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前后的几次政治上书

作者：刘国军

求是学刊 1996年08期

　　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前后，一些爱国的士大夫频频上书清廷，公开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谋中国独立和富强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性上书活动的发生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了解这几次上书活动，弄清其产生的原因，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近代先进思潮的演变及其走向是很有必要的。

　　在中法战争前后，共有四位爱国士大夫先后上书清廷，提出开设议院以求实现国家富强的主张和建议。最先做出这种政治举动的士大夫是不大为人们熟悉的崔国因。

　　中法战争爆发前夕，崔国因向清廷递上了《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在这份奏折中，崔国因发表了一系列开设议院以图中国富强的见解。在奏折中，他首先陈述了中国边疆的严重危机形势，然后，提出了储才、练兵、兴利等十项自强之道，其中，第九项便是“开议院”。为什么要开设议院，其具体形式如何，对此，崔国因在奏折中均有交待。他说：“议院之设，分为上下，其上议院由王公大臣议之，所以率作兴事，慎宪省成，知其大者远者也。下议院由各省民间公举之人议之，所以通幽达隐，补弊救偏。兴利除害，知其小者近者也。夫搢绅之族，食禄之家，其分近于君而远于民，患其不知民隐也。则有下议院以通之，草茅新近之氓，其于闾阎之利病知之至真，祸乱之倚伏见之最近；其所短者，唯恐其识见拘墟，不适于用也，则将上议院以裁之。”〔1〕

　　在崔国因看来，设立议院，不仅可以沟通上下之情，也可以使百姓为国分忧，解决兵源、饷源问题，从而有效地抵御外侮。为了使议院之设真正起到沟通上下之情的作用，防止流于形式，崔国因还提出了议员的任期年限：“是限以三年，使上议院无权重之弊，而下议院之新举自民间者，于民事知之至悉也。”在崔国因看来，这十项自强之道中。开设议院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议院设而后人才辈出，增饷增兵之制可以次第举行也。”“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2〕这样，崔国因便成为近代中国上书政府公开要求开设议院的第一人。

　　崔国因提出开设议院要求的第二年，即1884年，郑观应和张树声也上书政府，分别提出类似的建议。从具体时间上看，郑观应的上书略早于张树声的上书。早在19世纪70年代，郑观应就在《易言》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应仿效西方，设立“议政院”的主张。他当时所说“议政院”，就是议院。虽然郑观应看到了西方议院制度的某些好处，但当时对议院的认识还是极其肤浅的，他还没有认识到议院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进入80年代以后，郑观应对议院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加深。他认为，设立议院有很多好处，除了可以根绝专制、澄清吏治外，还可以使国家富强，抵御外侮。正如他所言：“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望国耳，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以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3〕正因为设立议院有诸多好处，所以他竭力主张在中国开设议院。对于那些认为“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的反对者，他曾给予有力的反驳。那么，中国要学习西方的议院制，采用哪种政体更合适呢？郑观应对此回答说：“余尝阅万国史鉴，考究各国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盖五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4〕显然，郑观应既反对“权偏于上”的君主专制政体，而且也反对“权偏于下”的民主共和政体，他所极力主张在中国建立的是“权得其平”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郑观应不仅著书立说，倡言立宪，坐而论道，而且，他还于中法战争期间上书清廷，建议召开国会。有关具体内容，郑观应在晚年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有简略的叙述。他在信中写道：“我国积弱数千年之原，由于怀私，怀私由于政行专制，只知利己，不知爱国。不知爱国，则不能合群，人心涣散。……今欲反弱为强，须无利己之心方知爱国，既知爱国，必变专制，须开国会，设内阁。”“余于甲申中法之役，曾上书政府，请开国会”〔5〕。郑观应的这份上书递上去后，被清政府认为是“狂妄之言”，加以拒绝。

　　郑观应上书政府的活动失败数月之后，张树声又采取了同样的举动。1884年10月26日，张树声在病危之际，伏枕口授了一份奏折，即他的著名的《遗折》。在《遗折》中，张树声提出了开设议院的主张。同崔国因一样，张树声在《遗折》中首先陈述了一番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形势。他说：“溯自五洲万国通市款关，泰西之人，负英鸷之性，扩富强之图，由制造而通商，由通商而练兵，挟其轮船枪炮之坚利，以与我中国从事。数十年来，俄罗斯侵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由印度、缅甸以窥滇藏，法兰西据西贡、海防而谋滇粤，睢盱忸状，日益难制。”接着他又批评了政府的失策：“而中国蹈常习故，衣冠而救焚，揖让而拯溺，其何以济耶？”〔6〕随后，他便说出了人们所熟知的那段话：“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7〕最后，他希望皇上能“通筹全局，取琴瑟不调甚者而改弦更张之”，“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8〕张树声是从体和用关系的角度来谈论议院的。在他看来，西方文明是一个既有“体”又有“用”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要想学习西方以图富强，必须引入西方的“用”，同时还要引入西方的“体”。

　　继崔国因、郑观应和张树声之后，第四个公开向清政府表达这种政治主张的爱国士大夫是康有为。1888年，康有为利用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写了一份五千言的《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在上书中指出，目前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大的变革。如果现在不及时采取应变措施，中国不仅有亡于强敌之虞，而且也将会有“金田之役复起”的可能。为了挽救中国的危局，康有为向朝廷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在阐述“通下情”主张时，康有为指出，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他说：“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变，反以蔽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蠢，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9〕那么，如何通下情呢？康有为提出：“今若增设训仪之官，召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则皇太后皇上高坐法官之中，远洞万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哉？”〔10〕康有为所设计的“训仪之官”，既来自民间，又有向朝廷和皇上提出建议、发表言论的权力，显然，康有为试图在不否定君权的前提下为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争得一点发表意见的权力和机会。他所表达的思想与崔国因、郑观应、张树声等人所表达的君主立宪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上述四人的社会地位迥然不同。崔国因是上层官僚，张树声是封疆大吏，地位较高。与崔、张二人相比，郑、康二人社会地位偏低。当时，郑观应是有学问的民族资本家，康有为不过是个无名秀才。这些地位不同的爱国士大夫采取相同的政治举动，在当时是要承受很大风险的。崔国因的上书无下文；张树声迫于时忌，直到病危临终之际才将蓄之已久的议院思想表达出来；郑观应的上书被清廷视为“狂妄之言”：康有为则因这次上书被主考大臣认为是不可用的狂生，最终落榜。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置风险于不顾，不约而同地上书清廷，这决非历史的偶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中国边疆危机的严重。从19世纪70年代起，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伴随着这一过渡，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东方是列强角逐的焦点。列强在把中国周边的邻国逐个变为殖民地和保护国之后，便向中国的边疆地区进犯，中国边疆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引起了爱国人士的普遍关心和忧虑。如何摆脱这种日益严重的危机，成为他们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

　　其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异常艰难和困顿的环境中挣扎生长。在80年代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样就为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新的时代思潮兴起提供了经济基础。

　　第三，洋务运动弊端的逐步暴露。以学习和引进西方器物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此时已轰轰烈烈、沸沸扬扬地推行了二十余年。洋务运动在其兴起的初期曾给不少爱国的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但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单纯引入西方的器物文明，其局限性显而易见。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体”与“西用”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中法之战，既暴露了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也暴露出洋务运动的诸多弊端。经过这场战争的检验，越来越多的人们不抱有希望和幻想，开始另寻富强之路，另觅救亡之途。

　　第四，是先进中国人对西方文明认识的逐步深入。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伴随着中国门户的对外开放，西学东渐规模的逐步扩大，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先进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部分到整体，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思辨，他们已顺着坚船利炮、科学技艺之藤，摸到了君主立宪制度之瓜。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这些爱国士大夫们不仅在思想上形成共识，而且还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相同的政治举动。这种政治举动既体现了他们不畏艰险的政治魄力，也成为90年代维新运动兴起的前奏曲。

　　注释：

　　〔1〕〔2〕崔国因：《枲实子存稿》，光绪年间刻本，第22、23页。

　　〔3〕〔4〕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

　　〔5〕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页。

　　〔6〕〔7〕〔8〕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遗折》。

　　〔9〕〔10〕《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29、130页。

作者介绍：刘国军 黑龙江大学马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