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揭秘
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1937年11月，为打破日军试图通过占领首都南京以摧折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图谋，国民政府开始调整战略部署，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宣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但是，对于南京是守是弃的问题，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而蒋介石则主张短时固守。
蒋介石决定固守南京，除了考虑到南京的特殊地位（若不战而退，有失体面）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因为自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国际干预中日冲突的努力。
作出固守南京决策之时，布鲁塞尔会议尚在进行中，蒋介石希望能够利用《九国公约》来制裁日本，但最终九国公约会议未取得积极成果。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作为中日之间谈判交涉的中间人，向蒋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项和平条件，但被蒋介石“严词拒绝”。11月中旬后，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国，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希望利用陶德曼调停，为缓兵计，迟滞日军在战场上的攻势，争取时间整顿后方以利再战。与此同时，蒋介石对苏联援华也非常期待。但是到了12月5日，蒋介石对“苏俄出兵已绝望”，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国际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可是，蒋介石在同日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声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这表明他还未放弃对国际干预的期望。
但是，蒋介石这种为了引起国际干预而不顾军事上困难的战略决策，一旦国际干预没有如期而至，那么南京保卫战的军事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为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歼灭战遂成为日军迂回包围南京的主要作战目标之一。12月7日，日本华中方面军通告了《攻占南京要领》，指出：“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时，各师团各派步兵一个大队（9日改为3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先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所谓“扫荡”，就是要彻底消灭中国军队。事实证明，蒋介石留重兵固守南京，他对于军事上实际存在的困难显然估计不足。
怎样认识唐生智的功过？
在1937年11月中旬召开的关于南京战守的决策会议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只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以后即主动撤退。另一种意见主张至少在一定时期进行绝对固守的作战，这是蒋介石的主张。唐生智支持蒋介石的主张。然而，这种意见在军事委员会高层会议上未能获得广泛支持。在11月18日的军事委员会高层会议上，蒋介石决定在南京进行短期固守作战。蒋介石提出由谁来负责固守南京的问题后，一时无人应答。最后，唐生智表示愿意担负这一职责。蒋介石接受了唐生智的请求。
蒋介石在11月24日正式发布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蒋介石自己在此后也留在南京，实际指挥南京保卫战，直至12月7日早晨离开南京。
蒋介石在南京时还能够统一指挥为固守南京被紧急增派的各个部队。然而在日军已经完成对南京的合围的时候，蒋介石才把保卫南京的最高指挥权移交给唐生智。而唐生智对于各部队状况了解也非常有限，且在各部队高级指挥官中也没有权威。由于唐生智没有承担统一指挥南京卫戍部队的权力和能力，所以南京保卫战的失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其担负。唐生智在指挥南京保卫战时期，拒绝日军的诱降，坚决表示固守，其抗敌表现，无可争辩。但是，他在南京卫戍部队撤退的问题上，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12月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要求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考虑到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其后责任难负，因而他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令其可相机撤退。唐生智于当夜在卫戍司令部开会研究后，才决定于12日撤退。
12月12日中午前后，日军已攻破中华门，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由于时间紧迫、渡江交通工具有限，原定突围计划是36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其余各部应设法从正面突围。但在书面命令下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第66军及第83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
由此可见，由于唐生智对于战局判断失误，城破前一天才开始下令撤退（而此时最佳撤退时机已过，各部队联络不畅，指挥系统已经瓦解），从而造成了大批中国军队未能成功撤退而滞留南京，最后大部分被日军屠杀的严重后果。
（摘自《北京日报》2012.3.5）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