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一位最卓越的诗人
那天，阳光灿烂。2007年上班第一天（元月4日），上午9点多吧，舒婷走进我的办公室，问：“老蔡昨天凌晨逝世，你知道吧？”很意外，“我，还不知道。”答后，我赶紧安排撤换文稿的事，我问舒婷，“有旧稿吗？”“有，《鼓浪屿老歌》，老刘那里有一篇，已经给《香港文学》了。”舒婷答道。老刘即刘登翰。我对舒婷说：“你那篇赶紧拿过来，登翰我立刻联络。”打老刘手机，他正在福州，答应今天把《中国诗坛的“蔡其矫现象”》传真过来。王莹说她也有一篇写蔡其矫的，我说很好，赶紧趁《厦门文学》1月号未开印，将悼念蔡其矫专辑推出。我庆幸《厦门文学》1月号迟了，而在杂志上悼念蔡其矫，《厦门文学》恐怕全国最早。 这天下午，我即接受了《厦门晚报》龚小莞、《厦门商报》龚冉、《东南早报》阿贵、《厦门日报》年月等记者的采访，我对他们说： “蔡其矫不仅仅属于福建，属于中国，还属于世界。他在整个华人世界具有很大影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我还用了“最卓越”来评价蔡其矫。蔡其矫的逝世的确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回望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能在各个时期留下至今还堪称优秀诗歌的诗人，绝对凤毛麟角，而蔡其矫应是第一人。从其成名作《肉搏》（1942年）算起，我随手翻捡一下，至少有《兵车在急雨中前进》（1945年），《雾中汉水》（1957年），《川江号子》（1958年），《九鲤湖》（1961年），《梨园戏》（1964年），《屠夫》（1973年），《玉华洞》（1975年）等。要知道，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不断，“左”风炽烈，劫难接踵而至，诗人蔡其矫竟然能够坚定地在真善美的艺术道路跋涉，简直是人间奇迹！也写于1975年的《祈求》，后来被誉为“伤痕文学第一诗”，成为一个经典，而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敢于“祈求”人最起码的“祈求”，蔡其矫真猛士也！80年代、90年代，蔡其矫依然写出优秀的诗作，即使进入21世纪，他也非乏善可陈。 当然蔡其矫也写过失败之作，印象中80年代写新疆的《宣传部长》（假如我没记错），以及近几年写的《徐福东渡》。不过，瑕不掩瑜，况且，这再正常不过了，这世上有哪一位诗人没写过失败之作？ 蔡其矫是一个泛爱的人，所爱的女人很多，所爱的地方也不少；厦门对于他应该是特殊的，依我之见，仅稍逊于他的故乡晋江。我认为蔡其矫是爱情诗人、故乡诗人、海洋诗人。不是他故乡的厦门，在他看来是美女，海上的美女，而且是最美的诗篇。 生于晋江园坂的蔡其矫，8岁时从厦门港出发，漂洋过海到南洋，11岁回国，又在厦门上岸，并在鼓浪屿的福民小学（今笔山小学）插班读书。从此，他与厦门结缘，深且远。1953年，他从北京到沿海各地采风，于1954年至厦门，第一次在厦门开文学讲座，引起反响。1956年，他至厦门，投宿鼓浪屿，写下两首经典的厦门诗歌《海峡长堤》和《鼓浪屿》，“夜下的鼓浪屿，在睡眠中的美人”之名句流传至今。1957年，反右前夕，他写下名篇《红豆》，“太阳万岁！月亮万岁！/星辰万岁！少女万岁！/爱情和青春万岁！”这样在当时异常惊世骇俗，又与政治气氛绝不融洽，与革命时代违悖的诗句，居然是在《厦门日报・海燕》第一次发表，可见他对厦门的偏爱。1958年底，调回福建省文联任职的他，又立即奔赴厦门，这位当年的红军战士，回到自己的军旅之中，在厦门前线，他与解放军官兵相处了不少日子。对这个他挚爱的城市，有另一些层面的认识。 蔡其矫一生究竟来过厦门多少次，恐怕难以计数，他为厦门写的诗歌，已经发表的该有近10首吧。而他在厦门的报刊发表的诗歌就有一大批了。由我责编在《厦门文学》发表的就有两个组诗10多首（《友爱长青》1992年1月号，《悬崖上的百合花》1997年10月号），而且，都是佳作。去年端午节，蔡其矫再次来到厦门，在鼓浪屿诗歌节，他又为厦门写下一首诗《花树下》，这应是他写给厦门的最后一首诗吧。 蔡其矫与厦门结缘，最让世人关注的莫过于他和舒婷的关系。1972年，蔡其矫来厦门，第一次读到舒婷的诗歌，为这位女知青的才华所赞叹，直到1975年，他才在厦门与舒婷认识。由于蔡其矫的尽力，舒婷终于被世人所瞩目。我不认为没有蔡其矫就没有舒婷的今天，但舒婷在诗歌创作能够取得的如此成就，蔡其矫功不可没我以为他俩不仅是师生之间的关系，更是诗人之间的关系。难能可贵的是，他俩自交往以来，就以纯粹的诗心为中国当代诗歌的繁荣而不断创造，付出心血，而他俩的情谊早已成了中国诗坛的佳话，中国诗坛的这两颗星会在诗史中永远闪光。 或许巧合，或许注定。蔡其矫逝世的消息是由舒婷告诉我的，而80年代初期，我与蔡其矫认识，似乎也是舒婷的缘故。那天他俩一同到华侨大学的教工集体宿舍找我，我不在，那时我与蔡其矫还未见过面，一晃，20多年过去了，如今则生死两隔矣。 【责任编辑 苏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