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新局面

　　6月26日，“乌托邦・异托邦――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经过3个月的展出，终于在乌镇落下帷幕。值得一提的是，受到乌镇国际当代艺术展的邀请，汉密尔顿巨大的装置作品《唧唧复唧唧》在乌镇国乐剧院展出――一台老式织机摆放在舞台中央，线轴连在剧场的座椅上，观众席和舞台靠绵绵细线联系起来，整个剧院变成了一台体量硕大的手工织布机。 　　“乌镇原本就有缫丝业的传统。”汉密尔顿说，乌镇女人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她们手上，所以这次她请当地人一起加入这件艺术品的创作。 　　如果要问传统文化和当今年轻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答案恐怕是，“一个互联网平台”的距离。 　　“O2O”焕发非遗生机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线上线下结合的O2O电商模式为其打造了新市场空间。目前国内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商平台开始运作。此前百度糯米通过其平台推出了非遗有价产品的专题活动，而在去年，国内唯一官方授权的非遗类电商平台e飞蚁也正式上线。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学院李荣鸿教授认为，从非遗传承人和企业角度来看，这类O2O平台通过借助互联网渠道优势为非遗传承人和非遗企业构建了全方位的线上推广。“他们只需要通过付出自己的手艺劳动，就能够借助线上平台获取一定的收益，同时也能够借助线上平台弘扬自己的手艺文化。”李教授说。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看，目前国内真正从事这类产品的电商并不多，电商平台很容易建立自己独特差异化优势，并能在天猫、京东称霸下的中国电商市场格局“杀”出一条阳光大道来。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随着人文层次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尤其是艺术爱好者喜欢收藏一些具备传统文化价值的产品。但是很多消费者却苦于很难通过线下渠道找到非遗大师们的作品，互联网平台则打破了这种信息障碍。 　　“当然，O2O电商平台需要打破的是一个信任问题，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他们很难辨别非遗产品的真假，这就需要电商平台具备足够的权威来确保非遗商品的真实性。”李荣鸿补充道。 　　打造“线上线下”闭环 　　互联网优势在于凭借着低廉的连接成本为用户创造连接价值。通过借助线上平台导流，各种线下的非遗展览就得以顺利举办，比如美食节、服装节、非遗产品展览等。对于平台来说，不仅可以收取一定的门票费用，它们在为非遗继承人和非遗企业提供线下展示的同时，也能获得一定广告收益。 　　对于用户来说，他们通过参加这种线下非遗活动，也能够更深入了解到中国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他们还能够通过线下活动认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非遗文化社交甚至也可以由此开启。 　　最后，对非遗文化的继承人和企业来说，通过这种线下活动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宣传自己的非遗文化作品，让更多的用户了解自己的非遗文化。 　　那么如何留住用户呢？ 　　目前市场的应对方式是通过非遗文化相关的知识问答、在线教育和数字博物馆等。对于大多数想要学习和了解非遗文化的用户来说，这无疑可以吸引他们回到平台进行二次消费。“在未来，线上教育，尤其是直播教育将会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趋势，非遗文化教育作为垂直细分领域，同样会具备一定的市场空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高峰对《经济》记者介绍道。 　　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非遗文化将在更多领域展现市场空间。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断层并非耸人听闻，但是随着互联网平台对非遗文化的推动，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会得到有效延续。最为重要的是，借助互联网，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非遗文化，既有利于非遗文化的快速传播，对于互联网创业者以及非遗文化继承人和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机遇。 　　娱乐至死的时代 　　文/本刊记者刘稚亚 　　萧 　　伯纳说过一句话，理智的人适应环境，而世上所有的进步都仰赖不理智的人。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乍一看来就像是胡言乱语，然而却在当今的社会中一次又一次地被反复验证了。 　　《娱乐至死》这本书讨论的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波兹曼认为，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 　　电视尚且如此，互联网呢？ 　　在互联网的时代，任何的严肃性都变得没有意义。美国大选中发型飘逸、表情夸张、言语惊人的Trump选票居然一路扶摇直上，成为最为人瞩目的社交网络中的宠儿；英国脱欧公投结束后谷歌搜索排行榜第二位居然是“欧盟是什么”，脱欧结束后就有150万人请愿要重新公投，原因是大部分人只是“投着玩玩的”――“自由民主”仿佛成了一个笑话。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共识：政治家、教育家或者思想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和演技。 　　原因就在于，长期浸泡在娱乐化世界中的我们，思想结构和认知能力也完全发生了改变。 　　在18世纪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想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那时候的阅读和当今的阅读是截然不同的。过去，我们提到一位大师，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著作、社会地位和观点，而现在我们提到一个人（尤其是当今炙手可热的“网红”），我们想到的却是一段视频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什么，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当然我们也不想知道，当时看过了一乐就行，何必去思考那么多？又费时又费力）。 　　波兹曼定义了一个“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都蕴含在严肃阅读的“阐释”之中。而现在，碎片化阅读的年代，我们再也容忍不了超过140字的阅读，超过3分钟的视频，“阐释年代”逐渐褪去，另一个时代统治了我们的生活。这个新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受众倾向于选择更轻松愉悦、更能抓住自己眼球的节目，享受电视节目或其他媒体“取悦”自己的过程；同时受众越来越讨厌“高大全”的人或事。这就决定了媒体在收视率、收听率、销量的压力下必须迎合受众的这种娱乐化需求。如今，打开电视或者走进影院，非娱乐性的节目或影片几乎没有生存空间。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外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百年之后，这个预言正在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