非一个政治文化符号来解读的。但作者并未忽视对郭沫若置身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的审视, 并且正县户于他将郭沫若这个具体的人作为一定历史时代一个文化人的存在做出了有力的描述, 因而使我们在窥视到这位“伟气知分子的内宇宙”时, 确确实实感到这之中“浓缩着一部微型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

理清郭沫若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 一直是郭沫若研究的一大课题. 我亡、纷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在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而呈现的种种心态、现象( 包括全盘西化与复古守旧这样截然相反的文化趋赴) 之中, 真正的含义是选择, 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所面临的绝非或此或彼的抉择。《郭沫若》一书就这一问题展开的论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者在思考郭沫若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时首先提出了“传统文化精神的创造性转化”这样一个命题。这显然是一个提纲挚领性的见解, 因为它从宏观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更准确、更富有历史深度的把握。所以, 作者突破了只是说明和描述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对郭沫若的影响这样一种运思方式, 把郭沫若与两种文化思想的关系置放于“传统在碰撞、交汇

中怎样创造性地生成为现代上”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的动态系统中予以考察。他的着眼点在于透视郭沫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的演进过程及其方式。西方文化思想固然带来一股股巨大的冲击波, 但作为一个传统的负载者, 传统文化的基因始终是一种个体所无法摆脱的心理结构物, “文人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割不断的历史精神脐带。异质文化的渗透影响,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都必然要面对这样的历史态势, 在这样一种态势中演示它的进程, 表现出它存在的形式。所以作者认为,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既有超越了传统的一面, 又有固执于传统的心态. 他的诗歌与史剧创作表现了衍生于传统“言志”文学品格的激越的功利倾向. 主体自我意识的“过渡”性, 既带给这种“言志”文学以现代精神, 又制约着作者成为完全的“个人” . 而郭沫若的小说则在沿袭“穷则独善其身”这种文化精神的同时, 改造了传统文学“穷愁”、“情爱”的母题, 其现代转换的精神基础乃在于主体自我建构的更新。郭沫若独特的创作范式认同, 铸成了他独特的文化品格。这种品格不仅对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具有普泛的文化意义, 而且一直在现代中国延续着。

由于对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能够站在一个应有的历史高度去俯视、去反思, 《郭沫若》一书在廓清郭沫若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的过程中显示了作者清晰、机敏的思路, 表达了许多给人以启悟的真知灼见。诸如关于郭沫若具有多重内涵的“自我表万现”说、郭沫若建立在理论思维模式与实践行为方式相互抵悟的框架内的文艺本质观、他对于中外文艺思想的“曲解”等等, 或别辟蹊径、或匡正旧说、或补充完善。作者在书中还特别以较大的篇幅关注于郭沫若研究中一些迄今被忽略或是有待开拓的课题, 象郭沫若与席勒的关系、从戏剧性入手研究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等等, 均有切中肯萦之论。

或许是急于表达自己对郭沫若这一复杂历史人物所拢理出的许许多多见解, 《郭沫若》的成书似乎略显苍促, 使人感到稍欠厚重和结构上的整体性。当然这一课题本身所包容的信息量和理论难度远非评传式的研究所能比的, 这自然迫使作者先从比较便捷的考虑切入, 即从“郭沫若复杂性的几个突出的方面”铺开自己的思路。

郭沫若的复杂当然并未被魏建说尽, 而且时光的流逝还会赋予这个历史存在以新的魅力, 对郭沫若研究构成新的诱惑。不过, 既然魏建已经做出了成功的努力, 我们就有理由确信他将在这种绝不会轻松的思考中获得更大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