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二

中国革命实现手段和主要途径：暗杀暴动及民变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革命自孙中山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就走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但是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力量悬殊的重大难题，革命与反革命根本不成比例。力量悬殊当然不是不革命的理由，只是力量悬殊就迫使革命者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否则就要将革命沦为空谈，革命就毫无希望。孙中山和其他革命领袖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只能根据形势的发展，运用暗杀、武装暴动等方式，利用民间自发骚动等机会，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终于将一个人的革命演变成全民族的觉醒。

暗杀时代：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中国并没有暗杀的传统，更没有自杀性恐怖袭击传统，两千年历史上也就只留下“荆轲刺秦皇”这样为数极少的故事。到了清末，到了革命兴起，中国突然流行了暗杀，甚至有了一个“暗杀时代”。

这些英雄故事，根据记载，在晚清政治革命时期至少有五十多起。如果从性质上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为了配合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而进行的暗杀活动，刺杀目标直指清廷大员，有擒贼先擒王的意思。

1906年萍浏醴起义爆发后，杨卓林等革命党人在南京运动军队和会党响应。起义失败后，杨卓林和李发群等人至扬州联络会党，密谋刺杀两江总督端方，虽未能成功，但确实对清廷有相当震慑作用。

等到清廷预备立宪政治改革开始后，革命逐渐进入低潮，困难重重，为了激励士气，革命党针对性地刺杀一些政治要员，特别是那些积极投身于政治变革的要员。在革命党人看来，积极的政治改革就是对革命的扼杀，所以这样的大员也就成了刺杀目标，类似的情形主要有徐锡麟1907年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固然是革命志士，中华民国的开

国大英雄，但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恩铭毕竟是其恩公，恩铭收留了徐锡麟，给予重用，因而引来杀身之祸，这也是后来清方对徐锡麟挖出心肝烹食的主因。

与杨卓林、徐锡麟的事迹相仿佛的还有李燮和、陈方度1911年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蒋翊武谋杀湖广总督瑞徵等，都多少具有与武装起义相互配合的意思，都是以个人生命去换取武装起义的成功。

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残部为报仇，对那些残酷镇压起义的清廷官员给予报复，并防止这些官员以后继续残杀革命党人，这方面的例子也有很多，最突出的莫过于汪兆铭1910年前往北京谋杀摄政王。这是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功。

类似情形还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等人复仇心切，试图用个人暗杀手段解决几个清廷大员，派遣支那暗杀团成员林冠慈、陈敬岳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8月13日，林、陈按计划行动，投掷炸弹重伤李准，林冠慈当场被李的卫队乱抢打死，陈敬岳被捕后被杀。

李准受伤后闭门不出，革命党人无计可施，毫无办法。适逢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到任，黄兴改以凤山为刺杀目标。为防失手，改用重型炸弹，并在其中装有毒药。后在凤山经过的路口，还真的就这样得手，凤山当场毙命。

在谈到清末最后一段时间的暗杀事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张先培等人刺杀袁世凯，彭家珍刺杀良弼。这两起谋杀案，主要功能是惩处元凶巨恶，有杀一儆百的意思。 当南北和谈进入胶着状态，革命党人以为是袁世凯从中捣鬼，为消除隐患，尽早结束南北纷争，革命党人决定对袁世凯动手。1912年1月10日，彭家珍、罗明典、张先培、郑毓秀、钱铁如、傅思训等十多名暗杀团成员提前埋伏在袁世凯早朝必经之路，准备袭击。

十时许，袁世凯的车队途径革命党人设伏地点，立即遭到激烈的炸弹袭击，袁世凯

的座驾被炸翻。不过袁世凯并没有在这个座驾里，而是骑马前行，得以乘机逃命，躲过一劫。

如果从客观效果看，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行动恰恰帮了袁世凯的忙，因为此前清廷内部强硬派认为袁世凯与革命党有关联，现在革命党对袁世凯下手，证明袁世凯对清廷的忠诚，这就为清帝后来和平退位预留了机会。

与刺杀袁世凯情形相仿佛的是彭家珍杀良弼。良弼是清廷内部强硬派宗社党的领袖，是南北和谈、清帝退位的最大障碍。为了清除良弼，革命党人彭家珍决定单独行动。1912年1月26日晚，化妆后的彭家珍来到良弼官邸，得门卫同意，在门前恭候。半夜时分，良弼归来，彭家珍迅即出手，投掷炸弹，良弼重伤，稍后死去。彭家珍当场毙命，壮烈殉国。

良弼死，大局定，宗社党鸟兽散，清帝退位水到渠成。

暴动：革命的主要方式

同盟会成立一年后，孙中山就和章太炎及黄兴等人制定了一份《革命方略》，以作为同盟会此后工作指导方针。这个方略包含《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租税厘捐》等文件。由于这些文件制定在同盟会发展比较顺利而清廷的政治改革尚未完全启动时，所以革命党人此时情绪比较乐观，以为义师所指，就能推翻清廷，建立军政府，就能使中国从满洲人两百多年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所以《革命方略》对夺取政权后的建设有很多设计，提出军法时期、约法时期这样对后来影响很大的政治概念。 《革命方略》的重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推翻武装的反革命，所以这份文件对武装斗争，对暴力革命给予非常正面的肯定和讴歌，以为革命党人之所以不与满洲殖民者合作，不愿介入满洲人主导的政治变革进程，主要是因为两百年来满洲人的政治统治

足以证明这些改革不可信，与其瞎耽误功夫浪费时间蹉跎岁月，不如下定决心，用最简洁的办法推翻这个反动政权，重建汉族人的国家。至于为什么一定要说满洲人为异族政权，并没有多少道理，只是革命党人坚持不懈这样说，三人成虎，许多人也就觉得满洲人建立的大清国还真有点儿像外来政权，应该驱逐。

革命党人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革命党人并没有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所谓推翻满清，其实只能利用甲午战争之后各地不断兴起或恢复的秘密结社也即会党，还有就是清政府在1895年之后建立的新军，因为这批新军在接受东西洋军事训练的同时，也多少接受了东西洋各国近代的新思想。

在利用会党、马贼等民间力量反抗清廷时，革命党人能够做的，其实就是利用在海外通过华侨华人募集来的钱购买武器弹药，然后将这些武器弹药交给这些民间力量，同时也要给他们一些钱作为补偿或军饷，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重大武装起义使用最多的一种手段。而这些革命党领袖基本上处于流动状态，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偶尔通过特殊渠道返回国内，进行策动，因而这些起义从根本上说没有真正的民意基础，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可能从根本上震撼清政府的政治统治。

同盟会成立后构成一定影响力的武装起义，还是从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开始算起。湖南的醴陵、浏阳和江西的萍乡、万载等县，为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其实就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因此是长江中游哥老会分支洪江会的活动区域。

在同盟会成立前，由黄兴任会长的华兴会谋划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举行一次起义，在省城长沙进行一次连环爆炸，最好炸死前来行礼的清廷高官，然后乘机起事，扩大战果。只是华兴会本身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为了这次起义，华兴会只好联络各地会党共同参与，军事行动的实际领导人就是洪江会首领马福益。

然而由于风声走漏，华兴会长沙起义未及举行就被官府获知，黄兴、宋教仁、陈天

华、刘揆一等分头逃走，马福益或许因为江湖背景，相信有办法逃脱朝廷追捕，不料被官府抓获并被杀害。

黄兴、宋教仁等人先后逃往日本，他们在那里与孙中山会合并于第二年联合成立了同盟会，华兴会作为一个独立组织不再存在，但同盟会的总部支部其实就是原来华兴会的那些人，他们的工作重点依然是两湖即长江中游一带。

1906年春，刘道一、蔡绍南受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委派返回湖南秘密发动会党或新军寻机起事，很快与华兴会旧部蒋翊武等人以及会党首领龚春台等取得联系。根据黄兴的指示，他们决定利用会党力量在萍浏醴三地同时发动，然后分兵进攻长沙、南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充分利用军队中力量一起参与，因为会党不仅缺乏武器装备，而且缺少训练，无法持久，起义能否成功就看能动员多少新军反戈一击。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他们帮助龚春台联络哥老会各部，并重建了“六龙山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确立接受同盟会领导，以反满兴汉为宗旨。虽然保留了江湖会党的习惯、习气和做派，但毕竟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成为同盟会后来举行起义的重要凭借。 在同盟会的帮助下，六龙山洪江会发展迅猛，很快就集结了十万之众。只是人数众多并不意味着力量强大，反而因人数众多容易走漏风声。1906年底，龚春台、蔡绍南等通过各路码头发动起义，起义军迅速占领浏阳、萍乡一些地方，但由于起义军组织涣散、装备太差，起义在清军大规模围剿下很快结束，阵亡或被捕被杀害的义军将士不计其数。 当刘道一等人策划湘赣交界地区起义前后，孙中山也在利用地缘优势经营两广。他一直希望能在那里突破，因为那里不仅是他的故乡，人头熟，更重要的是那里天高皇帝远，大规模清军调动并不是那么容易。他希望在两广获得突破后，据两广为根据地，然后大举北伐，其内心深处的模仿对象大约就是洪秀全和他的天平军。孙中山后来在民国时代几次以两广为根据地策动革命，其实都有类似考虑。

华、刘揆一等分头逃走，马福益或许因为江湖背景，相信有办法逃脱朝廷追捕，不料被官府抓获并被杀害。

黄兴、宋教仁等人先后逃往日本，他们在那里与孙中山会合并于第二年联合成立了同盟会，华兴会作为一个独立组织不再存在，但同盟会的总部支部其实就是原来华兴会的那些人，他们的工作重点依然是两湖即长江中游一带。

1906年春，刘道一、蔡绍南受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委派返回湖南秘密发动会党或新军寻机起事，很快与华兴会旧部蒋翊武等人以及会党首领龚春台等取得联系。根据黄兴的指示，他们决定利用会党力量在萍浏醴三地同时发动，然后分兵进攻长沙、南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充分利用军队中力量一起参与，因为会党不仅缺乏武器装备，而且缺少训练，无法持久，起义能否成功就看能动员多少新军反戈一击。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他们帮助龚春台联络哥老会各部，并重建了“六龙山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确立接受同盟会领导，以反满兴汉为宗旨。虽然保留了江湖会党的习惯、习气和做派，但毕竟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成为同盟会后来举行起义的重要凭借。 在同盟会的帮助下，六龙山洪江会发展迅猛，很快就集结了十万之众。只是人数众多并不意味着力量强大，反而因人数众多容易走漏风声。1906年底，龚春台、蔡绍南等通过各路码头发动起义，起义军迅速占领浏阳、萍乡一些地方，但由于起义军组织涣散、装备太差，起义在清军大规模围剿下很快结束，阵亡或被捕被杀害的义军将士不计其数。 当刘道一等人策划湘赣交界地区起义前后，孙中山也在利用地缘优势经营两广。他一直希望能在那里突破，因为那里不仅是他的故乡，人头熟，更重要的是那里天高皇帝远，大规模清军调动并不是那么容易。他希望在两广获得突破后，据两广为根据地，然后大举北伐，其内心深处的模仿对象大约就是洪秀全和他的天平军。孙中山后来在民国时代几次以两广为根据地策动革命，其实都有类似考虑。

在两广，孙中山依靠或者说凭借的力量与黄兴等人在两湖非常相似，主要也是会党，而且由于两广滨临大海，不仅方便接受从海外运送来的军火、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便于撤退，便于转移。孙中山的目标只是要不断惊动清廷，因为他从两广打到北京，不是不可能，而是根本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

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自从1894年发誓推翻清朝以后，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地在两广发动武装起义，那真是英勇不屈，屡败屡战。1907年春，随着清廷立宪步伐加快，革命危机日趋加深，孙中山也加快了武装起义步伐，干脆在河内设立了比较固定的指挥机关，全面策划和指挥在两广及其周边地区的武装起义，于是有1907年的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以及1908年的钦州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无不以失败而结束，无不付出沉重代价，但这些失败丝毫没有使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失去信心，相反，他们在失败中看到了希望，在失败中找到了经验。由此完全可以相信，假如不是辛亥革命获得了成功，不论革命党人怎样边缘化，怎样人数萎缩，相信孙中山一定都不会放弃，一定会坚持武装斗争到底。 民变：革命的背景与铺垫

1895年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到中国自由办厂开矿，中国由此进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时期，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矿产资源开采，各大中心城市相继成型，使大量农村人口因各种原因脱离土地，或是因为土地被工业发展所征用，或因乡村太穷流浪城市。总而言之，1895年之后的中国社会流动人口日益增加，社会骚乱和社会冲突必然呈增长趋势。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量无工作无合法收入的流民普遍存在于城乡。

《辛丑条约》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清廷先是以新政相号召，继则开始轰轰烈烈的预备立宪运动。按照过去的说法，群众性骚乱或社会冲突一定是人民群众对

腐朽政治的反抗，是一种体制性抗争。现在清廷新政了，立宪了，社会不是更安定了更和谐了，而是相反，社会骚乱和社会冲突却在这几年大幅度增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人民不能认同政治变革，还是另有原因在？

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甚至在非传统的现代社会，中国人对于政治并没有特别偏爱，假如不是政治找来，一般地说，老百姓并不关心政治上谁上台谁下台，这不是中国人没有政治常识，需要政治启蒙，而是中国政治传统使然。按照中国政治传统，政治从来就是“食肉者”的事情，只要这些职业政治家能够把持基本的社会公平，老百姓乐于放弃手中的权力，不会对政治有什么特别兴趣。老百姓的关怀是非常实在的，就是生老病死、吃穿住行，就是最简单又最实际的物质生活。

那么从这种观点看，为什么当新政发生后，当预备立宪发生后，中国社会的内在紧张不是消解了减弱了，而是更趋紧张更趋严重了呢？要弄清这中间的因果关联，还得从中国政治特征上找。

中国政治在很多时候最崇尚无为，君主无为，人民安宁。君主整天张罗着这事那事，人民不厌其烦。由此观察1901年之后的新政，中国政治生活其实走上了与先前很不一样的道路，新政本身就是一种作为，由新政又带动了相关各种各样的外观设施与事情，新政几乎没有考虑老百姓的实际力量，总是碍于西方文明的影响，以为事事处处都应该无条件模仿西方。不知治有本末，功有缓急；不知国之强弱，在于能否得人心，而不是徒有外表，徒有高楼大厦。新政处处要用钱，而那时国库空虚，每兴一事，必增一税或必加一赋，于是民怨沸腾，铤而走险。一旦民众的负担超过了他们实际上可以负担的界限，达到临界点，那么社会骚乱社会动荡就必不可免。这是清末十年社会冲突的关键。所以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方面，清廷最注意的要点就是一再重申不得向百姓随意加租随意加税，希望用最小代价去换取社会进步与发展。

然而朝廷的希望与要求每每落空。地方政府与豪强总是借着新政进行实体性建设，朝廷号召新政要建新学校，地方政府和豪强就乘机向民众摊派，向政府请款；朝廷号召办警察，维持地方秩序，地方政府与豪强也借机向民众征收保护费；朝廷鼓励各地重视商业开发实业，地方政府和豪强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商贾征收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总而言之，任何有为的政治，都会被地方所滥用，于是新政的效果不是给一般民众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而是随着新政项目的增加而增加了许多无端的苛捐杂税额外负担。这就是晚清最后十年社会冲突没有随着新政随着预备立宪而减少反而日趋增多的根本原因。 朝廷每一个有作为的新政，都成为地方政府尤其是豪强的一个商业机会，这些新政当然也给百姓带来一些好处，比如兴学、保商等。但从总体上说，从具体生活感受说，由于新政几乎都需要老百姓提供经济协助，因而新政越多，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负担越重，出钱越多。

有的地方精明的领导人或许会实行有节制的“养鱼”政策，不会一次性将老百姓盘剥干净，而是注意适度，注意让老百姓活下去。而有的地方，由于主事者短视或者太贪婪，总是竭泽而渔，所以使得那些地方的百姓不论坐商还是流民，总是处于贫困状态。于是民怨沸腾，社会冲突加剧。最严重的就像1910年在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这里虽然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但自然灾害并没有使所有人没有粮食吃，而是有人饿死，有人反而乘着这样的机会做大米生意，赚取巨额利润。仔细分析长沙抢米风潮的根源，除了豪强、劣绅乘机赚钱外，也有地方政府乘机攫取不法利益，不顾人民死活的情事。

地方豪强是晚清十年社会冲突的根源，地方政府是地方豪强的政治靠山和分赃者。但是奇怪的是，清末十年所有社会冲突又总是被他们的话语强势所扭曲，原本毫无政治诉求的具体纷争，总是被地方豪强与地方政府相互勾结演化成一个政治的或者反政府，或者反体制的事件。他们按照这个口径向上一级汇报，这样既能洗刷他们的责任，又能

激起上一级乃至朝廷的愤怒，所以晚清十年虽然每一个具体的经济诉求都被掩饰下来了，每一场社会冲突社会骚乱都被强力镇压或劝说下来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火种依然存在。

对于地方豪强操控社会的情形，清廷当然并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只是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因为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豪强，他们毕竟都是清廷政治统治的基础，因此朝廷对于他们总是睁只眼闭只眼，总是能让一分是一分，得过且过，大致以社会平稳不出大乱子为目标。所以，即便某个地方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只要地方政府息事宁人平息了事态，朝廷对于这些地方政府也就不再深究，更不会从中总结更深层的原因。

清廷对于群体性骚动的处理方式，基本上以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强的意见为依归，没有充分尊重民间意识，没有重视下层民众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微弱反抗，结果原本并不联网成片的孤立性的民众骚乱，终于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局部骚乱逐步扩大规模，先前被严格控制和打压的秘密结社通过各种各样方式死灰复燃，并逐步介入各地社会冲突与社会骚乱，连年不断逐年增多的社会动荡逐步成为反体制革命者可以操控的工具。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统治者的政治危机终于酿成革命高潮。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十年的民变，就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武昌起义的远因和近因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06年开启的君主立宪政治改革，一路走来，大体上风平浪静。即便发生了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去世这样大的突发事件，清廷的政治改革也没有抛锚暂停的迹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经历了1905年短暂辉煌后，很快就因清廷的政治改革而受到极大挫折，过去我们不明所以将那前后的吴樾舍身炸五大臣、徐锡麟舍身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以及同盟会领导层孙中山与章炳麟、陶成章等人闹别扭，章炳麟、苏曼殊、刘师培

夫妇或设法回归社会主流，或设法谋求财政支持西天取经，凡此都可以看作是君主立宪开启对革命的遏制。这也符合积极推动君主立宪的戴鸿慈等人对立宪效果的判断，他们坚定的认为，立宪是一项有助于政治统治的大事业，立宪不仅利于君，而且有助于消弭革命，使革命在悄无声息中走向终结。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清廷在关键时刻出了状况，湖北新军首举义旗，一场原本具有极大希望的政治变革最终走上失败，两百多年历史的大清帝国顷刻瓦解。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湖北新军发动起义呢，武昌起义的目的究竟何在？

四川局势在恶化

简单地说，引爆武昌起义的是清廷的两个重要决策，以及此后僵持数月而没有结果的拖延战术。这些原本并不错误的错误终于激起新军官兵严重不满，他们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忍耐蹉跎后终于揭竿而起，表明立场。

两个重要决策的第一个是将责任内阁弄成了亲贵内阁或皇族内阁，这使那些原本准备通过改革分享权力的立宪党人彻底失望，只是立宪党人不过是一批文人，他们即便失望也闹不出大乱子。但是第二个失误就不一样了，铁路干线国有则引发了全国性的抗争。 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极大挫伤了民族资本的尊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四川，在哥老会及革命党人策动下，利用这个话题扩大危机。四川局势僵持不下，朝廷既不愿意接受教训，下诏罪己，终止或中止铁路国有化，或者宣布全额补偿绅商损失，或者如广西巡抚沈秉堃建议，请邮传部宣布将川汉铁路公司中所有零星民间股本一律偿还，至于川路中经营亏损、倒账亏损，也先由邮传部垫认。至于具体的责任，完全可以待事态平息后仔细调查。而邮传部和盛宣怀到了这个时候依然继续较真，与民争利，不愿让步，表示川路原有股东中有愿意在铁路国有化之后继续投资者，可以参照湖南的方式，按照一比一的比例配给国家铁路股票，一律分红分利；不愿继续投资的，参照广东的方式，

一律实发六成现金，其余四成另给国家印票，分两年给还。至于川汉铁路公司实收股本，国家既全数认还，那么虚糜及倒账之款，也就包括在内了。这种拖泥带水的表态，虽然较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毫无疑问，已经对四川愤怒的绅民没有多大吸引力了。四川的局势仍在持续恶化中，并终于引发9月7日四川总督府门前的流血冲突。

朝廷大约确曾想到用柔性办法化解危机，但为时已晚，只有按照本能坚持既定立场，予以镇压。然而赵尔丰能够调动的军队实在太少，外地军队也不是很快就能赶到。朝廷9月15日责成正在上海的岑春煊火速前往，然而这位素来强硬的大臣不仅发表一系列反对意见，而且弄到10月2日方才抵达武昌，却在那里向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表示身体不好，不去成都赴任了，要求朝廷开去他所答应的差使，准其回上海继续养病。

岑春煊的病当然不是致命的，而是政治在起作用，是端方等人的无端攻击使他非常恼火。你们不是说我沽名钓誉想当内阁总理大臣吗，那我就此休息不干了还不行吗？ 朝廷对岑春煊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听之任之。对于四川的局势，只能另想办法另请高明。10月7日，朝廷谕令湖广总督瑞澂加派湖北新军，谕令湖南巡抚余诚格酌派湘军两三营迅速赶往四川，与先期前往的端方等部会合，以最大决心最大力量迅速扑灭四川骚乱，恢复秩序。

第一个偶然事故

湖北革命党早就有利用混乱局面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瑞澂奉命率部赶赴四川，武昌空虚，于是，革命党人一颗意外爆炸的炸弹就将整个局面彻底改观。

对于四川的动向，湖北革命党人最为敏感，他们早就决定要利用四川的动荡局势大闹一场。9月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寓所集会，以为湖北新军主力调走后，武昌空虚，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鉴于对形势的共识，刘复基建议如果此刻发动起义，共进会、文学社的名义都应该暂时搁臵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党人的名义进行合作，“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同心协力，争取胜利，胜利了一切都好说；失败了，一切都不用说。

与会者赞同刘复基的动议，同意搁臵各自机构和力量，共组新的领导机关，只是他们感到留在武昌的革命党，好像还没有谁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去领导这场武装起义，讨论的结果是派遣居正、杨玉如前往上海邀请黄兴及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宋教仁、谭人凤前来武昌主持。

上海的确信迟迟没有送达，而湖北的形势又在急剧发展，无法等待。9月23日，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再次集会，鉴于黄兴、宋教仁等迟迟不能前来，决定组建统一的武装起义指挥部，公推蒋翊武任军事行动总指挥，专管军事；推共进会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管民政。至于关涉全局的重大事件，由他们三人集合大家共同讨论，集体决定。

统一的指挥机关构建后，他们又在第二天（9月24日）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这个计划在后来的行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起义被迫提前后，各项计划被严重打乱，各参战部队还能运动自如举行起义，其实就是这个计划在指导着大家的行动。

对于起义时间，这次会议暂定为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阳历为10月6日。他们认为，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一个富有革命意义的时间点，这大约也与元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政治传闻、政治传统有关。

9月24日的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然而就在会议当天，南湖炮队士兵因与长官冲突发生哗变，武昌局势突然紧张，官府加强了控制，甚至有传言说革命党人将在八月十

五中秋节起事，风声所播，武昌三镇官吏颇为震惊，但是没有真凭实据，也只好故作镇静，其恐惧的心理却日甚一日，军方高层下令新军各标营提前一天过中秋，在营休息，不许外出，不许过量饮酒。十五日中秋节当天，更是全城戒备，如临大敌。

日趋恶化的局势迫使孙武、刘公、刘复基等人改变日期，因为按照原先的计划举行起义，非败无疑。他们或主张将起义日期改为农历八月十八日，或主张改为八月二十日。至于行动方案，他们仍然主张按原议进行。

农历八月十八日为阳历10月9日。这一天中午，孙武、刘公在起义总指挥机关，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臵炸弹，试验炸药。炸弹共有三枚，均为黄复生、喻培伦等人几年前从日本带回来的，准备用来炸端方的。

这些炸弹每件能够装五六磅炸药，他们给这些炸弹填满炸药后送到武昌，准备用来炸湖广总督衙门。下午三时许，刘公的弟弟刘同进来观看装填炸药，他手里拿着点燃的纸烟突然有一个火星落入装满炸药配料的面盘里，立刻引起熊熊大火。这是第一个偶发事故。

第二个偶发事故

熊熊大火烧伤了孙武，惊动了邻居和租界巡捕。巡捕闻讯赶来，搜走革命党人的旗臶、印信、文件等物品，除了孙武受伤转移外，又在那里守株待兔式地抓捕一些前来办事的革命党人。

大约是按照常规，俄国领事将抓捕到革命党人和查抄到的文件等一并移交给江海关道齐耀珊。于是起义计划暴露，官府出动军警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革命立即陷入空前危机之中，革命党人要么成为瓮中之鳖束手被擒，要么大胆破釜沉舟孤注一掷，拼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当天下午，刚从岳州赶回武昌的蒋翊武与刘复基等人进行了紧急磋商，又与各标营代表进行讨论，大家一致认定现在外面形势已格外紧张，如果不及早起事，

肯定会发生意外。现在各标营革命力量已大致动员起来了，只要发动，武汉三镇唾手可得，易如反掌。于是蒋翊武下令当晚起义，以炮声为号。

起义的命令是当天傍晚五时许发出的，命令规定起义的准确时间为当天夜里十二时。届时，南湖炮队开炮，各标营听到炮声后立即按照原定计划向先前规划的目标发动攻击。 然而由于时间太紧，武昌城内戒备森严，这个命令在当天并没有及时送至南湖炮队，于是当天晚上的起义到了12点却没有一点儿动静，这个计划再次落空。

与此同时，由于刘同被捕后经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起义计划，官府也在这个时间点前大约半个小时的时候派军警赶到武装起义指挥部，蒋翊武很灵敏地逃脱，而刘复基等人被抓捕，稍后被杀害。起义指挥中心遭到严重破坏，各标营行动只能各自为政。 潜伏在新军各标营中的革命党人既听不到南湖炮队的炮声，也收不到指挥部的进一步指示，他们各自为政，焦虑不安，武昌三镇谣言满天飞，瑞澂指挥的军警到各标营任意抓人，革命党人觉得与其这样等待被抓，不如孤注一掷拼个鱼死网破。10月10日中午，工程第八营代表熊秉坤前往第二十九标、三十标，商定当天发难。其他各标营也有类似活动和准备，大家各自为政，群龙无首，没有统一计划和约定时间，但显然都处在一触即发状态。

当晚七时许，新军第八镇工程营革命党人正准备起义，适逢排长陶启胜巡查。陶启胜见士兵金兆龙荷枪实弹，表情紧张，惊闻何以至此，意欲何为，且动手夺枪。金兆龙及战友程正瀛见状大惊，本能反应与陶启胜进行了搏斗，枪伤陶启胜，其他革命士兵随即与前来弹压的管带阮荣发等军官发生正面冲突，起义在无法估计的形态中不得不爆发。这是当天第二个偶发事故。

鉴于士兵与下层军官的冲突，革命党负责人熊秉坤迅即集合队伍，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第二十九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营及炮队、陆军测绘学堂迅即响应，他们分头

向楚望台军械库发动进攻，驻守在楚望台的新军随即响应，各路义军迅即在楚望台军械库构建大本营，举日知会队官吴兆麟为总指挥。

各路起义部队在楚望台军械库补充弹药后，在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指挥下向湖广总督衙门、第八镇司令部等要塞发动进攻。至黎明时分，起义军攻克督署，湖广总督瑞澂隆隆炮火声中逃往停泊在长江中的军舰；第八镇统制张彪倒是从容部署了抵抗，与起义军正面交手，无奈阻止不住革命军的进攻，同样仓皇逃走。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武昌首义、辛亥革命

湖北军政府的成立作用及性质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战斗仅仅进行了一个晚上，义军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武昌。由于发动参与起义的主体为湖北新军的士兵和部分下层军官，他们对突然而至的胜利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做，先前那些具有革命思想的领导者或被抓或被杀，起义官兵在胜利之后一下子陷入另外一种困境。

寻找黎元洪

组织武昌起义的有文学社、共进会，这些后来被誉为革命的组织在先前确实考虑过起义成功后究竟应该怎样办。他们想到过起义后的政治架构及新政府的人选，想到过怎样与外界沟通怎样宣传。但是在过去几天，由于武昌局势骤然吃紧，先前许多准备及计划都跟不上变化。现在发难既成，而参加者虽说不是乌合之众，但要让他们拼凑出一个什么临时政府，那么根本不需要远在北京的朝廷动手甚至发令，留在武昌城里的高阶层军官就能自动出手平息这样的哗变。

基于这样的分析，组织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在起义前就有相当安排，他们不会在发难成功后居功自傲，抢地盘，他们会及时推举一个具有全国威望或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出面

主持。只要能够坚持一段时间，相信天下思乱人心思同，武昌首义就一定能够获得其他地方的回应乃至响应追随，武昌义军就能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中坚持下去。

现在大功告成了，怎样善后成了问题。几个起义军官蔡济民、邓玉麟、张振武、李作栋、王文锦、李翊东、陈磊等商量后，决定前往咨议局讨教。咨议局是过去几年清廷政治改革中一个最有实际效果的政治机构，咨议局议员靠选举，因而这些议员敢说真话敢担当，对地方政治地方事务都有相当责任心和热情。

10月11日一大早，蔡济民等人来到咨议局，他们和驻局议员沈维周进行了沟通。义军领袖向沈维周介绍了大致情形，并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总督衙门在昨晚战斗中遭到很大破坏，将要设立的军政府准备借用咨议局这块风水宝地；二是请议长汤化龙出来主持；三是请咨议局接收武昌财政机关。这三点要求虽然并不是太大的事，但对沈维周来说，还是没有办法立马答应。他们商量的结果是一起去找汤化龙，只要汤化龙出来主持，其他的事情就都好办了。

进士出身的汤化龙曾留学日本，学过法政，有着丰富政治阅历和广泛人脉，是先前国会请愿运动重要参与者，也是1910年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主席，是皇族内阁最早最坚定的反对者，其政治态度非常明白，那就是坚定的立宪主义者。然而到了皇族内阁出台且清廷坚决不予更正，不愿另行任命非皇族出身的政治家为内阁总理大臣时，汤化龙的态度已经变化，他利用湖北咨议局这个工作平台，与相邻的四川、湖南等省立宪党人密切联系，本来就准备寻找机会向朝廷发难，逼迫朝廷收回成命，放弃或修改铁路国有化政策，不要与民争利；任命新内阁，扩大统治基础，让立宪党人真正分享权利。正是汤化龙和立宪党人闪身而退站在清廷对立面，终于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终结。 当然，对于10月10日的新军起义，汤化龙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所以当沈维周、陈磊等人前往汤宅请其出山时，汤化龙竟然躲了起来，不肯出面，因为他对未来情形实

在不敢乐观。咨议局议员胡瑞霖对汤化龙说，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下一步怎样走还要靠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阁下为省咨议局议长，在目前情形下为湖北人的主心骨，阁下如果老是躲着不出来，必犯众怒。与其如此，不如挺身出面接见这些义军领袖，告以文人不知治兵，请他们另请高明，以免贻误大局。

胡瑞霖的说法肯定打动了汤化龙，何况汤化龙本身早已就具有抛弃清廷另寻新路的潜质呢？当天上午十一时许，汤化龙带着七八位议员来到咨议局，与义军领袖蔡济民等人一起商量相关问题。

起义军在第一天的作战中只是夺得了武昌，汉阳、汉口还都在清军手里，起义军当时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要寻找到一个重量级的领袖人物，因为义军中原本有机会有资格担当此任的蒋翊武、孙武、刘公等，此时都还不知下落，而此时担任军事指挥官的吴兆麟的军阶只不过是个队官，显然也不是领袖人物。而汤化龙在胡瑞霖的授意下，已经表态文人不知治兵，他可以出山，但实在没有能力去统领军队，去保卫武昌，并夺取汉阳和汉口。有议员刘赓藻提到黎元洪可能比较合适，新军方面也获悉黎元洪正在武昌城里一个部下家里躲避。而黎元洪又是革命党人过去曾经考虑过的对象，于是汤化龙和义军首领及咨议局议员一拍即合，那就非黎元洪莫属。

军政府成立

黎元洪是被民国史严重妖魔化了的人物，其缘故主要还是因为民国法统，因为黎元洪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总是站在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对立面，尽管不是黎元洪个人要这样。假如历史主义看待黎元洪，我们虽然不必像章太炎那样如此酷爱黎元洪，以为他是尧舜之后最伟大的政治家，但他确实在民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地位，是民国政治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生于1864年的黎元洪，时年四十七岁，正当盛年，也是一生中事业的顶点。他是湖

北黄陂人，所以在民国史上又被称为黎黄陂。1883年，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应该算是严复的学生；1888年入海军服役，应该算是李鸿章的部属；1894年参加甲午海战，战后追随张之洞，成为张之洞赏识的门生。

由于黎元洪见多识广，与各路英雄都有相当结交，因而他不但在清朝官场一路顺风，成为张之洞信赖的军事干才，统领着张之洞手下大约一半的兵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被革命党人早就相中，以为黎元洪的进步思想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如果给予适度推动，黎元洪一定会成为革命党。湖北新军革命党人在1911年春天谋划将来某一时刻进行起义时，就将黎元洪作为一个争取目标。

黎元洪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并不意味着他此时就是革命党。事实上，他和当时军界领袖的一般看法一样，都是君主立宪体制的信仰者，对于既成体制的忠诚也是不必怀疑的，他们相信只要朝廷真诚改革，向着立宪的道路走去，终有一天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只是他内心深处谨厚善良，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当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黎元洪内心深处也开始起了一些波澜，也觉得朝廷的一些做法可能比较过分，因而出于本能，对正在兴起的保路运动给予适度同情。但是从总体而言，黎元洪此时还是比较反感暴力革命，反感将朝廷作为革命对象，他大约就此也说不出什么新的理由，不外乎是康有为、梁启超多年来鼓吹的那一套，即革命的破坏力太大，太不经济而已。所以当武昌起义发动后，新军中的革命党派员给黎元洪送信，希望他适时投身革命领导革命时，黎元洪毫不犹豫手刃来使，杀一儆百，希望用这种办法平息新军中的骚动。

这一次黎元洪显然判断错了。他根本没有料到这一次的哗变这么厉害，当起义军向他的指挥部发动进攻时，他的部下似乎也准备有所发动，黎元洪预感今非昔比，情形不妙，于是在随从陪同下躲进了一个部下的家中。

起义军获悉黎元洪的藏身地方之后，遂派员来请。黎元洪明白表示：兄弟带兵这么

多年，并不刻薄，各位弟兄何必如此与我为难，穷追不舍？各位闻言立即表示，我等来此没有一点儿恶意，我们革命军此来只是请黎大人出山主持大计，并不是要加害于黎大人。黎元洪说，据我所知，革命党人才济济，我黎元洪又能做什么呢？各位众口一词表示，黎大人平时带兵最得人心。现在武昌城的革命党都是军人，如果没有众望所归如黎公者，谁能领导这一切，谁能保证不再发生什么意外呢？

革命党的诚恳态度肯定深刻影响了黎元洪，而且军人职责和多年带兵经历也使他不能放弃如此责任，他肯定想到，哗变的都是湖北新军，不论这些新军士兵是不是自己的部属，如果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官予以领导予以管理予以约束，那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职业军人责任心使黎元洪无法退却，他坦然问道：那么到什么地方，向什么人接洽呢？来人答道，到楚望台，与吴兆麟接洽。黎元洪立马表示，吴兆麟乃我的学生，富有军事经验，也有领导能力，今天的事情有他一人足够了，黎某可以不去了。来人以为黎元洪仍然没有参与革命的诚意，于是强调，黎大人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其实，黎元洪的意思应该是，今天的事情并没有闹到无法收拾，吴兆麟完全有能力将这个事情处理好。作为吴兆麟的老师，黎元洪相信自己的学生没有错，只是他的表达在那种气氛中被误解了。于是各位士兵簇拥着黎元洪前往楚望台。

黎元洪一行还没有赶到楚望台，吴兆麟已派人举枪吹号列队欢迎。尚未在思想上发生根本转变的黎元洪见到吴兆麟不免一番指责，说你吴兆麟已到而立之年，也都老大不小的了，为什么做事还这样毛毛躁躁？我们是大清国的军队，昌言革命组织造反，就是犯了杀头之罪，甚至要株连全家。你吴兆麟学问不错，资格也深，怎么能够糊里糊涂就这样煽动造反了呢？黎元洪让吴兆麟下令解散这些闹事军人，让各位兄弟赶快返回各自驻地，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以免不可收拾。

从逻辑和伦理层面说，黎元洪的这一番训诫是合乎其身份的，也是对新军弟兄的爱

护。只是他这番说辞引起了一些新军士兵的不快，一时剑拔弩张。吴兆麟出面劝住各位兄弟，又慢慢向黎元洪详细介绍了武昌城昨天夜里所发生的情况，刻意强调瑞澂出任湖广总督以来，措臵乖张，激起湖北军队全体革命 ，足证清廷无道。经过昨晚战斗，瑞澂和张彪等高官差不多都已逃走，现在只有黎大人一人还在武昌城。黎大人素爱军人，甚得军心，现在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只好请黎统领黎大人出山维持局面。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场景的典型性类似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后也是一让再让，所以我们看到黎元洪也并没有很爽快地接受革命军的要求。黎元洪在吴兆麟等人陪同下于当天（10月11日）下午一时四十分赶到省咨议局。据说刚进门，就有一群人高呼都督到。黎元洪对此不臵可否，是安然自喜，还是忐忑不安？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稍后，咨议局在汤化龙主持下举行会议，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议员胡瑞霖、刘赓藻、阮毓崧、沈维周，以及起义军各标营队的代表等出席了会议。汤化龙首先发言，表示他对革命事业从来没有表示过反对，一贯赞成支持。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必须设法通电各省，请求各省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况且湖广总督瑞澂逃走了，他必然会设法向清廷报告，清廷闻信，必然会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还请诸位策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 汤化龙讲话后，吴兆麟接着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汤化龙的意见，并郑重提请在座各位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为湖北民政总长。吴兆麟说，黎公和汤公均为湖北人望，如果由他们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便比较容易起而响应。 对于吴兆麟的提议，与会诸人并没有不同意见，但黎元洪固辞。与会者拿出一份起草好的湖北军政府布告，请黎元洪在上面签字。黎元洪此时方才醒悟这一笔下去可就是与大清王朝彻底了断，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在内心深处一定进行了激烈的挣扎，在表

面上也显得略有紧张，口中念念有词，瑟缩不前。最终还是在党人李翊东的帮助下，代写一个黎字。与会者鼓掌称善，黎元洪终于被迫踏出参加革命的第一步，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这是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第一个文告，这也标志着湖北军政府正式脱离清政府而独立而成立。这对于湖南及稍后南方数省独立，对于后来的十四省独立都是重要示范和第一步，他们在重演1900年东南互保的故事，其目的无疑就是促动朝廷的政治改革。 军政府性质在改变

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黎元洪确实没有出来主动管事，这大概是黎元洪的真情流露，也是革命党人所需要的。革命党人此前已有充分谋划，各种事情甚至文告都有相当准备，他们只是需要黎元洪的声望和影响力，并不真的需要黎元洪指手画脚碍手碍脚。这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另外一种形式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黎元洪的被迫加入对武昌起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湖北军政府第一份文告发布，排满革命的思想得到迅速传播，光复汉族，建立民国，成了人们的共识，许多人真诚以为有了黎元洪这样的大人物加入，革命一定会成功，事情一定很顺利。这就是革命党人所要的效果。

推戴黎元洪，并与立宪党人结合而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显然只是湖北新军中一部分革命党人的决定，也是武昌起义之后不得已的办法，因为面对一片乱局，革命党人的领袖人物被杀被抓，无法在革命党人内部进行从容讨论。这应该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决定。 然而当革命形势继续发展时，这些决定很快也就暴露出了问题。10月12日，革命党人占领了汉口，先前被捕入狱的革命党领袖詹大悲被迎了出来。詹大悲出狱后率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进行激烈争夺，并会同一部分革命党人在汉口成立军政分府。这是革命党人独立自主成立的一个革命政权，詹大悲任主任，何海鸣为副主任，胡廷佐任司令，胡瑛掌外交，专门负责与各国领事联系。这个纯粹革命党人组成的军政分府虽较以黎元洪、

汤化龙为首的军政府更加革命，但也给后来的政治发展留下许多问题。

从纯粹的革命立场看，打着黎元洪招牌的湖北军政府无疑是一个改良的渐进的机构，这个政府虽然是对清政府宣布独立，但由于其主要负责人毕竟都是清廷旧人，其政策无疑具有相当改良性质。就在汉口军政分府成立的当天（10月12日），湖北都督府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武汉光复。大约为了遏制汉口军政分府的牵制，湖北都督府还致电黄兴、宋教仁，请他们速来湖北共襄盛举；并同时致电正在海外的孙中山迅速回国主持大计。湖北军政府俨然以中国政治的新中心自居。

只是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很久。10月14日，革命党人谭人凤、居正从上海赶来了。而且他们在16日别出心裁地为黎元洪举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授权仪式，以此表明黎元洪权力来源合法性，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越来越浓。及至黄兴10月28日抵达武昌，湖北军政府俨然变成了革命党的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