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小戎| 克莱齐奥获奖演说:在悖论的密林里
我们为什么写作？我想每个人对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境遇和时代背景。还有缺点。如果我们在写作，那我们就不是在行动。我们发现自己一面对现实就陷入困境，所以我们选择了另一种回应方式，另一种交流方式，保持一定的距离，思考片刻。
如果检视一下激发我去写作的背景——这不是出于自恋，而是为了准确——我清楚地看到，起因是战争。不是大变动时期、让人经历到历史性事件的战争，像法国在Valmy战场上打的仗，如德国一方的歌德和革命军一方的我的法国祖先所记述的战争。那一定是充满兴奋和悲伤的时刻。不，对我来说战争是平民的经历，首先是小孩。我们挨饿，我们害怕，我们受冻，全是这些。我记得曾亲眼目睹隆美尔元帅的部队向阿尔卑斯山进发、寻找前往意大利北部和奥地利的通道时，从我家窗前经过。但我也记得，战争爆发后的几年间，我们失去了一切，尤其是书和书写材料。由于没有纸和墨水，我的第一张画和第一篇作文是写在定量供应册背面的，用的是木匠用的蓝色、红色铅笔。这导致我后来偏爱粗糙的纸和普通铅笔。由于没有童书可看，我读祖母的字典。它们就像一个神奇的入口，穿过它之后我发现了一个世界，看着插画中的盘子、地图和生词表时，我在那里漫步、遐想。我写的第一本书，那时候我六七岁，书名叫Le Globe à mariner。随后又写了一部我想象出来的国王Daniel三世的传记（也许是瑞典的？），还有一个海鸥讲的故事。那时我们足不出户。大人不让小孩出去玩，因为祖母家附近的田里和园子里有地雷。记得有一天我沿着海边走时碰到一块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地方：栅栏上用法语和德语写着禁止擅自入内，上面还有一个骷髅，免得有人没看明白。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游记，大部分写的是印度、非洲和马斯克林群岛，或者迪蒙·迪尔维尔伟大的探险史，以及Abbé Rochon、布干维尔（Bougainville）、库克，当然还有《马可·波罗游记》。对于在外省小镇过着平凡的生活，在太阳下打盹的我来说，这些书让我体会到了探险的滋味，让我了解了真实世界的广阔，让我得以通过直觉和感官而不是知识来探索世界。那些书也早早让我意识到儿童生活的矛盾：孩童希望寻求庇护，一个忘掉暴力和竞争的地方，但又乐于透过窗玻璃观看外面的世界。
得知瑞典文学院把这一殊荣授予我之前不久，我正在重读我特别喜欢的Stig Dagerman的一本小书：名叫Ess?er och texter的政论集。这并非我唯一重读这本令人感到辛酸、义愤的书的机会。……有一句尤其引起了我的注意，就像是说给我听的，因为我刚出了小说《饥饿前奏曲》（Ritournelle de la faim）。那句话是，“何以一方面，好像世界上没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不管往哪儿看，都没看到，人们在因为饥饿而挣扎，必然认为最重要的是月底能挣到多少？这是作家面临的新悖论：他只想为那些饥饿的人写作，现在他发现只有那些吃得饱的人才有余暇注意他的存在。”
Stig所说的“悖论的密林”正是写作的领地，艺术家绝不能从中逃离。相反，为了搞清每一个细节，探索每一条道路，命名每一棵树，他或她必须在那里扎营。住在那儿不会总是很愉快。他以为他已经找到了庇护所，她相信自己的文字，好像它是一个亲密、宽容的朋友。但是现在这些作家遇到了现实，不只是观众，而是行动者。他们必须选择一边，建立他们的立场。西塞罗，Rabelais, Condorcet, 卢梭， Madame de Sta?l, 或晚近的索尔仁尼琴，Hwang Sok-yong, Abdelatif Laabi, 或昆德拉：他们都被迫踏上流亡之路。对我这样的总是自由迁徙的人来说，一个人可能会被禁止住在他们想住的地方这种观念，跟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
那为什么写作？现在作家不再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能够改变世界，认为他们用自己的故事和小说，能树立一个应该如何生活的更佳范例。他们只想简单地见证。看到了悖论密林里的其他树。作家想做见证，实际上多数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窥伺者。
但仍有很多艺术家成了见证人：写《神曲》的但丁，写《暴风雨》的莎士比亚，以及出色地改编了该剧的Aimé Césaire，在剧中凯列班坐在一桶火药上，威胁要炸掉自己，跟瞧不起他的主人同归于尽。还有一些可靠的见证人，《腹地》的作者库尼亚，或Primo Levi。我们在《审判》或卓别林的电影中看到世界的荒谬；在Colette的《黎明》中看到世界的不完美；在乔伊斯在Finnegans Wake中创作的爱尔兰民歌中看到世界的千变万化。它那不可抗拒、光辉灿烂的美在彼得·马修斯的《雪豹》Peter Matthiessen's The Snow Leopard 或 李奥帕德的《沙郡年纪》Aldo Leopold's A Sand County Almanac中闪耀。我们在福克纳的《圣殿》或老舍的《初雪》（First Snow）中看到世界的丑恶。在 Dagerman's Ormen (The Snake)中看到儿童时代的脆弱。
作为见证者的最优秀的作家是那些虽然不情愿仍做了见证者的人。这一悖论是，他不是见证他看到的东西，甚至不是他创作的东西。这可能会让人感到痛苦甚至绝望，因为他不能出现在那一困境中。托尔斯泰向我们展示了拿破仑的军队给俄国人带来的苦难，但历史过程丝毫也没有因此发生改变。Claire de Duras写了Ourika（1823年），斯托夫人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可是是被奴役的人自己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反抗和打击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