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天道观对皇权的制衡作用

儒家天道观对皇权的制衡作用

大家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代替宗教的东西，那就是儒家的天。天相当于宗教中上帝一样的最高存在。它不是人格化的神，但它是无所不在的，具有惩恶扬善的超自然的巨大威力。

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根据儒家的哲学预设，统治者天子之所以获得统治天下的权力，是天命所赋。然而，只有当天子的行为符合天的意志时，其统治的合法性才能够保持下来。而天意又是与儒家的道德同一的，如果当政者一意孤行，违背天意即儒家的道统，那么他就失去了合法性。

天人相应，具有了很重要的政治意义，这就是古代的天命观。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天命无常，唯道是处。这个道，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儒家人伦道德的体现。这样，儒家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逻辑：人君只有顺应天道，才能具有合法性，而天道即圣人之道，就是儒家的道统，因此，就形成这样一个命题，即圣人之道是高于君统的，那就是儒家所说的“从道不从君”的观念。

儒家把王道，上升到宇宙最高本体的地位，以此来约束王朝的统治者。在许多古代文明中，统治者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君统与道统合二为一。而在儒家文明中，儒家的天命观认为，道统无条件高于君统；一旦统治者失德，就会受到上天的惩处，因此，只有统治者以儒家的道德来进行统治，用圣人之道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即施仁政，才能保持上天对自己的信任。儒家认为，“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民为重，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百姓的利益体现为天意，儒家文化不是无条件为皇帝辩护，这是中国儒家文明十分独特的现象，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

正是儒家的这种立场，形成了千百年来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支撑点与道德力量。统治者为了统治国家，就必需一大批士大夫来当官，而士大夫受到儒家文化熏陶，在辅佐皇帝统治社会的时候，始终有一种道德的自主性，这种道德的自主性形成的社会舆论，就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社会上以儒家为本位的话语权。

历代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正是运用这一话语权，来批判、抵制帝王违反道统的行为。我们在儒家文化中发现了一种精神资源；在很多士大夫看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杀生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天道的召唤，就是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这种道德的自主性，使得士大夫阶层有了思想武器，从天道观中找到了制约皇权的立足点。正是这个立足点，使得中国的文明始终保持着一种道德立国的立场与精神。无论经过多少次改朝换代，在中国人的文化生命中，道统高于君统的精神并没有改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论语《八佾》篇有这样一段记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谓礼，就是指契约或者契约一般化后的习惯法，这个法律明确规定了封臣对作为领主的君主的义务，君主只能在此范围内支配封臣，在此范围内，封臣也会忠于职守。归根结底，这里的忠，不是忠于君主本人，而是忠于两人订立的契约。

孔子这句话后面其实还有一个足以令后世俗儒震骇的潜台词:“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不以

忠”。如果君主超出法律规定的义务，强行对封臣主张某种权利，则封臣完全可以拒绝他。

这样的言外之意，孟子十分清楚地说了出来:孟子告诉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楚平王因听信小人谗言，杀害伍子胥的父兄。此举意味着，平王已经撕毁了封建的契约，伍子胥当然也就解除了对楚王的效忠———那个时代是没有爱“国”之说的。楚平王只是领主，而不代表国家。伍子胥为了报仇，历尽艰辛，逃亡到吴，借兵伐楚。彼时平王已死，子胥乃掘墓鞭尸，方消心头之恨。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伍子胥作传，并评论说:“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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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既能明晓善恶，又能辨知是非，保持这样的状态，进而达到而保全其自身的品德不受污染。

宋朱熹《集传》则说：“明，谓明于理；哲，谓察于事；保身，盖顺理以守身，非趋利避害，而偷以全身之谓也。”

“宗教”一词来源于华夏的宗庙祠堂体系，那才叫真正的“宗教”。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宗教”严格叫“神教”。这些都是过去翻译用词不当造成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是“夷神教”，加上“夷”表示是外来的，而我们华夏有自己的“神教”，就是我第一部要讲的“华夏神道”。

另外，“庙”也是华夏宗庙祠堂体系特有的词汇，神教场所应该叫“寺、院、堂”之类。 上帝，或称天，是华夏文化里主宰天地宇宙的神，是自然化的最高的神。

“天”是最高神格的非偶像神，而“天帝”或者“上帝”是最高神格的偶像神。根据古文献记载，虞舜、夏禹时称其为“类”。在殷商甲骨文中，昊天上帝是“帝”，或称“上帝”, 周代时，称为“天”。据《史记·封禅书》，齐国所祭八神中，有天主，而天主，就是上帝, 魏国也祭天。上帝只是华夏文化多神论的最高神，从“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庙社稷之灵”的顺序可以得知，非偶像的『皇天』在偶像神『上帝』之上，上帝之下还有名山大川四方之神. 四方之神以下才是宗庙的列祖列宗。

昊天上帝是自然和下国的主宰，他的周围还有日、月、风、雨，星辰等作为臣工使者。在中国，昊天上帝的称法很多“上帝、天、帝、天帝、天主、皇天、皇天上帝、昊天上帝、太一、维皇上帝等”，通俗说法，如“苍天、上天、上苍、老天、老天爷等”。

‘天道无私，唯德是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而不息’。对昊天上帝的信仰，其实就是对道德、仁义、自我贡献和自我牺牲的信仰。《大雅》中说，只有有德者可获天命。

昊天上帝是“道”的人格化身，昊天上帝认同（是认同而不是祝福）有德者、进取者。昊天上帝不喜欢对其不断祈祷，却不注重修德自强的人。天之子民的身份是酬劳，而不是恩赐和拍马屁吹捧得来的，是靠勤劳努力争取而得来的。昊天信仰让人们有用自己的能力开创美好新世界的能力，昊天上帝不会创造一个新的美好世界给好逸恶劳的懒人，只有靠自己开创盛世的自强君子能获得昊天上帝的认同。而我们华夏子孙只有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以及修德可获得昊天上帝的认同而取得天命。

昊天上帝的信仰让华夏子孙成为了不信末日，而信为万世开太平，并且努力自强，勇于奉献的华夏，成了光明正大、宏毅坚韧、胸怀天下的龙族。

屈原《九歌·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

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

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

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礼记》开宗明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

儒家的大同理念

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 《礼记·礼运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