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性行为进化对社会文明的影响

　　人类的生产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性行为的进化，人类性行为文明的提高也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所以，人类性文明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1发情期的消失为人类固定性伴侣关系 　　 　　奠定了基础除了人类以外，所有的哺乳类动物的雌性在生殖生理机制方面都是以发情期的方式来进行繁衍的[1]，即在某个季节或某些日子里，雌性动物才具备渴求性行为的能力和欲望，而在其它时间里则不接受交配。人类女性发情期的逐步消失与人类劳动生产有密切的关系。 　　大约在175万年前，古老人科生物结构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狩猎和采集两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狩猎集团的成员由成年男性和不带小孩的女性组成，称为“两性关系集团”；采集集团由带小孩的妇女、孕妇、老人和小孩组成，称为“亲子集团”。古老人类在狩猎之初，由于生产工具及捕猎方法的落后，经常会一无所获。这时获得尽可能多的食物是狩猎集团的第一要务，在没有收获、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人们没有心情寻求性快乐，无暇顾及性行为，这时即使女性的发情期到来，在饥饿面前也只好压抑克制忍耐自己的性欲望。当狩猎活动结束后，人们获得了足够的食物，狩猎集团内部男女之间才可能在下一次狩猎活动的间隙进行性活动，这时哪怕女性没有发情期，为了种族的繁衍也只能接受性行为。 　　所以，紧张的狩猎生产，必然以一种不定期无规律的性行为节奏冲击着女性的发情周期：当女性发情期到来，性欲旺盛、渴望性交时，偏偏碰上狩猎生产的紧张时刻，忙于生产的男性无暇顾及，使处于发情期的女性得不到性满足；可是当她们的发情期结束，性兴奋处于低潮时，因狩猎生产上的间歇，男性们积蓄了一段时间的性欲望需要发泄，即使女性没有性欲也要发生性行为。由此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因受狩猎生产这一要务的影响出现了“时差”，女性在性兴奋的时候得不到性交的机会，需要克制压抑性欲，久之性兴奋点就会逐渐降低。而在女性性低潮时，往往因狩猎的间隙期又要受到男性较为集中的性刺激，使女性的性兴奋又得到相应的提高。 　　如此反复的刺激影响，使得女性的性机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发情期慢慢消失了，女性和男性一样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性欲望，在除了月经期外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性交了[2]。这种生理机制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进化才得以完成，并以遗传的方式传给下一代。女性发情期的消失，为人类男女之间爱情的萌生奠定了生物学基础，更主要的是女性可以更加从容地按更高标准来选择自己的性交对象，从而生育出在身体、智力上都超过自己的后代，保证了人类素质的不断提高，促进了人类的进化。 　　 　　2面对面的性交为两性情爱关系的 　　 　　建立创造了条件人类站立之后，在性交姿势上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改变了灵长类传统的后进位性交姿势。后进位的性交姿势，过程短暂、残忍，仅仅是为了达到泄欲和生殖目的。当人类使用这种性交姿势时，男性只能看到性伴侣的背部，女性丰满的臀部成为他满足欲望的主要对象，而女性除了来自性感区的刺激外，则“一无所览”，难以从性交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满足。随着人类的直立行走，在生产劳动的影响下，脊柱逐渐伸直，头部从脊柱的前上方移到了上方，使得人类可以十分自然从容地躺下，接受面对面的性交。 　　性学家认为，人类身体的大部分性敏感区都集中在人体的正面，面对面的性交使肌肉、神经末梢都由于姿势的变化而有了新的反应。有人认为：“人类所独有的女性性高潮，就是由于这种新的性交姿势所带来的。”[1] 　　人类学家认为，新的姿势使男女双方都有了稳定、牢靠的身体支撑点，从而延长了性交时间，第一次使性交从动物界单纯的性感官刺激中脱离出来，成为除了达到本能的生殖目的外，更是男女双方共同体验性的情感快乐的来源。人类学家海伦认为“雌性性机能的经常易感性和面对面的交媾方式揭开了人类一项最基本的交流――情爱的序幕。它们的诱惑使雌性得以与雄性建立经济联系，从而维持生命。两性之间学会了分工，交换肉食和蔬菜，性生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经济的依存更加强了这种联系，”为今后产生的婚姻制度打下了基础。 　　 　　3性禁忌促进了性文明的形成 　　 　　女性发情期的消失，使女性在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和对象上提供了心理选择的余地。而这一变化又迫使男性改变过去那种可以强行发生性关系的性行为，转变为争相在女性面前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机智勇敢、健壮体魄等能唤起女性好感的男性特征，从而引起她们的性反应，这就是人类爱情初发时的生理、心理基础。产生了爱情后每一个成年男女都有爱与不爱、接受爱和拒绝爱的权利，在缺乏约束两性行为的社会规范的情形下，原始集团内部经常陷入因感情或争斗女性而引发的纷争，极大地影响了狩猎生产的效率。考古发掘出的北京猿人化石证明，相当一部分头骨化石遗留有一些圆凹的、深在的伤痕，通过分析研究认为，这些伤痕是由带有尖状的物器、根棒打击所致。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缺乏食物时发生的人食人的悲剧；再者就是为争夺女性而引发的争斗。这种现象的时常发生不仅影响到狩猎生产的效果，还威胁到原始群体的生存。所以，当冲突演进到一定程度时，制定出一个约束群体公共意识的条约便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了，于是狩猎生产期间的禁忌由此产生，规定在狩猎期间禁止发生性行为，后来为了保证禁忌的落实，将女性清除出狩猎集团。当然生产性禁忌只是为了保证狩猎活动的正常进行，只是在狩猎活动期间具有约束力，一待狩猎活动结束，自然就成了成年男女释放长期性压抑的时刻。所以，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关于这种狂欢放荡节日的记载，如古希腊的“地母节”、“酒神节”，中国的“春社”、“桑社”等。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随着人类数量的增多，狩猎等生产生活的范围也逐步扩大，人们有机会接触部落以外的人群。在与其他部落的共同生活、生产和通婚中，人类发现了近亲繁殖的恶果及“杂交优势”的存在，从而产生了性关系方面的第一个禁忌――乱伦禁忌[3]，即禁止有血亲关系的人群之间发生性行为，禁忌范围由母子父女到同一血缘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性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乱伦禁忌又延伸至禁止婶侄、父媳、母婿、嫂弟等非血亲异辈间的性交。乱伦禁忌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意义十分重大，它极大地提高了人的先天素质，改变了两性关系，最终导致一夫一妻制的建立和社会的相对稳定。 　　 　　4一夫一妻制度的形成促进了人类婚姻关系 　　 　　人类之初，由于人口的稀少，人们只能也只允许在本部落内部的成年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因为人口的生产直接关系到本部落的兴衰，即形成了原始的群体婚姻模式。这时的人类尚未完全脱离动物的属性，由此婚姻形式产生了不同的“血缘家族”。但是这种血缘婚姻模式所产生的严重后果逐渐显现出来，新生儿中痴呆、畸形的情况越来越多，成人中不育不孕、早产、流产的比例增高，使部落的人口生产质量低下，出生率、成活率都在下降。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这种禁锢在血缘家族内的男女性行为几乎将人类种族的繁衍导向濒临灭绝的边缘。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及人类活动范围的逐渐扩大，不同部落之间在生产中相遇的机会增多，为成年男女提供了相遇、相识的机会。不同部落内的个别成年男女，偶然相遇而相慕，为了逃避部落内部的婚姻惩戒，两人只能私奔独立生活。结果他们繁育的后代在体能上、智力上都优于原部落生产的后代，由此而产生的新的部落，鼓励部落内部成年男女与其他部落的成年男女发生性行为，从而产生出了更优秀的后代，避免了人类的灭绝，也由此产生了人类的第二种婚姻形式――氏族公社的种内杂交性行为。 　　氏族公社是原始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大约是4万年前至1.2万年前的时期。在这近3万年的历史演化中，人类历史上的狩猎业、采集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并从中分化出了捕鱼业。此时氏族婚姻联盟的出现，更充分发挥了生物遗传学作用――种内杂交的优势，将人类的体质形态、智力发育由古人推向新人，最终形成了人类自身生产的社会结构――婚姻形式。这种婚姻形式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社会化、复杂化，出现了同氏族男女之间的亲属关系、氏族婚姻联盟中异性群体间的婚姻关系、氏族婚姻联盟中同性群体间的姻亲关系，这就是最古老的亲属关系。 　　随着人类生产的进步，居住相对安定，有过性交往的男女可以在固定地点见面幽会，再不像过去那样分手后很难再度相见，互相爱慕的男女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性关系，发展成对偶婚形式。因为当时对偶婚姻关系的极不稳定，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逐渐从采集业中分离出来并迅速上升为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妇女也成为主要的劳动者及食物的主要供应者。相对而言，狩猎业由于人口的增加，周围野兽数量减少，需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捕获猎物，获得猎物越来越不容易，男性反而需要从女性那里得到稳定的食物供应。这些变化导致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形成。物质生产的再进一步发展，畜牧业从狩猎业中分离出来，男性又逐渐取代了女性在物质生产领域的重要地位，当男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之后，尤其是男性知道自己在生育中的重要作用之后，男性就将其他氏族中与自己有性关系的女性带回本氏族内生活，组成了由男性为主体的个体家庭，母系社会也由此转变为父系社会。父系社会的产生，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家庭，人类的婚姻形式也由此产生出一夫一妻制。随着个体家庭的功能越来越大，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别日益显现，由此产生了阶级，原始社会结束进入到阶级社会。 　　 　　参考文献 　　1 石方.中国性文化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29-37. 　　2 刘达临.性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40. 　　3 王兵.人类性文明史的演变[J].中国性科学,2006，15（11）：35-37. 　　 　　[收稿日期：2007-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