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

作者：石毓智

中国语文 1995年08期

　　提要 本文以象声词、联绵词和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一种新的韵律单位——大音节结构。一个大音节至少由两个普通音节组成，其间对应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表明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大音节结构的存在，可能是对汉语比较简单的普通音节构造的一种补充。文章还对大音节产生的机制提出了假说，认为它们来自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音节的扩展，二是汉语特有的音节模式的限制。本文还尝试根据所归纳出的大音节结构的组织原则，对有关的音韵现象进行解释。

　　引言

　　每一种结构体都是由更基本的元素组成的。普通音节的元素是音素，本文所讨论的大音节的元素则是普通音节。一个大音节至少是由两个普通音节组成的，但是它的性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多音节。一般情况下，相邻音节的元素之间不发生什么联系，每个音节各自形成自然的、独立的单位，比如英语的compute（计算）是由两个音节com和pute组成的，它们之间的元素没有任何联系。然而，汉语大音节的情况则不然，比如象声词“刺棱”和联绵词“窟窿”，第二个音节的声母的音响度(sonority degree)总是高于第一个音节的，两个主要元音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下文将详细讨论）。跟普通音节一样，大音节也是一种自然的韵律组织(prosodic organization)。本文的分析将表明，大音节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汉语语音系统的了解，而且也有助于解释汉语中的许多疑难的音韵问题。

　　文章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一下有关的理论背景；第二部分讨论普通话的象声词和联绵词给大音节结构存在所提供的直接证据；第三部分考察大音节的组织原则在方言及历时材料中的应用；第四部分探讨大音节产生的机制；第五部分尝试运用大音节的原则来解释一些特殊的音韵现象；最后是一个简短的结束语。

　　一 关于音节的理论背景

　　音节是一个老话题，可是过去十几年又引起了不少语言学家的兴趣。尽管至今尚没有一个关于音节的统一定义，但是音节作为一种自然的语音单位的合法性是没有争议的。公认音节的主要特征为：（一）有自己的内部结构；（二）其结构的形成遵循一定的原则；（三）其内部音素的配合受到一定规则的限制。（详见Kiparsky 1981,Steriade 1982,Levin 1985等）

　　尽管不同语言的音节结构不尽一样，但是它们的内部结构是相同的。每个音节都必须有一个音核（nucleus，下文用N表示），其前为音首（onset，下文用O表示），其后为音尾（coda，这里用C表示）。后两者都不是必须有的。三种成分中，音核和音尾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形成一个韵脚(rime)。下为首节在传统语法中的结构图式（S代表音节）：

　　(1)

　　

　　像词组成句子一样，音素组合成音节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种原则在不同的语言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音节的组织通常以音核为中心。音核通常由元音（下文用V表示）充当，辅音（下文用C表示）则依附于元音，常出现在音首或音尾的位置。绝大部分语言的音节结构不外乎这几种：V、CV、VC、CVC，比如Somali、Tangle、Yamelmani和现代汉语都是如此。这些语言的共同特点是没有辅音丛，一旦在音节某一位置出现了辅音丛，就会用插入元音或别的办法把它们分开。这一点是后文“压模理论”提出的重要根据之一。

　　而英语、波兰语等的音节结构就复杂多了，因为它们允许辅音丛的存在。辅音丛的各音素的排列顺序严格遵循着“音响顺序原则”(sonority sequencing principle)。该原则的具体内容为：

　　(2)从音首到音核方向的各个音素的音响度逐渐增加；从音核到音尾的各个音素的音响度逐渐减弱；音核的音响度最高。已经确定出的不同语音类别音响度的级别为：（参看Kenstowicz1994）

　　(3)元音＞介音＞边音＞鼻音＞阻塞音有一种观点认为，介音和边音的音响度很接近，可以看作是同级的。（见Clements 1990）例如，英语中有plate、free，而没有*lpate、*rfee，因为辅音丛lp、rf违背了音响顺序原则。音响顺序原则是我们确定汉语大音节结构存在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 普通话的象声词和联绵词

　　现代汉语的多音节词已占主导地位。它们又分为两类：（一）其中每个音节都代表一定意义，如“干净、纸张”等，通常称之为复合词；（二）单纯的多音词，即只有几个音节合起来才表示意义。象声词和联绵词都属于第二类，这二者的音节组合都跟复合词不一样，完全不受语义或语法因素的影响。所以，它们的音节配合对观察汉语语音系统的组织原则在音节安排上的应用是一个理想的窗口。

　　2.1 象声词。我们从《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和《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1983）中，共收集到了近百条还在使用的象声词。例如：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归纳出五条原则。

　　［原则1］（一）每一个双音节象声词的第二个音节的音首的音响度，必须等于或高于第一个音节的音首的音响度。比如，“扑通”的两个音首的音响度相等，“唰啦”的第二个音首的音响度高于第一个的（关于不同音素的音响度级别参看(3)）。（二）同样，如果有音尾的话，第二个音节的音尾的音响度一般要高于或等于第一个音节的音尾的音响度，如“乒乓”；如果只有一个韵尾的话，该韵尾一般只能属于第二个音节，如“扑通”。就所统计到的用例看，只有几个例外，如“哼哧、哼唧、哼哈”。前两个实际上是同一个象声词的变体。这几个例外都是表示费力或不愉快的声音。因此，可以认为这是汉语有意违犯上述原则以取得特殊表达效果。如果用S表示音响度，O表示音首，C表示音尾，有下列公式；

　　(5) a.S(O[,2]）≥S(O[,1]) b.S(C[,2]）≥S(C[,1]

　　在更高的程度上，上述规则也被遵循着。Steriade(1982)认为，在塞擦音中，擦音的音响度比塞音的高。上述的用例表明，如果一个擦音和一个塞音出现在两个音首位置上，顺序只能是“塞音＋擦音”，比如“咔嚓、扑嚓、嘎吱”等。后文将看到，这一规则也被方言的大音节所遵循。

　　双音节象声词的两个音核之间也存在着很强的联系：第一个一般是前、高元音，第二个一般是后、低元音，比如“丁当、乒乓”等。这种联系在这儿只是一种明显的倾向性，但是在很多汉语方言中变成了严整的规律。有趣的是，所有的例外都是表示一种费力、不悦耳的声音，如“嘎吱、咕唧、哎哟”等。这也可以看作是汉语有意违犯这一原则而创造的特殊表达效果。令人惊奇的是，英语中类似重叠的象声词的两个元音之间也有这种倾向性，比如ding-dong、ping-pang、pit-a-pat，tick-tock等。根据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尚未发现反例。

　　Zec(1988)认为，前高元音的音响度要比非前高元音的音响度低。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概括出一个总的规则：

　　(6)如果用Xi表示双音象声词的相同位置上的音素，那么S（X[,2]≥S(X[,1]）。

　　［原则2］像一定的词类只能出现在一定的句法位置一样，不同类别的音素共现时，也有一定的位置限制。明显的例证是边音只能出现在第二个音首的位置上。收集到的资料有53个[l]作音首例，只有两个[l]是用于第一个音首的，而且其条件为第二个音首也是[l]，它们是“哩啰、哩啦”。边音的分布可以从［原则1］中逻辑导出。根据(3)的音响级别，边音是所有辅音中音响度最高的。［原则1］要求，第二个音首的音响度必须高于或等于第一个的。这样，当一个边音和另外一个辅音共现时，边音只能出现在第二个音首的位置。所谓的两个例外，其实也是符合［原则1］的，因为两个音首都是边音，其音响度自然相等。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方言中的象声词和分音词的第二个音首也多为[l]的现象。

　　［原则3］象声词的两个音节共用一个声调。普通话有四个声调，就双音词而言，应该有十六种可能的搭配。然而几乎所有的双音节象声词的两个音节都是阴平调，实际上是两个音节一个声调。这强有力地证明，双音节象声词是一个整体。

　　［原则4］象声词重叠扩展的最多音节数不超过4个，比如“哗哗啦啦、轰轰隆隆”。有意思的是，一个普通汉语音节的最多元素也是4个，如。这种大音节和普通音节元素构成的相同数目限制，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现在尚不清楚。

　　［原则5］双音节象声词的扩展要遵循一定的格式，正确的为XYY或者XXYY，但是*XXY、*XXXY和*XYYY都是不合法的。这一原则可以解释一种奇特的语音现象。很多象声词和其他词语的重叠式中间往往插入一个音首为[l]的音节，比如“哗里哗啦、乒里乒乓、胡里胡涂、普里普通”等。很明显，插入“里”是为了避免出现不合法的＊XXY格式。

　　所有上述规则证明，双音节象声词是一个密切相关的有机整体。它们都属于本文所说的“大音节结构”。下文的分析，把上述归纳出的原则看作大音节的普通原则。

　　2.2　联绵词。联绵词属于另一类大音节结构。它们虽与象声词的语义类型不一样，但其语音形式的构成原理却是一样的，即都不受语义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我们从《现代汉语词典》中共收集到269条联绵词，其中242条符合大音节的主要组织原则，占总数的90%左右，规律性非常强。例如：

　　(7)觱篥 磊落 蜉蝣 芬芳 髑髅 蝌蚪 抖擞 耵聍 栲栳 铛锒

　　蛞蝼 廓落 傀儡 魁梧 窟窿 豁朗 馄饨 贿赂 彷徨 玲珑

　　囫囵 蝴蝶 箜篌 岢岚 橄榄 呆板 奚落 伉俪 矇眬 蚯蚓

　　蚰蜓 觊觎 茱萸 犰狳 囹圄 笊篱 踯躅 秋千 疙瘩 纰缪

　　模棱 茉莉 绸缪 埤堄 缥缈 迷离 孟浪 蛤蟆 褴褛 霹雳

　　在这里，第二个音首的音响度一般要高于或等于第一个的。对其他原则，多多少少都有些出入。这可能是语音演变对其语音形式的影响造成的。最不规则的是声调格式，联绵词似乎没有一个固定的声调格式。这是因为声调是语音演变中最易变化、最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仔细考察会发现，绝大多数联绵词包含至少一个平声调（阴平或阳平），这表明刚产生时也可能是两个阴平调（绝大部分阳平是从阴平演变来的）。

　　三 来自方言和历史的证据

　　以上的结论要上升为规则，还必须寻求更广泛的材料支持。来自方言和历史的大量事实证明，大音节结构的组织原则是作用于历时、共时和各地方言的汉语语音系统的总规律。

　　3.1 元杂剧中的象声词。赵金铭(1981)收集分析了300余条元杂剧中的象声词。它们的语音形式的组织严格遵循着大音节结构的组织原则。元杂剧的语言属于近代汉语，可以忽略语音上的细微变化，而且语音都是朝着相同或相近的音类变化的，因此不影响下面的讨论。例如：（为便于讨论，此处所举赵文中象声词的音标为笔者所注）

　　

　　

　　双音节词少有例外。(8)b、c的三、四音节词，从左向右，构成大音节，第二个音首的音响度总是高于或等于第一个的。(8)d的重叠词缀实际上是一个单位，它与其前的音节构成一个大音节，其音首的音响度等级和排列顺序也都遵循大音节结构的组织原则。

　　赵还对元杂剧象声词的重叠格式进行了统计，没有发现*XXY、*XXXY、*XYYY等重叠式。从元杂剧到现代汉语象声词的一致性上可以看出，象声词语音形式的构成并不是随意的，它们受着大音节结构组织原则的支配。

　　3.2　获嘉方言的象声词。贺巍(1980)总共记录了40余条获嘉方言的象声词，它们的音节安排也完全遵循大音节结构的组织原则。例如：

　　

　　从获嘉方言的象声词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两个音节的音首位置的音素搭配情况见下表：

　　

　　上表表明，在一个大音节的两个音首位置上，“唇音／舌背音＋舌尖音”是唯一正确的顺序。此外，两个音首音素的共现还严格遵循 Leben(1979)提出的著名的“硬性语音结构原则”(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该原则认为，语言避免一致的语音单位相邻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同一发音部位的音素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音首的位置，即“*唇音＋唇音、*舌尖音＋舌尖音、*舌背音＋舌背音”都是不合法的语音形式。表文还显示，所有的舌尖音都不能在第一个音节的音首位置出现。还有，音响顺序原则也被严格地遵守着，每个象声词的两个音节的声调都是一样的。下面分析分音词时，还将进一步讨论获嘉方言的大音节结构。

　　3.3　潮阳方言的象声词。张盛裕(1979、1982)论论了潮阳方言有趣的重叠形式。先让我们看一些例子：

　　

　　

　　潮阳话的每一个象声词都包含一个共同的音节/kio/，其义为“声”。尽管该音节独立于其余部分（不受大音节原则的制约），但是它对所在大音节的语音形式的结构也有影响。首先，/kio/占了大音节一个成员的位置，所以剩下的构成大音节的普通音节数不能超过三个。其次，由于/kio/的平衡作用，使不合法的重叠式XXY合法化，比如/ti ta la/不能单独出现，但是/ti ta la kio/是正确的形式。

　　从潮阳话的象声词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存在于普通话双音节象声词的两个音核之间的倾向性联系，在潮阳话中上升为一条严格的规则：第一个音核必须是前、高元音，第二、三两个音核必须是后、低元音。

　　（二）对于四音节象声词（算/kio/），第三个音首辅音的音响度必须高于其前的。有一例是例外，即，第三个音首和其前的都是鼻音，它们的音响度是相等的。这样，第三个音首的音响度就没有较前增加。但张的报告还提供了有趣的唯一一个五音节例：

　　(11)

　　这实际是那个例外的变体。这个变体产生原因的合理解释是，因为在第三个音首没有实现音响度的增加，就用插入一个以边音为音首的额外音节加以补偿。前文说过，边音的音响度是高于鼻音的。从表面上看，例(11)是一个很奇怪的形式，而实际上它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满足规则要求。

　　另外一个重要的逻辑推论是，如果第一个或第二个音节的音首是边音/l/，大音节的普通音节数目就不能超过两个（不计/kio/）。因为边音是所有辅音中音响度最高的，所以在第三个音节的音首位置不能实现音响度的增加。张所提供的所有以/l/为第一或第二音首的词都是双音节的（不计/kio/）。例如：至此，我们不禁惊讶，语音规则是何等的严整！

　　（三）可以用几个公式表示位于一个大音节中的几个音素的音响度关系。如前，S表示音响度，O表音首，N表音核，C表音尾。

　　(12)

　　上述潮阳话象声词的（二）和（三）特征，实际上是大音节组织［原则1］的推广应用。

　　（四）尽管潮阳方言的象声词没有一个固定的声调格式，但是一个大音节的各个普通音节（不计/kio/）必须采用同样的声调，比如等。至此已发现两类大音节的声调格式：一是普通话的格式，其大音节的普通音节一般只有一个固定的声调格式，即为阴平调；二是潮阳话的格式，尽管没有共有的声调类型，但是一个大音节中的各个普通音节必须共有一个声调。宜都话的象声词的声调格式跟潮阳话的一样（见李崇兴1986）。两类声调格式都证明大音节是代表一个整体。

　　以上的分析表明，潮阳话的象声词也是属于大音节结构，位于其中的各个普通音节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3.4　北京话的重叠式象声词。朱德熙(1982)比较了北京话和潮阳话象声词重叠式的异同，其中的用例揭示出一种有趣的大音节格式。例如：

　　

　　

　　就像句子的结构具有层次性一样，大音节的构造也具有层次性。(13)的每一个四音节词中，第一个层次为，前两个音节和后两个音节各自形成一个单位；在每个单位中，第二个音首的音响度必须高于第一个的。第二个层次为，两个单位又组成更高级别的单位，后两个音核的音响度必须高于前两个音核。具体说，前两个音核必须是前、高元音，后两个是后元音或后低元音。前文说过，在元音中，前高元音的音响度较低。由重叠式象声词构成的大音节层次结构如下：

　　

　　其中，相同音节位置上的不同音素的音响度之间的关系如下：

　　

　　一个重要的现象值得注意，尽管大音节结构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时期或不同方言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细微差别，但是本质性的东西始终保持着。

　　3.5　汉语方言的分音词。分音词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口语中。它有各种各样的叫法，诸如“嵌1词”“派生词”等。分音词与象声词，联绵词的相同之处在于，每个音节单独都没有表义功能，只有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词。也就是说，分音词中的音节安排也不受意义等因素的影响。令人惊喜的是，根据前面材料建立的原则，也能对分音词的语音组织做出一个圆满的解释。这类材料是本文的“压模假说”最直接的事实根据。

　　王立达(1961)、赵秉璇(1979)和徐通锵(1981)揭示并分析了晋方言的“嵌1词”。例如：

　　

　　徐认为，这类词好像是一个音节中间嵌个[l]分成两个音节。这里引出两个问题：（一）为什么嵌入的是边音而不是别的辅音？（二）为什么[l]只能出现在第二个音首的位置？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使我们相信，“嵌1词”也是一种大音节结构。因为[l]是所有辅音中音响度最高的，它出现在第二个音首的位置，就总能保证第二个音首的音响度高于或等于第一个的。赵认为，“嵌1词”跟“旮旯、轱辘、蒺藜”等联绵词是一种东西。徐不同意这一看法。从大音节的角度来看，它们的确是同样性质的东西。

　　贺巍(1980)详细调查了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他认为这类词是由一个词头加上词根构成的派生词。例如：

　　

　　

　　（二）不送气表音字（圪骨卜）用于各类声母的前头；送气表音字（坷窟扑）和擦音表音字（黑忽）不用于不送气声母和零声母前头。

　　（三）八个表音字都用于[l]声母前头；八个表音字都不用于[f]声母前头。

　　（四）“圪”用于[f]声母以外所有声母的前头；“坷黑骨窟忽卜扑”等七个表音字都不用于[k]组和[p]组声母的前头。

　　现在我们运用大音节结构的组织原则来解释上述四条特征。第一条其实是说，只有唇音和舌根音才能作为第一个音首，这样就保证了第二个音首的音响度总是高于或等于第一个的。因为两组音都属塞音、塞擦音，而塞音、塞擦音是所有音素中音响度最低的。第三条特征是说，[l]可自由地作为第二个音首，这从另一个方面保证了第二个音首的音响度高于或等于第一个的，因[l]是所有辅音中音响度最高的。第三条的后半拉是说，[f]不能作第二个音首。有趣的是，英语也有类似的限制，[f]不能比别的辅音更靠近音核，即不允许*pf、*sf、*tf等辅音丛出现。两种语言的差别仅在于，英语[f]的限制发生在两个紧邻的辅音上，汉语[f]的限制发生在两个紧邻的音首上。其实，上文讨论的所有大音节都不能以[f]作为第二个音首。

　　第二条意为，如果不送气音首和“送气／擦音”音首共现时，其顺序只能是“不送气＋送气／擦音”，而不可能是“*送气／擦音＋不送气”。前文提到，Steriade(1982)把塞擦音的音响度细分为两个级别，认为擦音的音响度高于非擦音的。假定，送气的爆破音也具有擦音的特征，那么在爆破音中，送气的比不送气的音响度要高。至此可以明白，第二条特征实际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遵循音首音素的音响度原则。第四个特征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硬性语音结构原则”的表现，即两个音首位置不能都是唇音或舌背音。

　　获嘉分音词还有一系列特征显示它们也是一种大音节结构，诸如只有第二个音节可以有音尾（不计），这样自然保证了第二个音尾的音响度总是高于或等于第一个的；第一个音节都是阴平调，说明声调已不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等等。笔者的家乡是洛阳，洛阳方言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分音词，其现象和规则都与获嘉方言的相似（洛阳和获嘉实际上是两个相近的地区）。

　　栗治国(1991)详细调查了伊盟方言的分音词。伊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12个盟市之一，是一个封闭的自然区，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方言区域。伊盟方言也存在着大量的类似获嘉方言的分音词，例如：

　　

　　伊盟方言分音词的特点也表明它们属于大音节结构。绝大部分分音词的第二个音首为边音[l]，在栗文所提供的61个用例中，第二个音首为[l]的为48个，约占总数的80%。分音词的第二个音节才有韵尾。获嘉话和伊盟话的分音词组成大音节的第三种声调格式：第一个音节共用一个调类，第二个音节保持原来词根的调类。获嘉和伊盟在地域上相距甚远，从它们分音组织的高度一致性上，使我们看到大音节结构组织原则的力量之大。

　　四 关于大音节产生机制的假说

　　上文讨论了三大类大音节词：象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其中分音词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大音节产生机制的重要线索。我们推测，大音节结构的产生是由两个重要因素决定的：

　　（一）音节的扩展。即在音首、音核或音尾各个位置上音素数目的增加。

　　（二）汉语特有的音节模式。一个汉语音节最多只能由四个音素构成，即“辅音+介音+元音+辅音／元音”。

　　音节扩展不是随意的，必须遵循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音响度顺序原则”，即越靠近音核的音素，它的音响度就越高，而不能相反。一旦音节的扩展超出了最大音节模式的限制，就像一个模具装不下太多的材料一样，语言就设立另外一个音节对多余的音素加以容纳，结果就产生了大音节结构。这一推断称之为大音节产生的“压模假说”。“压模”遵循一定原则进行：

　　（一）优选原则。第一次压模选择扩展以后各个音节位置上音响度最高的音素，剩下的音素自成一个音节。高音响度组成的音节总是在右边。

　　（二）压模过程中，音素的功能不能变。一个音素在压模之前是什么位置，压模之后还必须出现在同样的音节位置。

　　

　　大音节的产生过程就像科学研究中的“灰箱”一样，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其内部的具体过程。所以说，“压模假说”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猜想，不是定论。这一猜想的最直接的资料证据是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分音词，理论依据是人类语言共有的音节构造的“音响度顺序原则”。

　　“压模假说”具有类型学上的意义。音节扩展是语言的普遍现象，它必须遵循“音响度顺序原则”。但是每种语言的音节模式不尽相同，扩展结果的表现形式也就不一样。比如英语允许辅音丛存在，所以可直接容纳下扩展后的结果，无需“压模”，因此有这样的语言形式thwart、smell等。另外一个相关的现象是，汉语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像印欧语言那样，用一个音素来表示一种句法范畴的形态，是因为汉语的每个音节位置不允许多于一个音素出现（音首的介音是特例），结果导致了汉语这样的句法特点：要么采用完整的音节表示句法范畴，如“着、了、过”，要么采用非音素形式，如用儿化韵、用声调区别词类。

　　我们的假说是与上古汉语存在辅音丛的观点不相容的。假如上古汉语允许辅音丛的话，说明上古汉语的音节模式与后来的不一样。辅音丛的存在可能导致很多结果，首先不可能有现代汉语这种大音节结构的存在，而《诗经》中已有大量的联绵词；其次，可能使汉语发展出跟印欧语言一样的形态，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更重要的是，音节模式就像一种语言的句法结构一样，是语言中最稳定的部分，在语言的发展中不大可能产生变化。

　　五 大音节的组织原则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象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是大音节存在的典型例证。大音节结构的组织原则，就像句法规则一样，是种抽象存在物，它作用的范围远远不限于这三类词。

　　汉语词语的音节数目具有很强的“尚四”倾向。《诗经》中的诗，大都是四字一句，四句一段，四段一首诗。几乎所有的汉语成语都是四音节的。双音节动词、形容词的重叠扩展都以四音节为限。类似的现象还多得很。文炼(1994)认为，“四音节语段有显著的特点，它给人以稳定的感觉，所以被广泛采用”。可是这并不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并不一定有同样的感觉。我们推测，四音节结构对说汉语的人所产生的“稳定感”，很可能来自于它与大音节最多构成元素的相符性。

　　并列式双音节词的两个音节的语义地位是相等的，说汉语的人就选择一种更符合大音节结构的顺序，因为这样可以给人一种较好的“乐感”。比如以下各对词都是曾经共用的两种形式，但是后来左边的占胜了右边的，成为标准的形式，原因是左边的更符合大音节的组织原则，让人听起来觉得更顺。例如：

　　(18)忌妒——妒忌 寻找——找寻 喜欢——欢喜

　　折磨——磨折 热闹——闹热 和谐——谐和

　　“忌妒”的两个音首排列顺序符合大音节的组织原则之一，所以成了两个竞争形式的胜利者。“折磨”第二个音首的音响度高于第一个的，也符合大音节结构的组织原则，所以也成了胜利者。如此等等。当然最后标准形式的确定受制于各种因素，所以这种变化并不是必然。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曹先擢(1979)和张永绵(1980)，其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双音节形容词重叠成四个音节时，后两个音节常常变成阴平调，而不管原来的声调是什么。比如，孤零ｇū ｌíｎｇ→ｇū ｇū ｌīｎｇ ｌīｎｇ，光溜ｇｕāｎｇｌíｕ→ｇｕāｎｇ ｇｕāｎｇ ｌｉū ｌｉū。汉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为什么重叠以后单单采用阴平调？前文说过，普通话的大音节声调模式也是阴平调。很难说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重叠以后的音节数正好与大音节的最大成员数相同，因而引发了大音节的声调格式原则，赋予其后两个音节以大音节的声调格式。

　　大音节的组织原则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本文无法一一对其详加讨论。

　　结语

　　象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的表达功能和表义范围是很不相同的，它们的共同之处只在于位于其中的多音节顺序安排不受语义、句法等语音系统之外的因素影响，但都严格遵循着一系列共同的语音规则。从而证明，大音节结构确实是汉语特有的一种韵律单位。

　　所谓大音节结构，其实是指，在相邻的几个音节中，相同音节位置的各音素之间存在着种种相互制约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相互制约关系，在其他语言（例如英语）中是发生在一个单一音节内部的，汉语特殊的地方是这种关系表现在多音节之间。汉语的这种奇特现象可能是对其较为简单的普通音节结构的一个平衡。具体地说，是来自于两种力量：一是音节成员数的增加，二是音节模式的限制。

　　大音节结构的确立，不仅可以加深对汉语语音系统的认识，也有助于解释汉语中许多疑难问题，具有类型学上的意义。例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汉语没有发展出印欧语言的形态标志等等。本文的分析也说明一个道理，人类语言有很多方面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 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曾多次与陈渊泉教授讨论，受益很多，谨致谢忱。

作者介绍：石毓智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 47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