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的同时更要注重"调结构"

摘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XX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宏观调控基调。“保增长”是目标，“扩内需”是途径，“调结构”是核心。其中，“调结构”是对“保增长”和“扩内需”的限制性规定。只有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保增长”才能保出高质量，“扩内需”才能扩到点子上，反危机才能反出长远效果。只有把“调结构”这篇大文章做好，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长远目标。
　　关键词：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XX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宏观调控基调。“保增长”是目标，“扩内需”是途径，“调结构”是核心。其中，“调结构”是对“保增长”和“扩内需”的限制性规定。只有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保增长”才能保出高质量，“扩内需”才能扩到点子上，反危机才能反出长远效果。只有把“调结构”这篇大文章做好，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长远目标。
　　
　　一、在“保增长”的同时必须强调“调结构”的重要性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世所罕见的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速达9.8％，最近xx年更是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然而，这种高增长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增强国家实力的同时，也积累下诸多矛盾和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种以生产要素的低价浪费性使用为依托、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结构失衡的增长方式。事实证明，这种过分依赖外需而忽视内需，重投资轻消费，重二产而忽视一、三产，重大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生态环境的结构性不合理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为避免经济大幅下滑，中央把“保增长”作为一项硬任务确定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构调整的任务就不紧迫、不重要。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冲击暴露出中国经济自身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当中，受冲击最严重、经营状况最困难的正是那些技术和管理水平粗放、低端、落后的行业和企业，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仍没有根本扭转，资源环境压力仍不断加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仍增长较快，没有完成节能减排的预期目标。所以，要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因此，在实行刺激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坚定地进行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促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决不能为了“保增长”而“饮鸩止渴”，把那些已经或准备淘汰的落后产能再重新扶持上马。要严防一些地方不顾其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市场条件等乱上项目的倾向继续存在。中央4万亿救市计划出台后，在许多地方政府随后跟进公布的庞大投资计划中，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偏重大型基建项目和重化工业项目的倾向。对地方政府来说，这些项目往往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可较快地、大幅度地拉动经济增长。但如果不能处理好“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调结构”有效规范“保增长”的合理方向和合理区间，某些在“保增长”名义下的经济扩张，就很有可能演变成新一轮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为今后的发展设置新障碍。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看问题，必须辩证地看待和处理好“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良性循环。“保增长”和“扩内需”的任务虽然很急迫，但必须有利于结构调整。否则，“保增长”和“扩内需”就可能偏离正确方向。重视结构调整，可能要压缩掉一些项目，影响一些眼前利益，但却给未来的长远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动力，有利于满足人们更高的需求愿望。另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增长”、“扩内需”是“治标”，是短期目标；“调结构”、促转型是“治本”，是长期目标。只有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才能事半功倍。
　　
　　二、调整需求结构的重点
　　
　　(一)应由过分倚重外需向侧重内需转变
　　有研究表明，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中国外贸依存度却超过60％，远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还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增长率如下降1％，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4个百分点。近年来，外贸依存度过高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反映，它直接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在带动技术进步、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济增长对出口的过分倚重，也导致我国受到更多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安全风险不断积聚。必须意识到，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其潜力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国内市场的拉动，要由偏重外需转变到内外需兼顾、更重内需的轨道上来。同时，出口结构本身也需要调整。目前这种工资成本低、资源消耗高和污染高的出口产品结构，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更加明显地暴露出其脆弱性，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
(二)把扩大消费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国民经济发展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来拉动。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一样，这三种需求对GDP拉动力的比重也有所不同。近年来，我国许多行业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这在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是投资率相对较高，消费率相对较低。在欧美发达经济体，消费占GDP比重通常在65％～75％，比重略低的发展中国家，也多占55％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又是居民消费而非政府消费。而我国的消费率20XX年以前一直在60％左右，从20XX年起就迅速降至50％以下，目前只有40％左右。20XX年中国GDP总量246619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占比仅36.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占比高达55.6％。这种不均衡的内需结构需要尽快调整。因此，把扩大消费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合乎规律的正确选择。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扩大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满足消费需求，消费的提高有赖于投资的增长和供给的改善。就目前而言，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更根本性的意义。在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从投资约束转向消费约束、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因素从投资扩张转向消费拉动的情况下，扩大消费需求就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投资需求是一种中间需求，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如果不能进入最终消费就没有意义，只会造成产能过剩。因此，中央在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中着力突出民生，有六条措施与民生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包括建设安居工程、发展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它所透露的政策信号是，要把扩大消费放在与扩大投资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想方设法促进人们消费能力和消费品质的提高。
　　要扩大居民最终消费，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20世纪80年代我国GDP年均增长9.3％，90年代为10.1％。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80年代为7.5％，90年代降为5.2％。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20xx年下降到12％，20XX年后下降到10％左右。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职工数指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约1.1亿，尚不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个体劳动者等。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使国民收入的分配适当向消费倾斜，逐步改变职工工资总额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局面，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是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正确选择。根据党的十七大确定的收入分配目标和分配原则，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关系，当务之急是要扼制强势集团凭借行政权力和垄断地位谋求自身利益的扩张，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速度和数量。其中，低收入阶层包括：企业退休职q-；以劳动报酬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一线工人；进城的农民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的农民；商业、餐饮业等服务业中的服务员；一部分就业不充分的青年知识分子等。提高上述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不可能全靠财政转移支付解决问题，但政府的公共政策仍大有可为。如，实施促进就业的公共政策，适度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必要的产业扶持政策，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财政支出政策，免费提供的劳动力培训政策，公共服务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社会政策，等等。这些公共政策如能有效实施，会促进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尽快提高，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目标。
　　
　　三、调整投资结构应注意的问题
　　
　　(一)基础设施投资重点是填补短线和加强薄弱环节
　　目前，适当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是“保增长”的必然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项目都要上。我国基础设施全面短缺的时代已结束，现在和将来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相对短缺和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处理全面短缺和处理结构性短缺的思路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在全面短缺背景下，投资领域和投资项目的选择相对来说不很重要，因为无论把有限的资本投向哪里，都会取得明显的直接投资效益和外部效应。而在结构性短缺背景下，如果投资领域不当，项目选择不合理，就不能取得预期的投资效果，且可能造成巨大浪费。在结构性短缺背景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突出重点，有所选择，把填补短线放在首要位置。所谓短线，既包括现期短线，也应包括预期短线。现期短线是指那些现在就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而明显滞后的基础设施部门、环节和项目。预期短线则是指那些暂时能满足需要，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或短或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便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产业。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周期长，在短缺没有发生之前适宜的时间内就必须做好填补短缺的准备。基础设施建设填补短线，在具体决策时应慎重做出如下选择：一是行业选择。有的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步接近成熟期，其供给能力基本能满足社会现期和预期需要，就不宜再实行全面扩张政策，而应控制规模在提高运行质量上下功夫。二是区域选择。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布局，要把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与缩小区域差距两个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基础设施投资适当地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在一段时间里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倾斜的度，要充分考虑当地直接生产部门的实际需要，脱离实际需要的过度投资只能造成闲置和浪费，而不能帮助当地加快发展。发达地区由于直接生产部门发展快，因此对基础设施部门也会产生新的需求，对这种客观需求不能人为地加以抑制。三是项目选择。加强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的建设，最终要落实到项目选择上。对投资的部位和环节要进行细化论证，保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如，有些地区不是电站少，发电量不够，而是电网老化，设备陈旧，影响了安全有效供电。对这样的地区，电网更新改造则是当务之急。另外，在项目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那些尚未完工的在建项目和前期论证理由充分的项目，要坚决扼制那些盲目上马项目和拍脑袋工程。
　　(二)扶持困难行业决不能保护落后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向实体经济不断扩散的背景下，不少企业遇到了各种困难，需要国家采取一些扶持政策，但这些政策需要进一步细化，有区别地对待。有些企业运行状况良好，有自主品牌、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对这类企业政府应鼓励其进一步发展和做强做大。另一类企业属于遇到暂时困难，从技术和产品来看，发展前景还比较好，对这类企业国家需帮助它们度过暂时的难关。第三类企业技术落后、产品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对这类企业政府救助的重点不是救企业，而是解决企业破产后带来的问题，如，就业、困难救助、社会保障等。在经济危机中淘汰落后企业和落后产能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经济法则使然，人的主观意志无法抗拒，也不应抗拒，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另外，“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尚未完成，决不能在“保增长”的口号下松懈下来，把那些高消耗高污染的项目再扶上马。同时，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钢铁、化纤、汽车、水泥等，也不能以“保增长”为名进行低水平重复建设。
　　(三)投资目标取向要充分考虑就业问题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必须保就业、保民生，这也是“保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依靠大型基础设施和重化工项目的高速增长是解决不了就业问题的。国内外很多经验证明，超高速增长往往得益于大型基建项目和重化工的超常规扩张，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的产业结构不易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2％～3％的GDP增长就能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而我国现在10％左右的速度还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忽视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政府投资计划不能向吸纳就业有限的大项目过度倾斜，应适度向中小企业倾斜，以有利于保就业、保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