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才子他乡老,千年之后说韦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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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庄字端己，是由晚唐入五代的著名诗人、词人。自来温韦并称，《花间集》所辑录的词人，以温庭筠与韦庄成就最高，影响后世词风也最深。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比较花间词的这两大作家说：“飞卿句秀，端己骨秀，重光神秀。”重光是作品未收入《花间集》的南唐后主李煜。在古人那里，秀是比丽更高的审美境界，有钟灵毓秀、神清骨秀等语。说端己的词“骨秀”，意思是“其秀在骨”，就像一位娟娟美好的女子，她的秀美的气质是骨子里带来的，而不在眉眼肌肤之间。虽不及后主其秀在神，但已是非常高的评价。王国维又说：“飞卿浓妆，端己淡妆，后主则粗头乱服矣。”意思是说温词就好像一位浓妆艳抹、眼波流盼的女子，性感、火辣，魅力四射；韦词，则是淡扫蛾眉，薄施脂粉，秀雅大方；而李后主词却是粗头乱服，头也不梳，衣服也乱穿，却难掩其天香国色，那才是真正绝代的佳人。

王国维自作《人间词》，其中有一首赠人之作《蝶恋花》：“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他颂扬的这位未沾尘俗的少女，是北京城中酒家女子，年纪在十五六岁间。她平时总穿一身曳地的长裙，行动处一派自然，不似一般的受礼教影响的女子，走着纤纤细步。她在人群中回眸，嫣然一笑，便把世间的各种美女都比了下去。这位少女就像是一株亭亭玉立的花树，树端缀满了待放的花苞，她的绝世标格，只有“天然”二字才能形容。与她的天然态度相比，那位来自江南吴地的舞娘，尽管有着纤细柔软的腰肢，却显得太过造作了。由此可见，王国维的美学旨趣是反对人为的雕饰，而追求天然的情致，所谓“自然真切”。在王国维的美学序列当中，韦庄次于李煜而高于温庭筠。

《花间集》选词最夥者为温庭筠，六十六首，其次是孙光宪，六十一首；端己的词选了四十八首，在数量上韦不及温，但我读端己词，总比读温庭筠词更多感动。这原因不是王国维所分剖的句秀与骨秀之别，也不是韦词比温词更加自然，而是因为温词多是代言之作，借人家的酒杯，浇自己的块磊，终嫌隔了一层；韦词却多有个人经历，蕴于词中。至于李后主的词，迥出温韦之上者，乃是因后主的人生最具悲剧性，他又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浇铸成了后来者无法跻攀的词作。

韦氏世居杜陵，端己的祖上韦见素，是唐太宗时的名臣，曾祖韦少微，玄宗时中书舍人。但到了端己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了。他自小慈父见背，家里经济也陷入了困顿。端己天生才敏过人，更济以力学，很早就显露出惊人的文学才华。他的诗写得很秾艳，性格也疏旷不拘小节，与一般我们所理解的儒家士子不同。但他性情通达，见事明白，析理深刻，后来在政治上颇有一番作为，这是温庭筠所不能及的地方。

韦庄画像

端己在入仕以前，曾久居长安应考。唐代的科举，五十岁能中进士，都算是年轻的，端己直到将近六十岁，才中了进士。广明元年（880年）他赴长安应试，偏遇上促使唐代灭亡的一件大事，那就是黄巢之乱。黄巢是一个杀人狂魔，他攻占长安后，烧杀掳掠，无所不为。端己亦身陷长安城内，不能走脱，直到两年以后中和二年（882年）的春天，他才逃离了长安，取道往东，到了洛阳。中和三年（883年），他写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也是唐代最伟大的史诗《秦妇吟》。厥后流寓南方，先在润州（今江苏镇江）给人做幕僚，再至婺州（今浙江金华），总之是间关万里，备尝苦辛。景福二年（893年）重赴长安应试，仍没考上，直到次年即乾宁元年（894年）终于中了，授官校书郎，当时已经是年近六十的老人了。他在词中说自己是“洛阳才子他乡老”，跟我们想象的那种风流倜傥、年少有为的才子是很不一样的。

《唐才子传》这样评价端己：

早尝寇乱，间关顿踬，携家来越中，弟妹散居诸郡。西江湖南所在，薄游举目，有山河之异。故于流离漂泛，寓目缘情，子期怀旧之辞，王粲伤时之制，或离群轸虑，或反袂兴悲。四愁九怨之文，一咏一觞之作，俱能感动人也。

大致是说大唐经黄巢之乱，山河举非畴昔，加以人生的流离颠沛，无不增加他的愁怀诗思，他就像写《怀旧赋》的向秀、写《登楼赋》的王粲一样，内心孤独、悲凉，写出的诗文，可以与屈原的《九歌》、张衡的《四愁诗》，以及兰亭雅集的那些作品相媲美，感动人心。

清人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晚清诗人文廷式也说，“生人之祸患，实文章之幸福。”人生遭遇的不幸，会增加诗料，但不会让本不具有诗人天性的人成为诗人，端己天生情感敏锐，中年以后，又饱经忧患，他的人生阅历，都成了他诗词的素材，但仍须经他性情的蕴酿，方得成为文学。这就正像蜜蜂酿蜜，最关键的不是花粉，而是把花粉变成蜜的转化酶。

端己是在唐昭宗乾宁元年登进士第，直做到左补阙的官职。当时有个军阀王建，因镇压黄巢有功，任西川节度副使，唐昭宗派端己、李洵到蜀地宣谕旨意，王建看中了端己的才华，把他留下来了，做了王建的掌书记，不久升任起居舍人。王建自立蜀国（史称前蜀）后，端己官至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已是宰相之职了。前蜀的宪章礼号令，刑政礼乐，均是端己手订，不过到武成（王建称帝年号）三年，端己就逝世了，谥号文靖。

端己是通经致用的儒家典范。他才干过人，在给王建做掌书记时，史载他“文不加点，而语多称情”。原来，唐五代时，写公文一定要写骈体文，既要有骈体文对仗工丽、词藻富赡的文体特点，又要晓畅明白，打动人心，殊为不易。端己写骈体的公文，属稿已成，不加点窜（修改），每句话却能把意思很明白晓畅，直入人心。当时西蜀有一县令，经常扰民，王建令端己作文宣谕，用作警告，端己写的不是死板的官样文章，而是以情理动之。文中有这样两句：“正当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疮痍之后，复作疮痍。”意思是正当年成不好的时候，你就要给老百姓休养生息，不要让战乱之后的老百姓再受一层盘剥。但说得入情入理，对仗又精切，所以这两句话流行一时，蜀地民众，也多藉这两句话，抵住了官吏的盘剥。

唐代末年，内则有宦官专政之祸，外则有藩镇不臣之忧。唐昭宗一生被人胁迫，做着傀儡皇帝，先是受制于宦官，后来则受制于大军阀朱温。朱温出身就非常坏，他本是黄巢部下，后来反戈一击，投靠朝廷，改名为朱全忠。昭宗有一段时期被宦官囚禁，朱全忠把那些擅政的宦官杀掉，自己胁迫昭宗，得掌实权。这时候朱全忠就让昭宗改了一个年号，叫作天复，以示朝廷的恶势力已清。在天复年间，王建作为地方割据政权的首领，很担心自己的地位是否稳固，所以就派端己到朝廷去入贡，真实的用意却是跟当时权倾朝野、实际的国家掌舵人朱全忠修好，大意略谓：你放心，我一定是你地方上坚强的后盾，你永远是大哥，我永远是小弟。端己有着非常好的外交才干，他不轻易说话，但只要一出声，就一定是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朱全忠也对他十分欣赏。

王国维曾说，有主观之诗人，有客观之诗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客观之诗人必多阅世。端己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历史上很多的诗人，政治上、生活上幼稚得一塌糊涂，端己从宦后，却一直大得器重，他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判断力不是一般的好。天复四年，朱全忠终于等不住了，派手下把唐昭宗以及昭宗后妃等一千多人全部杀害，立昭宗子李柷为皇帝，即后来的唐哀宗。三年以后，又废哀宗自立为帝，同时改国号为大梁，并且还把自己名字改作朱晃。这时候他就派了使者司马卿到西川去，宣读“圣旨”。先至兴元，兴元节度使王宗绾把这份“圣旨”又派使者用驿马传给王建。王建很想恢复大唐，端己却看出大唐气数已尽，只劝王建说兵者为大事，不可仓卒而行，于是代王建起草复信，峻责王宗绾不能为大唐守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诏之中，泪痕犹在。犬马犹能报主，而况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车驾东还，连贡二十表，而绝无一使之报，天地阻隔，叫呼何及！闻上至谷水，臣僚及宫妃千余人皆为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弑逆。自闻此诏，五内糜溃，今两川锐旅，誓雪国耻，不知来使何以宣谕示此告？（见《蜀梼杌》）

责以大义，封住王宗绾之口，又勒令宗绾自决进退，司马卿一看此情形，只得悻悻然向朱全忠返报。

梁篡唐后，端己与诸将佐劝王建自立为帝，他也成为前蜀的开国宰相。朱全忠自知无法统一全国，又派使者跟王建通好，信中卑词自抑，尊称王建为兄，端己一看书信，就明白朱全忠的用心，笑谓左右，说这是“神尧骄李密之意”。神尧，指的是唐高祖李渊。隋末之时，天下共有十八家反王，四十八路烟尘，都在反隋，李渊势力渐大，但仍不及瓦岗寨的首领李密，所以李渊给李密写信，把李密捧得很高，让李密自骄自大，出兵抵挡东都强敌，李家却专心一意扫平关中，据有关河之险，休养生息，直待其他反王鹬蚌相争，而坐收渔人之利。端己政治上的成熟老练，可见一斑。

在古往今来的诗人词人当中，端己可算是非常另类的。他的另类就体现在，他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可是情感上又非常地真挚非常地浓烈。他让我想起梁羽生先生的小说中有一章的回目：“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端己就是中年心事浓如酒的典型，他的情感是有阅历、有思想的人的情感，不是毛头小伙子的荷尔蒙冲动。他什么都经历了，什么都见过了，却仍然选择奋不顾身地爱，这才是耐人回味的诗性人格。正因为端己的词里包蕴的是这样一种浓烈深挚的情感，才更加的沉郁动人。

怎么会是这样？我的看法是，端己的政治成熟、见事机敏并不是来自于他的天赋，而是来自于读书和阅历。现实中有很多人，因为出身微贱，很小就懂得勾心斗角，看人眼色，这样的人往往能在政治舞台上青云直上，但却绝对不可能情感纯粹执着。因为这样的人从懂事起就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他把社会看作彻底的功利场，所有思考的出发点，所有选择的目的，无非是获取最大的好处，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像端己这样既有经世之才，又不失为一纯粹之诗人的。端己是宗奉儒学的士人，他读书出仕，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为着追逐名利。儒家经典的实质都是政治哲学，端己就在经典中汲取了为政之道。另外，他从青年时期读书有成，开始考进士，直考到将近六十多岁，方才考中，这中间又经历黄巢兵燹，流寓江南时为人做幕僚，也锻炼了他的心智和才干。但是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归根结底是由其性情决定的，读书和阅历，没有戕贼他的性情，他以赤子之心对待感情，又以赤子之心忠君爱民，在政治上，端己智而不诈，在情感上，端己深情眷眷，他是一位诗性的循吏。

端己诗集名《浣花集》，集名浣花，是因为端己希望成为杜甫一流的大诗人。他自到成都后，觅到当年杜甫在成都住的浣花溪的遗址，那里本有杜甫的草堂，其时房屋都已坏，但柱基仍存，于是他教人芟草培土，重加整治，新建草堂居住。在他去世后，他的弟弟韦蔼给他编集子便叫作《浣花集》。

但是在《浣花集》里面，偏偏没有收录端己一生写得最好最重要的那首长诗《秦妇吟》。这首长诗一直湮没了一千多年，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人们才重新阅读到了这首旷古烁今的史诗。

端己写《秦妇吟》，诗成耸动天下，人称“秦妇吟秀才”。（唐代的秀才，就是进士的意思，跟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最低一层学位不是一回事。）但一千多年中，人们仅能从诗话里知道，这首诗里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二句。又传说端己出仕后，因这两句得罪当时官场，故“深讳之”，不愿谈及此诗，还作了《家戒》，要子子孙孙不得“垂秦妇吟障子”。原来，唐代用一种透光性很好的纸糊在木架上，做成分隔室内外的窗户，叫作障子，今天日本民居仍多用之。障子上往往会印上一些图画或诗句，《秦妇吟》就成了当时障子商人用得最多的素材。既然连秦妇吟障子都不许使用，其诗不收入《浣花集》，也就没有悬念了。

当代学者俞平伯先生，对于端己深讳这首诗的原因，有着另外的考释。他认为《秦妇吟》鞭挞黄巢，更鞭挞了当日围城的官兵。其时黄巢被围困在长安城里，金银珠宝，堆积如山，却是没有食物来源，于是就开始吃人肉，把城里面的人都吃光了，就向围城的官兵买。官兵从山里抓来老百姓，卖给黄巢的队伍当饭吃。这样官兵不用拼命，就能得钱无算。这一段历史，当朝者当然想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永久抹去，端己后来担心因此诗招祸，也就可以理解了。

《秦妇吟》是一首长庆体的长诗。长庆体，是唐代长庆年间由白居易和元稹创立的诗体，在体裁上属于长篇的歌行，音节和婉，文辞绮丽，多用对仗，擅长铺叙，故殊便于传唱。我们且来看下面这一段，写战乱之后的萧瑟破败：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文辞绮丽哀怨，又明白如话，这正是长庆体的特色。

传统文学史认为端己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在唐代做官，后期是到西蜀，“委身伪朝”，在王建手下干事，前期创作以诗为主，后期以词为主。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端己本有美姬善文翰，王建托以教宫人为词，强行夺去。端己无可奈何，作《谒金门》词忆之，姬闻之不食而死。这种传说只可当小说家言，当不得真。只要细读韦词，就知无论说端己词多作于仕蜀时，还是说《谒金门》词是怀念被夺的姬人，都不思之已甚。

实际上，端己词主要作于他流寓江南直到中举后不长的那些年。他作品中的情事不像李商隐诗那样迷离惝恍，而是有非常明晰的时间序列。他的词都是写一己之情事，没有特别的寄托。比如下面这首《浣溪沙》：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pìng）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

明是在京应举思念爱人之作。词中的女主人公，当时他在流寓江南时所识，故结句希望与她携手进京。首句中的更（gēng）漏，是古时计时工具，是用铜壶钻孔，往下滴水以计算时刻，古时一夜分作五更，每一更有人击柝鸣锣，宣布更点，叫作更鼓，故计时工具称作更漏。更漏内的水已干，不再往下滴了，即所谓更漏残，那就是五鼓天明，夜色将尽，还是睡不成觉。何以夜夜失眠呢？因相思之情，备极残酷，故展转反侧，不能成睡。次句则云既不能寐，不如倚着栏干，看看天上的月色，寄托伤心吧。第三句“想君思我锦衾寒”写得不是一般的好，他不说我在想你，而是说想着你在想我之时，虽然盖着锦被，但是孤独难遣，依然感到寒冷。这样，情感就更深入了一层。

过片有可能暗用唐元和年间诗人崔郊的诗《赠婢》典故：“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先秦时，惟有贵族的家庭，屋宇才许雕饰，普通老百姓，只能住不经雕饰漆画的白盖之屋，是谓白屋，故画堂一般指权贵豪富之家。女子既已嫁入豪门，画堂虽仅咫尺，而两人之间的距离却深似大海，在思念她时，只能拿从前的书信慰解相思。但还有另一种可能，即该女子本出身于一豪富之家，因家中阻挠，不能与尚未释褐的端己结缡。结句还蕴有万一的希望，若是天可怜见，我们有机会再在一起，我又能高中进士，到那时携手游览京城，当时何等愉快？

《花间集》里还有端己的五首《菩萨蛮》，这五首一气呵成，与温庭筠的十四首作于不同时、不同地不一样。这五首词，也并不是像张惠言所讲的那样，是入蜀为官怀念唐王寄意忠爱之作，而是他在洛阳应举，怀念江南所作。江南本来也不是端己的家乡，但他在长安饱经战乱，流寓江南的日子反倒是难得的安乐时光，加以在洛阳应举，前途未定，追忆江南旧欢，思归不得，情绪十分复杂。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劝君今夜须沉醉。樽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

五首是一整体，但又可分前后两个层次。前三首为一层，重在对江南情事的追忆，后二首又是一层，重在寓居洛阳的所经所感。

第一首是劈头直入，由江南情事直接写开去。第二首是对第一首的回应。难道主人公不愿意回到家中吗？可是自己求取功名不得，又怎能轻言回去呢？“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写得多美！但这种美，不是靠意象的美而烘托，却是靠浓挚的情感，而且是经过理性的浸润后的浓挚的情感动人。第三首画面，是立足现在，追忆江南，有今昔对照之概。“如今却忆江南乐”一句领以下七句，一气贯注直下，笔力很是惊人。一结“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是一决绝语。所谓决绝语就是用发誓的方式说话，这是古诗词中常用的修饰手法，在诗词当中用上这种修辞手法，感觉就像是古乐府，非常地质朴非常地有力。

台湾的萧继宗教授，评说这三首词的结尾，说：

此三首后结，首云：“劝我早归家”，次云：“未老莫还乡”，末云：“白头誓不归”，实有层次，年愈老而语愈坚，思愈深而情愈苦。

堪称独具只眼。我们经常见到有些人说，时间会改变一切，但有些情感有些东西有些人他是永远不会变的，反而是时间越久，他心中的苦痛也就越加深挚。端己正是这样一位性情中人。

从第四首开始，转为现在时。“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表面上很旷达，有人生苦短，宜及时行乐的意思，实际上用在这里是反语。端己的生命态度极其认真，在词中故意说跟自己生命状态完全不同的话，反而显得更加的沉痛。第五首是对前四首的一个总结，也是端己对他现实人生的冷静观照。“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老而无成的才子，对着春光，尤其是冠盖如云作为陪都的洛阳城的春光，心中的郁结可想而知。“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魏王堤是指洛水流经洛阳城内的一段堤坝，为当时名胜，因曾赐给魏王李泰为苑囿，故称魏王堤。“柳暗”，是柳色转深，春天将尽了。见物候变异而心转迷，迷的是什么呢？作者并没有点明。他是把心中无限的悲伤，无限的矛盾痛苦，无限的绝望，全都藏在心底，只是告诉你，主人公心事转迷，他的心里面是有多复杂多么难受，你自己去品咂。

过片“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是说桃花漂在澄明透澈的春水之上，水面上浮游着对对鸳鸯。自《诗经·桃夭》之后，桃花就有与婚姻、爱情相关的意义，鸳鸯当然更是爱情的象征，故很自然地，主人公想到了远方的爱人：“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这个结句称得上是神完气足，情感特别充沛。

朱庸斋先生说：“韦庄之《菩萨蛮》与温庭筠风格不同。温词作风古艳，韦词作风古朴。温词‘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写无人之境，幽峭而哀怨；韦词‘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写有人之境，和谐、舒畅而静谧。可见韦庄善于搜索突出之典型景物，加以描绘，以表现当时之境况。”温词开出后来吴文英一路，韦词开出后来姜夔、张炎一路，前者秾艳精雅中，饶蕴幽怨，后者清丽妩媚中，自寓精壮。

端己的词里，我最喜欢的是这首《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贺裳《皱水轩词筌》说：“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端己‘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牛峤‘须作一生拼（pán），尽君今日欢’，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韦意，而气加婉矣。”这首词堪为韦词压卷，好就好在写得非常地决绝。端己哪里是在写怀春的女子，而是借这位女子的口，写出自己一毫不肯苟且的生命态度。他用生命的炽热与真诚，泼画出花间词的又一个高峰。

（本文摘自《长相思：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徐晋如著，长春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