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领导活动的一致性
作者：朱绍雄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5年10期
在以生产劳动为基本形式的社会实践中产生了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正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而推动社会形态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而社会实践活动需要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的领导行为，于是产生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领导者、被领导者（群众）和共同作用的对象（以自然界为主的客体）构成了领导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三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形成了整个领导活动的两对基本矛盾，即领导者（主导）和被领导者（主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合为主体）和共同作用对象（客体）的矛盾。领导活动就是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一个社会组织系统和由两对基本矛盾构成的一个动态行为过程，而不是单指领导者的活动。在这个矛盾运动过程中，领导指挥群众，而又受动于群众；群众征服自然，而又受动于自然。群众和自然的矛盾决定着领导和群众的矛盾；而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又影响着群众和自然的矛盾，由此形成了整个领导活动的矛盾统一体。又因自然是群众的作用对象，群众是生产力的主体；领导则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代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体现在领导活动中主要表现为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不言而喻，领导活动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一种直接表现形态，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领导活动的产生、本质、矛盾及其作用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具有一致性。本文仅就二者的一致性谈三点看法，其核心是想说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运行机制，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是我国现阶段领导活动的根本任务。
一、生产活动的需要与领导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的一致性
领导活动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社会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的自然需要，是领导的一般属性或共同特征，即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领导的标志都是统一意志和行使权力，都具有制定决策、实施决策和选才用人的共同职能。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①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明确地指出，当社会劳动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会产生对共同劳动进行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的客观要求，必然要分化出“领导”这样一种专门的社会职能来。这种分化随着生产力状况的演进，经历了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原始社会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弱，人们为了生存必须组织起来与洪水猛兽作斗争，因而推选出征服洪水猛兽的强者为首领，这便是人类领导活动的发端。我国历史传说中的尧、舜、禹就是古代人民的好首领。他们勤劳、勇敢，为民谋生，与民平等，没有特权，堪称人民的公仆。马克思深刻地论述了这种领导活动的自然属性，他说：“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结果。”②恩格斯把这种领导活动称为自然成长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原始等同状态经济关系上的纯粹民主制。
相传禹的儿子启杀伯益夺父位，从此首领便由私传代替了公举，形成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专制统治。这种变革趋势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变革的必然结果。原始社会到夏禹时，已进入新石器末期，“树艺五谷”，农业兴起，群体狩猎向个体生产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历了农业和畜牧业分离；手工业产生；生产和交换分工。这三次大分工的结果，使社会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对立阶级。奴隶主阶级不再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而是专门从事对生产管理和对奴隶的统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从此分离。专制统治开始于奴隶社会，延续到封建社会，它的孽根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仍未完全铲除。专制统治的象征力量是世袭制的权力，职务越高，权力越大，利益越多。专制统治的职务夺取不易，一旦得权终生受益，欲传子孙后代。专制统治是生产规模狭小和科学技术落后造成的历史必然，这便是它的自然特征。
近代和现代由于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大企业、大工程、大科学相继出现，领导工作越来越复杂化，任何领导者个人的知识和经验都无能为力。为适应这种趋势的客观要求，企业的领导权和管理权相对分离了。1941年美国东部一家铁路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在州议会的干预下，被迫进行了领导体制的改革。通过改革实行老板只拿利润，不再参与管理的制度。这是美国第一家由经理人员管理的企业，实现了企业所有权、领导权与管理权的分离。随着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加快了领导活动和管理活动分离的步伐。1923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首次实行“集体决策、分散管理”的所谓“超事业部”制，即决策制定和具体管理彻底分家。领导活动和管理活动的高度分化，使科学领导的产生成为必然。当今系统科学的建立，又标志着人们在描述科技、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理论工具和数学工具方面的重大突破，使一部分领导工作，特别是属于自然属性的那部分工作，有可能走向定量化，为领导工作科学化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论。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原始社会勤劳、勇敢的首领演化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脱离生产劳动、专门管理生产的统治者，再发展到资本主义企业领导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导致了领导工作科学化的历史必然性，这些都是同生产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相适应的。这正表明了生产活动的需要与领导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的一致性。
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与领导活动本质的一致性
领导活动不仅具有共性，即自然属性，而且具有个性，即社会属性。所谓社会属性，就是领导活动的特殊性，是体现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属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领导活动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本质特点，如阶级社会中领导活动具有统治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领导活动具有服务性。
领导和统治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组织活动和行为过程。二者的主要区别表现在：首先，范畴的涵义不同。领导具有“率领”、“引导”之义，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为实现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共同目标或利益，领导者对被领导者进行统御和指引的行为过程；统治具有“统辖”、“治理”之义，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统治者为实现自身的目标和利益，凭借权力和武力，对被统治者进行强制支配的行为过程。其次，矛盾的性质不同。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有共同一致的群体目标，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是同志、公仆、平等和协作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是以领导者的说服教育、表率示范影响于人，达到价值共识，行为共轨；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没有共同一致的群体目标，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他们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是专制、强制、暴力，直至战争和肉体消灭。再次，发展过程和归宿不同。领导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全过程，即使阶级和国家都消亡了，而领导活动则以管理方式，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统治只是阶级社会的特殊产物，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作为阶级工具的统治，也就随之失去作用了。
领导和统治的本质都是由社会属性决定的，因而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联系的主要表现是：首先，领导和统治都是一种社会控制或协调行为，它们的本质都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其次，从一般意义上说，领导者并非就是统治者，统治者未必就是领导者。但就具体的领导形态和统治形态而言，领导和统治又存在一定的联系。相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的统治者，相对于统治阶级自身而言就成了领导者，反之也一样。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就包含着对人民民主的领导方面和对敌人专政的统治方面。正因为领导和统治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所以广义的领导包括统治，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认为“统治者”也是“领导者”，统治就是狭义的领导。据此，“领导”和“统治”的概念在许多场合人们并不细分，但二者毕竟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领导和统治的本质区别，是由不同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主要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③这就是说，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出现，不是以自然属性的资格，而是以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领导者或统治者都需要维护统一的意志和一定的权力，其采用的具体方式是不相同的：领导者是用服务与服从和民主与集中来协调；统治者主要是用欺骗与强制来维持。这些不同方式也是由一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漫长的阶级社会中，谁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经济上的剥削者，谁就是政治上的压迫者和统治者。国家机器和行政官僚等都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专制统治的典型特征是自然属性相对萎缩，社会属性则处于主导地位。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推翻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决定了社会主义领导的社会属性，不同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领导的社会属性，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领导活动的本质不是“统治”，而是“服务”。张闻天同志指出：“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④服务的标准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1985年邓小平同志又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几年前，我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我还是这个态度。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各个部门和地方，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⑤邓小平同志这个论述，虽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领导的定义，但从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领导活动的本质。联系我国实际，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就是为人民服务。从中国已经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来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领导者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这就内在地规定了领导者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公仆。社会主义的领导观，是一个以服务为核心，权力、责任、服务三位一体的完整概念。“领导就是服务”的科学论断，既抓住了服务这个核心，突出了“服务”这个最主要的涵义，又为社会主义的领导工作指明了方向。现实生活中少数领导者颠倒主人和公仆的关系，滥用职权，称霸一方，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坑害群众，以至完全成为剥削阶级私有制孽根上的新毒菌，蜕化变质为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把他们送上“审判台”、“断头台”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必然。这正好从反面证明，社会主义领导的本质只能是服务，不能是统治。
总之，领导活动虽然具有二重性，但决定领导活动本质的只能是社会属性，不能是自然属性。因为自然属性是领导的共性，社会属性是领导的个性，只有掌握了个性才能区别不同社会制度的领导活动的本质。然而社会属性又是由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决定的，所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与领导活动的本质具有一致性。
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与领导活动作用的一致性
生产活动的需要决定领导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决定领导活动的本质，这是社会基本矛盾对领导活动的客观制约性。然而领导活动又是人们在既定条件下推动社会前进的实践活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客观规律既限制实践活动，又存在和实现于这个实践活动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而生产力“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关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⑥即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基本矛盾和领导活动基本矛盾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的“基本适合”和“基本不适合”状况，决定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矛盾的“非对抗性”和“对抗性”；另一方面只有不断消除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矛盾的“对抗性”，才能使社会基本矛盾从“基本不适合”变为“基本适合”，从而解放生产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由此可见，领导活动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解决自身的基本矛盾，实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纵观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总是和人的有目的的自觉创造过程相统一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⑦。不管是统治性或服务性的领导活动，都是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为己任，自觉不自觉地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
历代的统治者通过实行一些利民政策，缓和同被统治者的矛盾，部分地改变了社会基本矛盾状况，促使社会繁荣的也不乏其例。但由于统治者的阶级局限性，总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历史的主宰者，而被统治者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任意驱使和宰割的牛羊。又总是用强权暴力去征服被统治者，驱使他们去征服自然。例如，我国西周时对敢于反抗的奴隶，规定了墨、劓、剕、宫、大辟五刑。此外还有焚辜、髡等酷刑。封建制规定的酷刑以罗马帝国的《加洛林纳刑法典》最典型，它规定有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封建制法还实行“族诛（即一人犯法诛灭九族）、有罪推定、秘密审讯、刑讯逼供等残酷制度。执法时“刑不上大夫”，主要是针对被统治者。残酷的压迫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激化，社会基本矛盾中的“不适合”状况加剧，必然导致暴力反抗，于是有些人借机改朝换代，把自己变成新的统治者。新统治者又实行一些新利民政策，使社会基本矛盾中的“不适合”状况得到一些改善。但因领导活动的统治性，始终不能改变社会基本矛盾向“基本不适合”发展的趋势。为了改变这一趋势，使社会发展呈现良性循环，必须把领导活动的统治性转变为服务性。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变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所以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变成现实。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漫长过程中，如终“依靠人民群众”，采用“团结——批评——团结”⑧这种民主方法，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⑨“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⑩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中的“基本不适合”状况，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坚持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11)“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12)怎样才能正确解决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呢？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继续坚持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为此，在国际关系上，执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理论指导下，形成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新格局。在国内，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13)总之，毛泽东既肯定了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又强调了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14)。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实现社会基本矛盾的动力作用，就必须解决好领导活动的基本矛盾，其中又要把解决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放在首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并把它用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须要求多方面的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认识进一步深化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肯定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决定性因素的同时，又肯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这就为调整改革方针提供了更充实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特点和运行机制的深刻把握，并把它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这条路线中，“一个中心”是对生产力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把握，尤其是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就更应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说：“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发展生产力”(15)。“如果说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方面有某些忽略。”(16)“两个基本点”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两对基本矛盾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反映和要求。改革开放政策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自觉应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以我国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相适合为依据而提出来的。可见，党的基本路线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联系实际的中间环节，只有通过广泛宣传群众，将其转化为指导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把理论变为客观现实。这里领导活动的关键性作用又充分显示出来了。领导活动中的主导是领导者、主体是被领导者，二者的关系犹如导演与演员的关系，处理不好就没有“好戏看”。所以，邓小平说：“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17)“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18)这些困难只有整好党风，搞好民风，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够得到解决。“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有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19)
总之，任何领导活动（包括统治活动）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做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工作，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直接表现为领导活动，而领导活动的作用就是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通过有组织有领导的自觉调整改革，就能不断得到解决，从而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通过对领导活动的产生、本质、作用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领导活动具有一致性。受到的启迪是：我国现阶段领导工作的根本任务是紧密团结群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改革不适合经济体制的政治体制，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资本论》第1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4页。
③《马恩全集》第23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了望》杂志1985年第33期。
⑤《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马恩全集》第3卷，第80、75页。⑦《马恩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⑧、⑨、⑩、(11)、(12)、(13)、(1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9、370、369、373、372、371、375页。
(15)、(16)《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4、52-53页。
(17)、(18)、(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5、230、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