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名臣曾国藩

洋务名臣曾国藩

第一节获取功名，肆力理学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 月26 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南的白杨坪村（今属双峰县）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祖父曾玉屏，为乡村的土财主。父曾麟书，是个多年不第的老童生，直到43 岁才考中秀才。在家庭的严格督促下，曾国藩从小勤奋读书，熟悉了封建礼教纲常等一套儒家伦理道德，成为他以后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道光十年（1830），他20 岁时外出求学，先在衡阳唐氏家塾毕业，翌年改进湘乡连滨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考中秀才，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接受了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对他日后的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藩于道光十四年考中举人。在以后的两三年间，他连续两次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结果都名落孙山。但是这两次北京之行，对促使他努力向学大有帮助。回到湖南家乡后，他闭门在家，发愤攻读，对历史和古文潜心研究，因而较大地提高了学识素养。

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曾国藩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以第38 名中试。四月，殿试三甲42 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道光二十年散馆，列二等19 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

考中进士并被选入翰林院，对功名心切的曾国藩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早在道光十一年他便改号涤生，要求自己“涤其旧染之污”而新生③。中进士后又“更名国藩”，期望作为国家的屏藩，立功业于乱世。特别是选入翰林院后更是“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①，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都进行严格的要求，从而更励志于探求学问。正好这时，湖南善化学者唐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曾国藩便“从讲求为学之方”。唐鉴是个理学家，“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在唐的带动影响下，曾国藩开始“肆力于朱学”。这时中英鸦片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对于这一引起中国“数千年来大变局”的大事，曾国藩是很注意的。他当时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势力之入侵持憎恶和反对态度，谴责他们“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②。赞扬姚莹、达洪阿率领台湾军民击退侵台英国兵舰，俘获英国士兵多人的正义反抗是“大快人心”的举动③。

鸦片战争结束后，曾国藩更致力于理学，按照理学家的严格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以倭仁为榜样，“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④，将读书与修身结合起来。他在治理学的同时又治古文辞，追随桐城派学习古文、诗词等。几年以后又对考据之学感兴趣。于是他认为的“自西汉至于今识字之儒”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三途⑤，都已涉身其中，因而为进一步研究学问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③ 德菱（龄）：《清宫二年记》，《东方杂志》10 卷7 号。

① 《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卷上，第27 页下“省克”。

②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1，第6 页。

③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 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九日。④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 年版，第16 页。

⑤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 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第二节上折陈言

然而，时事的变幻使曾国藩朝另一方向发展。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已升任礼部右侍郎。当时，经过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自沿海向内地而逐步深入，国内原有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形势，曾国藩感到忧心如焚，因而在咸丰帝即位后连续上奏，提出不少建议。

其中，《应诏陈言疏》关于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对咸丰帝有所震动，批示“切中情事，深堪嘉纳”，令有关部门“评议以闻”，但经“部议格不行”；《议汰兵疏》进呈后获“召见，嘉其切中时弊，谕以俟广西事定再行办理”①。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在极其焦急之中又向咸丰帝陈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接向咸丰帝提出三条尖锐的批评意见。其一是“防琐碎之风”，批评咸丰帝“自去岁以来”只注重诸臣之“细节”，而疏于国家大计，表现在“发往广西人员，.. 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其二是“杜文饰之风”，批评咸丰帝“徒尚文饰”，不讲实际，不能采纳好的建议，“自去岁求言以来”，对一些“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其三是消“骄矜之气”，批评咸丰帝去岁以来既下诏求言，结果却拒谏自专，无视百僚的意见。指出“目今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②。也就是指责咸丰皇专横独断，致使太平天国起义不能很快镇压下去。曾国藩上奏此折是想效古忠臣之鲠直敢谏，自以为不失为忠心耿耿之诤言，但却差一点引起大祸，咸丰帝阅奏后大为震怒，“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①。由于周围大臣的劝说才作罢。这次事件对曾国藩教训很深，此后他再也不敢凭一片赤诚去“冒犯天颜”了。

咸丰二年六月，他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得悉其母病逝讯息，急忙回原籍奔丧。 ①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5 页。

② 《国史本传》，《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13 页；《曾文正公年谱》卷1，第21、25 页。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32—38 页。

第三节组织湘军，屠杀会党群众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 年1 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树起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大旗。经过两年余奋战，自广西入湖南、进湖北，顺长江而下，经江西、安徽、江苏，于咸丰三年二月（1853 年3 月）攻下江宁府城，随即将它定为国都，改名天京。

这时清皇朝的八旗兵早已腐败，继起的绿营兵也日趋衰败。清廷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前往广西、湖南镇压，结果纷纷败溃，只好寻求地方武装力量进行阻挡。当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清廷便命令两湖督抚等地方官员劝谕士绅，举办团练。此时，曾国藩正因母丧在原籍守制。这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 年1 月21 日），他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军机大臣转达咸丰帝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谕，要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曾国藩接旨后四天即前往长沙，着手筹办团练武装。

鉴于清朝原有军队已不足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实际状况，曾国藩认为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与培训起一支有严密组织并有顽强战斗意识和实战能力的新军。为此，他拟定了他的建军原则，竭尽全力组织起一支新的地主阶级武装湘军。

在湘军兴起前，湖南已有新宁举人江忠源兄弟等在本籍自募的楚勇和湘乡儒生罗泽南、王錱师徒主持的湘勇，在镇压地方农民起义上都取得相当的成效。曾国藩与他们这些人有着师生或同乡的情谊，便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吸收其经验并大加发展。他的湘军与旧军队比较，在兵源、选将、营制以至训练办法上都是“改弦更张”的。

首先，在兵源上，湘军的官兵来源采取逐级自行召募的办法，即：“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自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这个“帅”就是曾国藩，上一级负责挑选下一级，层层相连，最后归属曾国藩总指挥。当时湘军士兵只在湖南省内，主要在长沙、宝庆二府内召募，尤以湘乡人为多。这样的募集办法与清朝军队“将不必由帅选”，正好相反。它利用地域观念和同乡感情，促使彼此间团结合作，避免过去官兵“不相习”，上下缺乏感情联系，互不相干的冷漠状况，而达到“一营之中，指臂相联”，使“弁勇视营、哨，营、

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②。

其次，在将士素质上，要求“凡募勇，取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气者；其有市井衙门气者不用”①；而在将官上则选择绅士与儒生，其主要将领大多是有同乡、同学、师生、亲友关系，且是气味相投，讲求“忠君”、“卫道”的程朱理学忠实信徒。用曾国藩的话是，“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②，并具体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归根结蒂是必须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作出个人牺牲，即具有“忠义血性”者，以能为封建主义制度效忠的政治标准为根本原则③。

②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曾文正公别传》卷1，第3 页。

① 以上见王定安：《湘军记》卷20，岳麓书社版，第338 页。

② 《湘军记》，第340 页。

③ 曾国藩：《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32 页。

再次，特别强调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在“训”字上，“以忠义激励将士”，进行封建伦理和纪律教育。“崇纪律，重廉耻”，要求“有勇知方”。严禁将士吸食洋烟（鸦片）、打牌押宝（赌博）、奸淫妇女和结盟拜会等；在“练”字上则加强练队伍和练技艺。每天必须按规定出操、练习各种武艺和阵法、巡逻放哨和列队点名等，要求行动整齐，勇于作战。

这样，曾国藩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使全军上下归他一人调度指挥，湘军成为以曾国藩为首领的私人武装。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军阀集团。湘军的骨干多是以各种封建关系纠集在一起的中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一般中小地主家庭，功名不高，或是诸生、文童，也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但这些人都浸透了封建正统思想，都以坚决维护封建名教和统治秩序为己任。这些人比腐朽的封建官僚有才干，他们兢兢业业，有一股拼命向上爬以取得功名利禄的顽强精神和野心。曾国藩正是带领这样一批儒生们，结成“誓不相弃之死党”④，而成为太平军的死敌。

在曾国藩组织湘军的过程中，即在咸丰三年间，尚未与太平军正式作战前，他就已指挥这些未成军的练勇在湖南境内多次镇压过会党起义，也曾派遣他们到江西支援过当地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在对待起义军上，曾国藩采取极为残忍的手段。早在咸丰三年二月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就提出：对起义军“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主张“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并声言：“但得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①他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积极支持，批示他“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②，因而他更加放手大干。这年上半年，他在长沙设审案局，依靠地方绅耆，大批捕杀，立三等法：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死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不“拘泥常例”，借用巡抚令旗，捕人多，杀人快，“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心狠手辣，在百十天内，就屠杀了200 多人。他这样大肆杀戮的暴行，遭到社会舆论的严正谴责，人们给他起了“曾剃头”和“曾屠户”的绰号。

④ 《与彭筱房、曾香海》，《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2、3 页。

① 《与文任吾》，《书札》卷2，第35 页。

② 《奏稿》卷2，第2—3页。

第四节镇压太平天国

湘军筹建于咸丰三年，原先只有陆师，以后为与太平军争长江水上优势又筹建水师。水、陆两支队伍于咸丰四年正月下旬分别建成。水陆各5000人，营制每营500 人，各分为10 营。水师拥有“快蟹”40 号，“长龙”50号，舢板150 号，拖罟1 号（作为曾国藩的座船），又购民船120 号改造为战船，另雇民船一百数十号，以载辎重。加上夫役水手7000 余人，水陆共有员弁兵勇一万七千余人，自衡州（今衡阳）出发，会师于湘潭，声势浩大，欲“东征”与太平军决一

死战。

曾国藩于出师时，发布《讨粤匪檄》，竭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孔孟之道，同时也抓住了太平天国的某些弱点加以渲染。它充分反映了曾国藩对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仇恨，表明了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镇压农民起义的顽固立场。

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大举“东征”时，太平军水师已据有长江天险，陆上则占有皖、赣、鄂三省的大部分。而这时安庆、九江早已在太平军手里，武昌也正处在太平军包围中，太平军显然占有绝对优势。曾国藩的东征，战略目的是在争夺武汉、九江、安庆这长江中游的三大据点，然后进军东南，包围天京。因此，此后七八年间，湘军便同太平军对这三大据点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争夺。

曾国藩面对太平军强大的兵力及其所占有的优势，认为必须逐步推进，步步为营，而不能急于冒进。他首先着眼于两湖地区，与太平军展开了拼死的战斗。战斗最早于咸丰四年（1854）三月上、中旬在岳州府周围进行，老湘营王錱兵败退守岳州，又缒城逃跑，大部分被歼，太平军乘胜进占湘潭，钳制长沙。曾国藩以湘军主力力争湘潭，并自率水师攻打长沙北之靖港，结果湘军水勇溃败，战船三分之一被焚毁和为太平军所获。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自杀，被随从救出。湘潭方面双方激战7 日，太平军伤亡重大，被迫退出，长沙外围缓解。曾国藩利用3 个月时间休整，于六月中重新出动，七月初一日夺回岳州府城。

这年八月，曾国藩督率湘军水陆师分三路进攻武汉。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 日）攻陷武昌、汉阳，太平军停泊汉水的千余艘船只拟冲至长江，被截毁殆尽，湘军水陆东下，进攻江西。十月十三日（12 月2 日），湘军水师在彭玉麟、杨载福带领下又攻断湖北田家镇至半壁山的拦江铁链，焚毁太平军船只4500 余艘。湘军大为得势。

然而，风云突变，这年十二月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率军在江西湖口、九江焚湘军水师船只。特别是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 年2 月11 日）在九江夜袭湘军水师，焚战船多艘，获曾国藩座船，尽得其文卷册牍，曾国藩走投无路，再次投水寻死，被人救起送罗泽南营中。紧接着咸丰五年春，太平军第四次攻占汉阳，并第三次攻克武昌城，曾国藩率部龟缩南昌城内不敢出来。下半年十一月石达开回师江西，在短短3 个月里，赣中、赣北尽为太平军所得。到咸丰六年上半年，曾国藩率湘军东征与太平军进行了将近3 年的争夺战，彼此各有胜负，但总的形势对湘军是不利的，不仅长江中游三大据点都在太平军手里，而且太平军还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之间所有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也都为太平天国所有。

然而不久，“天京事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曾国藩带领湘军趁机反攻。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56 年12 月19 日），湖北湘军胡林翼、杨载福等攻陷武昌。咸丰七年九月初九日（1857 年10 月26 日），湘军攻陷湖口，被阻隔3 年之湘军水师彭玉麟部与杨载福部在外江会合。

在此期间，自咸丰七年二月到八年六月的一年四个月时间里，曾国藩因丁父忧回原籍守制。他与清廷的矛盾，也通过三四年来战事的进展而有所增长。以咸丰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对于曾国藩本来就怀有疑虑，始终都仅赐给他空头衔而不予以实权，使他感到处处都有阻力。他曾向咸丰帝提出至少授给他以巡抚职务以便于办理军务，调动粮饷等，但没有获得同意，而让他继续“在籍守制”。到咸丰八年元月，由于胡林翼、骆秉章先后奏请他统兵援浙，他才再度出山。

经过几年来与地方官吏和清廷的交涉折冲，又经过一年多来在原籍守制期间的反思，再度出山的曾国藩变得老练圆滑了。此后的曾国藩与清廷及与地方官吏的关系渐趋于合拍，他的职权地位也随着形势变化发展而不断有所提高。

太平天国的实力由于领导集团的内讧而大为削弱，使总的形势大有利于清廷，但就湘军与太

平军的较量来看，在咸丰八年至十年的两三年间则仍有起伏。咸丰八年四月，湘军李续宾等会同水师杨岳斌（即杨载福）、彭玉麟联合攻下九江，太平军一万七千余人死难，长江中游第二据点又为湘军所得。但同年十月，三河镇之战，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6000 为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等被击毙，给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打击之大，不亚于咸丰四年冬湖口、九江曾国藩座船被俘获之役，“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③。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部太平军拟行入川，骆秉章与胡林翼计议，通过湖广总督官文奏请清廷派曾国藩入川布置，以确保湖北饷源，而乘机为曾谋得川督。咸丰帝虽下令调派曾国藩率军入川，却无意授他以四川地方实权，因而胡林翼等又合计将曾国藩留驻湖北，共谋进军安徽。此后曾国藩便以攻取安庆作为湘军的战略重点和当务之急，把安庆之战看作是“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来考虑①。

曾国藩进攻安庆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实行力取上游，逐渐及于下游，也就是先取安徽，再及于江、浙的方针，始终坚定不移。即使是咸丰十年春夏之间江南大营再次解围，和春、张国樑兵败身死，苏常危急，咸丰帝一再催促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支援，他都拒不从命，安然不动。咸丰帝万不得已，只好赐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并连下谕旨，令他撤安庆之围，驰援苏常。他也还是奏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②，坚持原来的观点。最后清廷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由于坚持先打安庆再及江南的战略方针，在此后安庆攻陷后，湘军在围攻天京上拥有更加有利的形势。

③ 同上书，第4 页。

① 《复刘霞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7，第23 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 页。

但是，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重用洪仁玕，辅以陈玉成、李秀成二人的善于带兵和富于实战经验，使曾国藩的战略意图不可能轻易实现，而且经常陷于困境。咸丰十年夏至十一年初夏，曾国藩坐镇祁门近1 年，调兵遣将与太平军争夺皖南。在十年十月和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就曾先后两次因太平军李秀成和李世贤分别率部逼近而惊慌万状，两次都写了遗嘱安排后事，只是因为太平军没有进一步进攻而使之度过了危机。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再不敢身临前线指挥作战了。 安庆经过长期的围困，于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 年9 月15 日）

终于被湘军曾国荃等部攻陷。在曾国藩支持下，曾国荃纵兵杀掠，乘机大发横财。

安庆的失陷，使天京失去重要的屏障。太平军从此居于守势，湘军与太平军的主要战场也由安徽转移到江苏。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这年十月，慈禧太后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恭亲王奕 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政权。为了尽快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慈禧太后任命曾国藩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节制；同治元年（1862）更加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官衔。这时曾国藩渴望多年的宿愿得以实现，军、政、财大权一手在握，积极性也大为提高，从而加紧对苏南、浙江进兵，为最终攻取天京作好布防。在他的支持下，曾国荃部湘军包揽了对天京的围攻。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 年7 月19 日）天京沦陷，曾国荃部抢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头功，并纵兵对天京大肆掳掠烧杀。清廷论功行赏，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一等伯爵，其余湘军将领也都赏赐有加。

在慈禧太后把持下的清廷，对曾国藩虽然委以重任并给予实权，但实际上还是很不放心的。特别是在曾国荃进兵雨花台以后，湘军自数万增至十余万人，曾氏兄弟手握重兵，对清廷不能不是一大威胁，因而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便有所改变，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了。曾国藩凭其多年的政

治经验，意识到要保存性命，只有退让。于是在攻陷天京后便主动提出裁撤湘军和为曾国荃代请回籍养病，以消除清廷的疑虑。具体办法是裁撤他所直接统率的湘军主力二万五千名，但保留后建的淮军以“御寇”；曾国荃辞去浙江巡抚的职务。对于曾国藩的自释兵权和曾国荃引疾自请开缺，清廷很快便予以批准。第五节从主张抵抗到外敦“和好”

当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激烈搏斗期间，发生了英法联军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时，曾国藩在对待外来侵略的问题上仍然是主张抵抗。两年以后，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 年6 月25 日）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一阶段战役结束，《天津条约》已经签订，英法侵略者北上换约，他们故意不按清廷规定的路线，擅自闯入大沽口，遭到大沽驻军的痛击。曾国藩在得到消息后，认为这次胜利大快人心。他在写给当时在僧格林沁营中当幕僚的郭嵩焘的信中说：“五月二十五日之战，自庚子、辛丑（1840、1841）夷务初起后，至是始一大创之，中外人心为之大快。”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结合起来以对付农民起义的新局面，这便是“借兵助剿”的问题。

在“助剿”问题上，外国侵略者是很积极主动的。咸丰十年冬，俄、法驻华公使便连续向清廷表示愿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这时通过第二次战争的再次接触，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某些重要成员对于西方侵略者的认识已有较大转变。他们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是“心腹之害”，而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或“肘腋之忧”①。于是借洋兵“助剿”便提到会议桌面上来。在谈判桌上，俄、法、英、美很主动，而清廷则处在被动地位。就清廷方面而言，它未尝不想借洋兵以镇压农民起义，但又感到“流弊滋多”，因而迟疑再三，最后只是在太平军占有苏、常，再次进攻沪、杭的严重形势下，才不得不被迫接受。

但是，对于借洋兵“助剿”，曾国藩却另有一番考虑。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 月），他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在给江苏巡抚薛焕的信中，就曾很不客气地责问道：“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①而当清廷表示“嘉其助顺，听其进兵”，逼他表态时，他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表示不同意和洋兵联合进行全面会剿，认为“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兵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始终强调“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②。

由此可知，曾国藩对于洋兵“会剿”事是有条件的，他在给薛焕的信中曾直截了当声称：“弟所谓愿执其咎者，专指保上海而言，而必欲攻取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③正是由于曾国藩等的反对，清廷最后没有接受英、法、俄、美等国大规模的洋兵联合会剿，而在同治元年夏的一个上谕宣告：“借洋兵助剿之议，叠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前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情愿帮同战守，是以姑事羁縻，未经阻止。”表示以后当主要依靠官军①。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 页。

① 《复郭筠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第35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 册，第2675、2674 页。

② 《复薛觐堂中丞》，《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版，第27 页。

③ 《复潘玉香观察》，《曾国藩未刊信稿》，第7—8页；《议复借洋兵剿贼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19—20 页。

① 《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7 页。

曾国藩之所以反对“洋兵会剿”，认为“只宜借兵守沪城”，真正的原因是：第一，他不愿洋人分占其利，特别是不甘愿洋枪队分占由他和其弟曾国荃湘军主攻天京的头功。这是最主要的。第二，这也是从清朝统治者的实际利益考虑。尽管这时这个政权已开始半殖民地化了，但它在能够保有的独立限度里，还是尽量想多维持一点自己的封建主权。

值得注意的还有阿思本船队的事件。这事也发生在咸丰、同治之交，与借洋兵助剿差不多同时。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衙门大臣奕 、桂良、文祥等首先奏请购置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曾国藩很表赞同，称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②。第二年，经清廷批准，由总理衙门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趁休假回国之便，代购中号兵船3 艘、小号兵船4 艘。但李泰国违反总理衙门与他的协议，不仅多购1 艘，船价由原定60 万两增至107 万两，而且擅自招募600 余名英国人为船队水手军官，聘请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任船队的司令。更严重的是他竟以中国代表自居，与阿思本订立了十三条协定，“依据这协定的条款，司令除了皇帝之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皇帝的命令要有李泰国副署才能有效”③。同治二年八月（1863 年9 月），这支新购的船队到达中国，俨然是一支外国的海军小舰队。与曾国藩“原期操纵自如，指挥由我”的设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奕 等“再四向李泰国严词驳诘”，议定折衷办法，订立章程五条，“由中国选拔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以阿思本为帮总统，均听当地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①，但遭到曾国藩等湘淮系的坚决抵制，最后不得不将阿思本船队解散。

曾国藩对阿思本船队的抵制，含有维护中国民族尊严的积极因素，但同时也反映曾国藩等湘淮军实力派与外国侵略者之间尚存在一定的矛盾。

然而不管怎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对于西方国家的言论和对策，确实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根本态度上，反复强调起“与洋人交际，要言忠信，行笃敬”，“要开诚布公，与敦和好”。

曾国藩之所以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是因为他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1862 年6 月3 日），他的日记记载了他与幕僚们的谈话：“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②由于曾国藩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和态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有了如此截然不同的转变，因而促使他由宋明理学的信仰者变为主张“师夷智”以“自强”的洋务派大员。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18—19 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 页；《上恭亲王》，《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76 页。① 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洋务运动》第8 册，第474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第2 页。

第六节举办洋务

举办洋务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实权人物被迫学习西方科技以巩固其政权的活动，曾国藩是其中主要的倡导者。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为了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洋务活动必然首先是从兴办军事工业开始。因此在咸丰十年提出借洋兵“助剿”和委洋商运米粮问题时，曾国藩就表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③。咸丰十一年，他就在安庆军营里设内军械所，召募科技人士开始制造洋枪洋炮。第二年，“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在徐寿、华蘅芳等中国科技人员努力下造成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他计划“以次放大续造多只”①。为此，同治二年冬，他派遣早期留美学生容闳到美国购置机器，进行扩充。两年后机器运到，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绌，难兴船工”。至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奏留海关洋税二成，以其中一成充作造船费用，至第二年建造成一艘较“黄鹄”号大五六倍的木壳轮船，取名“恬吉”，时速也较前大有进步②。此后，直到曾国藩去世前，江南制造总局又陆续推出“操江”、“测海”、“威靖”三艘轮船，体积、吃水马力与载重，一艘超过一艘。同治十二年又制造成一艘“海安”轮，马力达1800 匹，载重达2800 吨。“在外国为二等，在国内为巨擘。”③但是曾国藩死后，制造局全由李鸿章

管辖，改变了以自制轮船的方针为以买船为主，致使江南制造局在培养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设备上的发展受到相当的影响。

除了制枪炮、造船，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还设置了翻译机构，“另立学馆，以习翻译”。他对于主持编辑翻译的徐寿大加赞许，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为尤要”，强调“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并聘请英、美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人专事翻译制造的科技书籍多种①。此外，他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厂旁建立了一所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曾国藩还接受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1871 年8 月18 日），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李鸿章联衔会奏，委派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选带聪颖子弟赴美国肄习自然科学技术，具体办法为：“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去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②120 名青少年后来虽因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按预定15 年的期限学完，而于光绪七年（1881）便全部提前撤回，但通过这6 到9 年的学习，还是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外交、海军、航运、电报、路矿、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其中包括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等优秀科技工程人员，并且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③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3 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 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 页；《清史稿·艺术传四》；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15；《手书日记》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 页。

① 《江南制造局记》，《洋务运动》第4 册，第125 页。

②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 页。

曾国藩办理“洋务”的时间不长，所办的洋务内容比起李鸿章、左宗棠和后起的张之洞等，要少得多。但是他起了创始者与带头人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七节“剿捻无功”

曾国藩在功名仕进上曾一帆风顺，但在镇压捻军中因“无功”而招致清廷的不满。

同治四年四月（1865 年5 月），捻军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剿捻主力吸引到山东菏泽西北高楼寨，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伏击，使僧军被大量歼灭，僧格林沁本人也被击毙。清廷大为震动，赶紧调派曾国藩督师北剿。清廷颁给曾国藩以钦差大臣关防，任命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三省八旗、绿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由他节制。

针对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定的特点，曾国藩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画河圈围的对策。他先驻扎在徐州，作为指挥中心，并在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以后加上归德）等地驻防重兵，进行堵截，以后又分别移驻这些据点，重点围攻，另外派遣精锐马队对捻军进行跟踪追击，以达到最后聚而歼之的目的。为了割断捻军与群众的联系，他实行查圩政策，进行坚壁清野，严禁群众接济捻军，并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政策，企图彻底孤立捻军。他以水师炮船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又利用运河、淮河、沙河、贾鲁河等河流的自然地形，挖壕筑墙，进行设防，企图限制捻军的流动。但所有这些，都没能奏效。捻军这时已分东、西两支，仍然往来穿插，驰骋南北东西，使清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同治五年八月（1866 年9 月），赖文光部东捻与张宗禹部西捻在河南开封大会师，一举冲破曾国藩布置的沙河及贾鲁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然后乘胜东向，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九月，自山东回师，再

破清军河防，重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这使曾国藩煞费心机辛苦经营的合围河防“剿捻”计划破产，不得不自认“剿捻无功”。

由于曾国藩劳而无功，清廷决定以李鸿章来接替他。曾国藩自己也深感这种局面难以维持，便于同治五年十月自请开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等职衔，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并附片暂将封爵注销。清廷只撤换了他的剿捻钦差大臣，命令他南返两江总督原任。 同治六年正月（1867 年2 月），曾国藩由周口剿捻据点，途经徐州，二月返抵江宁，还驻两江总督衙门。此后两三年间，清廷为了对他进行安抚，先后补授他以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头衔，并于同治七年七月调他任直隶总督。这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他在北京受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数次接见，并在国宴上班列汉官之首，与满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然而在骨子里，曾国藩通过实际的观察体会，对清皇朝之前途及其当权人物深感失望，心情十分凄凉阴暗。还在同治六年六月间二十日晚（1867年7 月21 日），他就私下与他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闲谈时透露出自己的忧虑。他对赵烈文的清廷“根本颠扑”，命运“殆不出五十年”的估计，起先不肯相信，以后觉得赵的分析有理，而希望速死，免得看到清朝的崩溃而难过③。以后他北上到京、津等地，通过亲自考察和直接了解，对清廷及主要当权人物更是失去信心，感到清廷大势已去，更增添了心头的愁闷。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91 页。

第八节“曲全邻好”

同治九年五月（1870 年6 月）天津发生了重大教案，爱国民众愤怒惩罚欺压中国人民、无视中国主权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等侵略分子，焚毁教堂和外国驻津机构多处。事件发生后，清廷派遣曾国藩前往处理。曾国藩到天津后，明知这次教案“曲在洋人”，但为了讨好侵略者以维持“中外和好”，他不惜违心地大肆惩办中国人民，将“启衅”的罪名硬加到天津老百姓头上。当时，在中法代表交涉期间，法国公使罗淑亚声势汹汹，以武力进行威胁，企图迫使清廷完全接受其极为苛刻的条件，连清廷都感到事态严重，“有诏备兵以待”，而曾国藩却说：“百姓小忿，不足肇边衅”①。他的对外既定方针是“即令审得确情，实系曲在洋人”，“吾辈亦宜含浑出之，使彼有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凭谣言以煽乱，尤须从重惩办”②。在他主持下，完全满足了法国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了80余名无辜群众，重刑逼供。“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发配边疆，赔款四十九万七千余两”③，还由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专使到法国赔礼道歉。曾国藩这种视人民如草芥、曲意讨好外国侵略者的卑劣行为，不能不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甚至连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气愤地砸掉他悬在湖南会馆上的匾额，声言开除他出同乡会。在社会舆论的共同谴责下，曾国藩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一事件“办理过柔，寸心抱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为一生憾事”。以后还再三写信对人表示“神明内疚，至今耿耿”。但实际上他又认为从维护清朝统治利益上讲，是做得对的。他在向清廷奏报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时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①，认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②。他进而提出“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图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③。他认为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惟有采取对外屈辱乞和的妥协方针。也就是在这个奏折中所说的，今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 兵端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

此后，他更与郭嵩焘、李鸿章往复讨论。李鸿章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

④曾国藩答复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①他们总结出的“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作为他们对外行动指南，并成为清廷对外关系的总方针。

①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27，《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 册，第411 页。② 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62 页。

③ 《复崇地山宫保》、《复恭亲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第12、43 页。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7，第14—15、42—43 页。

② 《复陈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 页。③ 《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4 页。

④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9 页。

① 《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第27—28 页。

曾国藩按以上指导思想办理天津教案是完全得到清廷同意的，但是由于舆论的指责集中在曾国藩一人身上，使他一下子由“中兴名臣”变成“卖国贼”。为了缓和“清议”，减少自己所受压力，曾国藩上疏请求另派大臣到天津协同办理。清廷接受他的请求，派遣工部尚书毛昶熙、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会办教案。这时正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死，便下令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派李鸿章接替他为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实际上等于宣布曾国藩没有处理好天津教案。清廷把曾国藩推出来当替罪羔羊，使曾国藩深感难堪，并为之寒心。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0）九月下旬离津入京，十月十五日（11 月7 日）由京南行，闰十月二十日（11 月12 日）抵江宁。此后他于同治十年十月曾乘船到江苏长江南北诸城镇巡视军营，并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所属各厂。由于重病缠身，加上长期的精神抑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 年3 月12 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终年62 岁。

他死后，清廷给他以最高嘉奖，在专发的上谕和祭文中对他大加赞扬，称他“公忠体国”，追赠太傅，谥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将其生平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