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金融:人类命运利益纽带

坚持共同体金融,才能把金融创新与整个科技革命相结合,进而融入这个时代,而不是被整合、被淘汰。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世界贸易平均增速连续5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大局提出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倡议,为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一、共同体金融:全球盼首的期望

1.五位一体: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总纲领

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旨在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近几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多个场合,一次次深入阐述“命运共同体”。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到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再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不断加深对中国主张的认知、理解和共识。

共同体的内涵: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主要内涵: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共同体愿景与途径:2017年1月18日,在日内瓦的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深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五位一体”的清晰脉络,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描绘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美好前景。2017年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体现了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同。

2.三个并存:多重时代的曙光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应对金融脆弱与复苏艰难的思想武器,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金融成为全球盼首的期待,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多重时代源于上海国际金融学院在第六届国际金融中心上发表的《我国国际金融中心转型研究》(陆红军,2007年),这份研究报告就应对作为新世纪新危机的次贷危机提出了“主动金融”国家战略;2008年明确提出了全球进入多重危机为特征的时代(陆红军,2008年);2009年欧债危机初见倪端,进而引申出多重失衡为规律的时代特征;2010年针对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博弈加深、多极世界金融领导权的纷争进入新的错综复杂时期,进而提出基于地缘政治、安全格局、贸易体系、货币体系的多重制约为常态的特征;2011年基于新兴国家推动世界经济向多极化迈进的特点(世界银行,2011年),笔者又把多极经济作为多重时代的基础特征。

多重时代的“三个并存”无疑成为共同体金融的基本特征:

全球经济单极与多极并存。单极经济的特点是以美元为主导、资本流向由北向南。北方代表工业与先进,南方代表农业与落后。次贷危机并未从根本上动摇美元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人类命运在一个共同体中始终存在南北冲突。

以“金砖国家”为主的新兴经济体从地平线上升起,世界开始呈现多极经济的新架构。但“金砖国家”这个被命名的光环,在发达国家不同步不同向的货币政策冲击下,时而暗淡,时而被重新定义。“双布体系”(布雷顿全球治理体系和布鲁塞尔欧洲治理体系)的衰弱正是单极经济衰退的必然,唯有共同体理念,才能从根本上“环球同此凉热”。

多重危机与常态并存。多重危机由于全球高度一体化和高速数字化而外溢效应突显。全球经济的崩溃是不可能的,但呈多重风险交替波动的波浪形特征(或W型)则是确认无疑的。金融脆弱和增长放缓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显著的特点,在新常态与新平庸中孕育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命运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与机遇。

多重制约与平衡并存。发展与生态、资源与环保、需求与供给,都到了结构失衡难以持续的阶段。全球经济体都需要加强对结构性改革的领导,而不是在现有模式和思维中找答案。

从G7到G20,各国领导人力图通过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把这些制约和危机向后推延。笔者曾称之为“金融癌症”,现在的治疗思路是化癌症为慢性病,降低恐惧,从失衡到再平衡。人类得在较长时期内以柔克刚,复原机体。而主动选择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则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的勇气、胆略和责任所在。

二、共同体金融定位与结构

1.可持续发展的定位

共同体金融是以人类命运共同利益和风险为纽带,以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为支撑的金融体系,是传统金融体系转型、改革和创新的结果。历史证明,以极少数经济体和集团利益出发点,而将人类生态环境及绝大多数人利益置于风险而不顾的缺乏共同体的国际金融是脆弱的金融体系,也是不可持续的。

2.新工业革命的结构性产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是人类痛苦而激烈的转型时期。国际社会开始都在期盼增长拐点的出现。现在慢慢明白了一个旧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经济不可能回到次贷危机前那种模式的繁荣时代。而颠覆我们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才是真正的曙光。

世界经济将长期呈波段状,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将随着科技创新而日益增加,先入为主能使其中的收益与日俱增。2014年,长期引领跨国公司产融结合的通用公司突然逆流实施“去金融化”,改旗易帜为高科技的基础设施和工业技术集团,成为逆势上扬的典型案例。其实,这不是简单回归实业,而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在更高更深的领域融为一体,从一定意义上突显了共同体金融的新场景结构。

商业模式的创新将人类命运纳入新的同步旋律。WeWork、WeLive、WeHotel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相结合,把办公、居住、酒店与众创空间、智能互联,以及社交事业全方位融合共享,做到极致,充斥着共同体时代的新文明。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到智能文明,变化日益加快。

人力资源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也正在面临巨大变革,其特点就是多学科多技术的集约创新,融合了生物、数字、智能、物理和实体经济。人创造了机器人,不论机器人最后是否能够战胜自然人,最终还是人类共同的胜利。智能化一旦与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相结合,就会颠覆性地而不是排他式地发展起来。而对第四次工业革命这种颠覆性与整体性特点的深远战略思考,正是当今决策者与企业家最需要的共同体意识文明。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结构性改革具有高度联结性。结构性改革恰似一场赛跑,其中的金融创新与科技革命的融合速度直接影响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结构平衡。金融科技的创新不再是复合型创新,而是集约型创新,是跨学科、跨技术、跨行业、跨文化、跨国家的命运共同体集约式创新。

坚持共同体金融,才能把金融创新与整个科技革命(特别是共性核心技术创新)相结合,进而融入这个时代,而不是被整合、被淘汰。

中国提出并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共同体金融呈现“三高”特色:

高分享:共享型结构改革是共同体金融的一大特点。如中国全力推进的“三去一降一补”,治本之方一旦见效,将给世界命运共同体经济带来新的动力与增长。

高结构:共享型结构改革涉及供需关系、金融与资本、货币体系及财政体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政府与社会、国企与民企等多重命运共同体的平衡,尤其要求各项改革既体现一定的灵活性与创造性,又保持全人类高度的整体性与同心度,逐渐融入一个具有长期规划与长期价值的全球性宏观经济协调平台和智慧池。

高担当:在世界经济最精致的部位和最核心的环节动手术,有巨大的难度与风险。全球经济在近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危机)中,各种改革恐惧症、周期依赖症、创新乏力症此起彼伏。

无论从G7到G20、从西方经济学“供给理论”到诺奖得主“三悖论”、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从量化宽松到负利率手段,不乏一些国家与经济体集团的领导人都无奈地将人类共同体深化改革的难题往后推延。而中国则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主动担当,审慎果断地付诸实践。

三、“一带一路”:共同体金融公共产品的伟大实践与创新

多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发起与实践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创造性地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理论和实践。“一带一路”已成为世人关注与欢迎的共同体金融公共产品的伟大实践与创新的桥梁。

亚投行:“一带一路”共同体金融的示范主体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是中国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导者、贡献者和参与者所发起的政府间多边开发机构,也是“一带一路”共同体金融的创造性示范主体。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以及中国领导人在亚投行开幕仪式上,都明确表述了“一带一路”战略中,金融业双向开放的布局,以及建立“互利互赢和专业开放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的目标。

至今,亚投行已经对亚洲区域内外的9个基建或能源项目投入17亿美元,并将在今年把成员体发展到百家。

作为亚投行新成员,香港将在亚投行中发挥五个平台的作用:投融资中心、资本管理中心、营运风险中心、人才配置中心和跨文化金融研发中心。

区域金融合作:“一带一路”共同体国家的共赢平台

习近平主席在近几年来对各国访问中,强调各国要深化区域合作,将“一带一路”建设与中欧合作、中非合作、亚洲合作等结合起来,动员多渠道多资源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领域,推动区域互联互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一带一路”已经成为经济复苏中,金融合作共赢的新动能与新平台。

三色金融:创新共同体金融的支撑体系

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5年G20杭州峰会,中国大力创导金融创新,尤其是强调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如果将公平正义的蓝色代表普惠金融,健康持续的绿色代表绿色金融、科学深奥的黑色代表数字金融,那么这“三色金融”正是共同体金融新的支撑体系,也是推动“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目前,在普惠金融,中国已带头推进“三农”与小微金融;在绿色金融,中国已颁布绿色金融体系准则,今年将在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等方面有新突破;在数字金融,中国已组建数字货币研究机构即将推出以票据为先导的数字货币试点,区块链在金融业与非金融业的应用场景正抓紧试验与建立标准之中。

底线承诺:坚守共同体金融的安全稳定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断地呼吁并勇于担当起共同体金融的安全底线。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明确表示人民币在一定期限内不贬值的承诺并实现了承诺;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后,中国不断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以全球最先进完善的监管体系来规范国内金融市场及主体,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G20框架内已明确防范短期金融风险,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

尽管实现共同体金融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但在人类命运严峻的共同挑战面前,全球终将凝聚共识、同心协力,共创未来。

(作者系国际金融中心协会主席、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