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见于《史记・商君列传》，是战国策士赵良对秦相商鞅的谏言。赵良要投入商鞅帐下，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终日正言而无诛”，换句话说，就是整天说真话但不被打击报复。赵良还举了前代的两个典型例子，周武王身边不乏谔谔之士，最后能够成就大业；殷纣王周围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最后亡国亡身。商鞅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并且进一步引申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的道理。不过，后世对此理解最透彻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了。 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的关系，好比齐桓公和管仲的关系。魏徵是当年隐太子李建成的洗马，还曾经劝李建成早点干掉李世民。他能够在刀光血影的玄武门之变后全身而退，并且得到昔日仇敌、今朝新君的圈子重用，最应该感激涕零。可这个魏徵偏偏不招人待见，屡犯龙颜、逆圣听，给唐太宗来了个《十思疏》，条条框框地耳提面命，一点没有摆正自己的位子。身为谏官，大面上提提意见也就罢了，偏偏还要事无巨细。唐太宗要把中男以上十八岁者纳入兵役，魏徵死也不肯签署，还当着百官的面据理力争，说出一套“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畋，明年无兽”的道理来，逼得唐太宗收回成命。朝堂之上也就罢了，偏偏还管帝王家事，连太宗嫁女儿陪多少嫁妆，对某个皇子表示一下恩宠，这些百官都不过问的私生活，魏徵却要多事，说什么于礼不合之类，常整得唐太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 莫说文治武功，就论从谏如流的容人之量，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中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同唐太宗比肩的。饶是如此，魏徵依然不依不饶，整天围着皇帝耳朵边不断提醒他注意纳谏：说得好您要听，说得不好您也要听，水平高的要听，水平低的也要听，不然大臣们谁敢说话呢？有一次更是直截了当批评：您现在纳谏态度可不如当年了，贞观之初您求谏若渴，唯恐人家不说话；后来也能高兴地听从谏言；现在依然纳谏，但经常流露出不高兴的脸色，让臣子们都看在眼里。身边有魏徵这么一个家伙，要是一般人恐怕连上朝的兴趣都没有了。 唐太宗也不是没有怒过，一次退朝之后到长孙皇后那里撒气，嚷嚷着要把这个“乡巴佬”给办了。亏得皇后贤明，穿戴好典礼才用的正装，向皇帝下跪道贺他得到一个忠臣，这可是圣君的标志，才使得唐太宗转怒为喜。魏徵去世之后，太宗亲自祭奠，并留下了那段传颂千古的“三镜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就是第三面镜子。贞观十八年太宗征高丽失败后，感慨“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中国文化讲求反求诸己、退恭自省，既要每日三省吾身，也要见贤思齐，向他人学习，虚心接受批评，从而正心修身、不断进步。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痛恨上下左右逢源的乡愿，尊敬像楚狂接舆、荷�老人这样的狂狷之士。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关系，是君子之间的和而不同、比而不周，而非小人之间的同而不和、周而不比。进入政治领域，理想的君臣关系，就是“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我们的中学课本中就学过《战国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历朝历代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周厉王不听召公谏言，还要止谤路人，最终民怨沸腾，冲垮了周王朝的堤坝。秦二世时赵高在朝堂之上指鹿为马，满朝公卿唯唯诺诺，少数说真话的人被一一清除，秦二世周围再无忠臣。官渡之战，袁绍拒绝田丰、沮授等人的逆耳忠言，曹操则广招贤士，虚心求教，连袁绍手下的谋士许攸也为曹操所用，最终击败袁绍一统北方。同样是曹操，在接下来的赤壁之战中却一意孤行，败走华容道后痛哭谋士郭嘉早死，致使身边无人劝谏自己纠正错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仿连珠》一文中，提出了“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唐太宗的“三镜论”也许就脱胎于此。 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有话都不说。大凡成就大业者，往往虚怀若谷，从内心深处愿意倾听不同意见。明代大儒王阳明主政地方，出巡时让衙役打的牌子不是常见的“肃静”“回避”，而是“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一时传为佳话。 【鸿雁荐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2月29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