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装.汉服与汉服运动

作者：周星

开放时代 2008年09期

　　中国的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长期以来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还是较为关注的，但是，对于汉族的“民族服装”，进而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却似乎是采取了熟视无睹的态度。然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这短短几年间，中国社会里围绕着“民族服装”所展开的多种社会与文化实践，已经先后出现了“唐装”的流行、“汉服”的讨论以及“汉服运动”的方兴未艾等很多引人注目的动向。本文基于实证性的观察，拟对当前有关中国人“民族服装”问题的上述社会与文化动向予以初步的梳理，进而对于服装之与中国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关系问题也予以必要的探讨。衷心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①。

　　一、“民族服装”的场景或情境性

　　本文所谓的“民族服装”，主要是指在多民族的族际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中，能够被作为民族识别或归属、认同之标识或符号的服装②。例如，日本的和服、韩国的韩服、印度人的“纱丽”、蒙古人的蒙古袍、藏族的藏袍、纳西族的“披星戴月”服饰等等，都是不言而喻的“民族服装”。但是，在中国，这一概念还经常被用来特指少数民族的服装③。就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政协的重要会议上，一些少数民族出身的代表或委员，往往会特意穿着鲜艳的本民族服装一样，“民族服装”往往可以成为其少数民族身份的标识和其民族认同的象征。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少数民族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和汉民族间相互区别的最为重要和醒目的标识之一，就是“民族服装”④。

　　中国各地的汉人服饰文化，也非常富于多样性，在它们都是汉人的装束这一意义上，确实都算得上是“民族服装”，也可以叫做“汉服”；但是，当它们在不和其他民族或族群发生对比参照的关系时，把它们理解为具有地方性的“民俗服装”似乎要更为恰当一些。例如，贵州的汉人支系屯堡人的妇女装束，大多为青色或蓝色的大襟长袍，其腰缠布或丝质长腰带，并在衣襟、袖口等处镶以花边⑤。这一类地方性的“民俗服装”，若是在和贵州当地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相比较的时候，的确算得上是当地一部分汉人的“民族服装”，但它通常却并不会被选择出来作为全体汉族的“民族服装”。当研究者把它和其他地区的“民俗服装”（例如，福建惠安的妇女装束等）进行对比时，一般会说它们分别反映了汉人服饰生活或服饰民俗的地域多样性特点。换言之，若是没有族际的场景、情境和条件，就可以将它们只理解为“民俗服装”。

　　在中国的各种多民族的场景下，尤其是在“华化”⑥和全球化的趋势中，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往往会通过“民族服装”来予以表达，而建构本民族的鲜明“形象”的主要途径之一，正是不断地重新定义和推出经过改良了的“民族服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发生了很多诸如“舞台化”、“轻装化”之类的变迁⑦，其绝大多数情形都是以多民族国家的族际关系为背景的。显然，“民族服装”在很多情形下，是在族际的环境、场景或情境下，由“民俗服装”延展或引申而来的。汉族的有些“民系”或有些少数民族的支系层面，也往往穿着各自不尽相同的服装，像苗族、瑶族和彝族的很多支系就是如此。一方面，它们既具有反映其地域性特点的“民俗服装”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在某些族际条件或情境下被作为“民族服装”的资格。至于具体地会是哪个支系或哪个地方的“民俗服装”有可能在族场景或情境下被升格成为“民族服装”，则要取决于族际关系的各种具体的情形。族际的场景或情境，通常是只会选择一部分“民俗服装”而不是其全部来作为“民族服装”的典型。“民俗服装”和“民族服装”的关系，就像方言和标准语的关系一样。“民族服装”是在具体的族际场景和情境下被定义的，这也就如同民族的“自称”和“他称”一样，既需要有自称的依据，又需要有他称的承认。“民族服装”也一样，既需要有“民俗服装”的依据和根源，又需要有族际情境或环境、条件的筛选和来自“他者”的认知。

　　

　　福建惠安女的服饰（来源：中国摄影在线）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各少数民族社会均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致力于改良、创制和界说着他们各自的“民族服装”，并且不断地通过其“民族服装”而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展示或形塑着各自的“民族形象”。这可以说是颇为寻常可见的文化动向。在中国的大多数场合下，节日盛装要远比日常着装更加容易被选择出来作为“民族服装”或其改良所依据的原型，这是因为节日盛装比较起来要更加符合民众对于其自身“民族形象”的偏好。在中国多民族社会的族际关系里，除了“民族服装”的自我展示和相互界定之外，服装文化的族际交流也颇为常见，服装文化之间互相采借和彼此影响的情形，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少数民族社会里，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日常男装和所谓“汉人”的服装以及和都市市民的装束逐渐相趋同的发展走向。

　　“民俗服装”和“民族服装”，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只是后者具有场景或情境性而已。“民俗服装”一般较少或不发挥族际标识的作用，它主要是在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物理（驱寒等）、审美、象征表现等社会属性方面的功能，例如，日常服装、劳作服装和节日盛装的区分与组合，性别、年龄、职业以及不同人生状态（婚否等）的标示等等。比起“民俗服装”来，“民族服装”则由于需要在族际社会关系里展示本民族的形象，故其物理的属性和其他一些社会的属性便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与此相应的，则是其作为民族之象征符号的属性往往会有突出的扩张。

　　和少数民族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度里经常需要展示他们各自的“民族服装”一样，在很多重要的国际社会的场景下，也就自然会出现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即便是在现当代的社会里，人们身着“民族服装”的场景和机会并不是特别地多，但它依然是备受海内外关注的话题。本文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民族服装”的，当然，也不能完全回避“汉族”在相对于“少数民族”时也同样时不时地会面临到的“民族服装”问题。

　　在与西方或东亚各国的服装文化相比较时，明确中国或“中式服装”的一系列文化特点或其历史传统的背景等，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因为“民族服装”除了在族际场景或情境下可以由“民俗服装”升华而来之外，还可以从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上去寻求有关的文化资源以作为再生产和再创制的依据。中国自称“衣冠王国”，汉人的服装形制很早就形成了两个基本的谱系，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叶，一个是上衣下裳（裤、裙）的谱系；另一个是“深衣”亦即所谓袍服的谱系。袍服由于不方便于劳作，在古代多为上层阶级采用。但无论哪种形制，中国古代的服装基本上都是平面裁剪，多为连袖（无肩缝），不大倾向于强调人的身体与性别特征，而是以宽松、平直、随和，甚至以遮掩人体为基本的特征。大约到了清代，中国传统服装的大部分基本元素和各种传统技法均趋于成熟，并成为后世人们进行服装改良和服装创新时最为主要的基础。

　　中国古代文明还有一个叫做“服制”的政治文化传统。古代的服装制度，是其政治秩序、社会等级和身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通过服制规范官员与人民的行为使之不得僭越。历代帝王为政，均非常看重“服色”，每逢王朝更迭，往往就会有“改朔易服”之类的举措，这是因为服制与服色不仅被用来象征天命（如龙袍），还可以表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和身份、地位等⑧（如明清时代的“补子”图案等）。换言之，服装在中国社会里不仅是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它往往同时还是一种政治符号，其中蕴含着很多的象征性和意识形态的理念或其背景⑨。，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中国进入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衰败、被侵略、内战和革命的混乱时期。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包括着装服饰等，在迅猛激荡的社会变迁中出现了改良、创新和基本上是以“西装化”为导向的发展趋势。但是，就在全面、彻底的西装化几乎就要顺利实现的当今，却先后出现了很多次涉及“民族服装”的创制、“发明”乃至重新建构的尝试。最近相继涌现的“唐装”流行热潮和“汉服运动”，均足以说明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困扰至今仍存，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二、“新唐装”的流行：国际化场景的“民族服装”演出

　　“唐装”这一概念原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唐代人的服装；二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中式服装”。其第二种含义可能与涉及海外华人的“唐人街”、“唐人”等概念有关，主要是指被海外认知的“中式服装”或泛指中国人的装束。但是，自从在2001年10月21日上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有一套经过重新精心设计的“中式服装”一经正式亮相，“唐装”一词就具有有了新的第三层含义，亦即专指那套经过重新设计、并迅速在海内外华人社会中流行开来的“中式服装”。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宗旨是“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壁垒”等，亦即以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为导向。但在其一年一度的经济体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却形成了一个“传统”，亦即与会领导人所穿着的休闲服装，均是由东道国提供的富有本国或本地民族特色的服装，这个“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之与“民族化”并行不悖的可能性。主办上海APEC会议的中国政府，曾为此花大气力设计并隆重推出了一套现代“中式服装”，这可以说是在国际化场景的一次颇为成功的“民族服装”的创制与表演。

　　2002年春节期间，这套“中式服装”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式地流行，不仅使得“唐装”一词迅速成为当年的“流行语”，而且，其意义也产生了诸多的分析，并引发了很多辩论⑩。笔者把“唐装”一词看做是和“中式服装”基本同义，而用“新唐装”一词指称APEC会议期间推出的这一套“中式服装”。笔者使用“新唐装”这一称谓，同时也是为了尊重原创人员的命名权(11)。

　　

　　新唐装（来源：丁锡强［主编］：《新唐装》，第1-2页）

　　作为一次典型的和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有关服装创意的文化实践活动，“新唐装”的设计目标，就是要推出一套“盛世华服”。由于其在款式、面料和工艺等方面均做到了既对传统有所保留、借鉴，又有很多创新，并且融入了现代时尚的要素，因此，而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欢迎。“新唐装”款式的主要特点，简单地说，就是立领、对襟、接袖、盘扣，主要使用团花织锦缎面料，并采用传统的装饰图案或纹样。根据由原创者们所著《新唐装》一书介绍，新唐装在款式设计中，尽量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服装的古朴风韵，又突出了现代服装洒脱自如的特点；在制作技艺中，既运用了传统服装的诸多特色工艺如滚边、镶边(12)、嵌线、盘扣等，又大量采用了现代服装制作技术，如接袖、粘合衬、蒸汽熨烫等(13)。不过，分别和“新唐装”的男女上衣及所谓的“唐式”男女衬衫相配套的，主要是男女西裤或西式裙子。换言之，所谓“新唐装”，其实就是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中式上衣，一般并不包括与之配套的男女西裤和西式女裙。这种情形多少反映了它确实又只是一种“应景”的创作，虽然因适时推出并获得成功，但还是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此套“新唐装”的推出并非一阵空谷来风，它其实是有着深厚的服装史渊源的。“新唐装”基本上是以清代的对襟马褂为基础，经过改良而成的中式轻上装。其男子款式的由来，可一直追溯到明清时男子的“行褂”、马褂及民国时期和长衫（袍）相配的马褂等，它的立领、对襟、盘纽等，除改连袖为装袖之外，基本上就是行褂、马褂款式的延伸与演变。“新唐装”女子款式的由来，大体上也可以追溯到清代的女子马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率先在上海出现的对襟中式女装、装袖中西式女装等。所谓“中西式女装”的基本款式为立领、对襟、装袖，或为布料盘扣，或为塑胶扣子。以西式装袖为特点的此种“中西式女装”，曾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盛行一时；到八十年代中期，在上海还流行过一种“东方衫”，它是采用西装开襟、装袖，同时又采用中式立领和滚边、嵌线、镶边等传统服装工艺，并略微收腰，很适合中青年妇穿着(14)。正是上述所有积累，最终为今日“新唐装”女上衣的创新设计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对襟中式女装和装袖中西式女装的出现与流行，多少反映出中国女子服装款式一度曾出现过的男子化倾向，这也和妇女走向自由及男女平等的社会风尚有着密切的关联。

　　“新唐装”的设计创新，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服装要素与现代款式造型相结合的问题，亦即重视传统服装语言中的一些基本要素，诸如立领、对襟、手工盘纽等，但放弃了传统服装之肩袖不分、前后衣片联体等缺乏立体感的款式造型，而代之以肩、袖等部位的现代装袖造型。此外，在面料的选用、装饰的纹样（团花）(15)、裁缝的工艺等方面，也都既较好地汲取了经典的传统因素，又营造出了“新唐装”的现代美感。

　　“新唐装”的设计、隆重推出和大范围流行，也是依托“都市流行现象”的规律而成功运营的一次具有强烈商业性的操作。“新唐装”的流行，既不是常见的辐射式、渗透式，也不是蔓延式或爆发式，而是一种颇为罕见的“共振式”流行(16)，亦即在“新唐装”发祥之地的上海和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几乎同时发生共振，这多少意味着在“新唐装”的流行之先，中国社会已经逐渐地具备了较为普遍的适宜于“中式服装”复兴的社会氛围和基础，故“新唐装”的传播速度非常之快，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了全国。实际上，早在“新唐装”亮相之前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各种“中式服装”就已悄悄流行，特别是在一些仪式场合和某些特定的服务性行业，“中式服装”的登场常常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并具有特别的亲切感和亲和力。

　　“新唐装”的定位，有两点值得提及。第一，由于是为亚太各国或地区领导人设计的“高级服装”，故特别注意款式、面料和制作工艺的水准，一切都要求高档和一流。尽管APK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并不很长的服装传统是以“休闲”为导向的，但“新唐装”的设计理念却是着眼于正式场合，很注重款式的庄重感。第二，设计者们对于“男子宽松”、“女子合体”之类的着装建议固然是适宜的，但试图使“新唐装”能够适应劳工和工作以外的所有场合（包括正式场合与休闲场合）以及所有人需求的“万能”服装，却并不现实。“新唐装”究竟是正式场合的礼服，还是休闲场合的休闲服？它是代表中国人精神风貌的“民族服装”，抑或只是一种新的时尚服装？对此，“新唐装”的初创设计者们的界定，并不是十分明确。除了在一些可能的服务行业或工作环境允许的场合之外，“新唐装”基本上是不适合劳作的。笔者认为，“新唐装”在当代中国人服装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初创者们的设计初衷和服装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它还需要在实际推广或广泛的流行过程中得到社会公众着装实践的检验。例如，“新唐装”最初虽然是作为高级服装（礼服）推出的，但在普及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众化和平民化的趋向。

　　“新唐装”广泛流行的社会背景，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去理解。改革开放与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逐渐出现了民主化的趋向，经济生活也逐渐进入了“小康社会”。中国服装工业获得举世瞩目的发展，为丰富国人的服饰生活也提供了基础性的物质保障，与此同时，人民大众有关服饰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林林总总的时装和多少有些从容和得以休闲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到了需要以时装来装点生活、寻求意义和表现个性的时代。在另一方面，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带来了国际服装文化的大面积交流。“新唐装”大量地汲取了国际时装的设计理念和剪裁技术，可以说它基本上是在意识到国际社会中的中国人“形象”的前提下被创制出来的。一言以蔽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得一般国民对于“新唐装”的感知和印象，已经和近一个世纪之前人们对于长袍马褂的认知与印象完全不同了。

　　三、关于“汉服”的话题

　　当海外的中国人被问起自己的“民族服装”时，很多人会回答是中山装和旗袍；但也有更多的人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同样，当汉族人被问起同样的“民族服装”问题时，常常也会因为无所适从而倍感困扰。这当然不是一个表面性的问题，不能只就服装来谈论它。实际上，长期以来的困扰是中国人对于自我形象的焦虑和不安持续存在，并一直无法释怀。曾经有很多中国人庆幸“新唐装”的推出及流行，相信它或许有可能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逐渐地被确定下来，那样的话，中国女性有旗袍和女式“新唐装”可供选择，男性也终于可以在西服和中山装之外选择“新唐装”作为自己的“民族服装”了。但就在“新唐装”的热潮方兴未艾之际，大约从2004年起，中国社会却又出现了有关“汉服”的讨论、争议和新一轮的旨在建构“民族服装”的社会与文化实践。把“新唐装”引申或发展成为中国人“民族服装”甚至“国服”的尝试，因为异军突起的“汉服运动”而遭遇到了某种挫折。

　　所谓“汉服”，在目前所知的汉语文献中，也有几层意思：一是指中国历史上汉朝的服装；二是指华夏族、汉人或汉民族的“民族服装”；第三种意见则是把“汉服”视为汉族的服装，但同时又认为只有它才是能够代表中国的“华服”或中国人的“民族服装”。显然，眼下关于“汉服”这一话题的讨论，与数年前有关“新唐装”的讨论，其实在逻辑和程式上是颇有相关，也颇多类似的。两者分别涉及到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显示出具有同样的历史自豪感；两者都有意向试图把“唐装”或“汉服”建构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服装”甚至“国服”。所不同的是，关于“汉服”的言论或叙说所要追溯的历史要比“唐装”更为久远；在“汉服”的论说中，有着比“唐装”的论说更为强烈和明确的汉民族意识和存在感。甚至少数较为极端的“汉服”观念持有者，其实是有一些反“唐装”的倾向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唐装”的讨论中，人们对于唐朝并不是那么执著，但在“汉服”的讨论中，对于汉朝却较为认真；“唐装”或“新唐装”与“唐人”、“唐人街”等概念有关，多少具有一些海外华人认知或国际化的语境，而“汉服”则往往具有相对较多的国内族际场景性，相比较而言，后者更具有本土化的论说色彩。简言之，“唐装”和“新唐装”比较容易地过渡到“中国人”，而“汉服”则首先必须得是“华夏／汉族”的，然后才有可能尝试把它引申为“中国人”的服装。若再进一步比较的话，“唐装”或“新唐装”的讨论，对于直接从清末的服装文化遗产汲取资源持肯定的态度，有关论说对于服装文化的满汉融合也持宽容和欣赏的态度，而有关“汉服”的一些讨论，则是将其原型追溯到秦汉甚至先秦时代，有关的论说很是在意文化和族群的“古老性”（某种程度的“复古”倾向）与（汉文化的）“纯粹性”。

　　目前，有关“汉服”问题的学术研究还较少展开，我们尚很难见到严肃认真并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绝大部分有关“汉服”的讨论，主要是在网络的论坛上自发或随意展开的，要对网络上所有这些言论进行归纳，既非常困难，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概观和综合互联网上有关“汉服”问题的争论及其焦点，笔者认为，应该对作为学术用语的“汉服”和“汉服运动”中的“汉服”加以必要的区别。前者的论说主要是把“汉服”理解为汉族的服装，但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汉服”，主张应承认在汉族服装文化史上存在着和满族服装等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此种偏重学术倾向的“汉服”讨论，确实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服饰史”的专业学术研究在近些年的发展。主要只把“汉服”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来理解的讨论者们一般倾向于认为，现在并没有特别的必要去复活“汉服”，他们对于“汉服运动”的“复古”倾向持有一定的批评性的看法。此外，还有一些讨论者批评“汉服运动”中确实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情绪或汉族中心主义观念，担心它的蔓延有可能会对国内的民族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不过，另有一些讨论者则认为，“汉服”不仅历史悠久，也有独特的款式和特征，汉族需要有“汉服”，就像汉字、汉语等一样，“汉服”也应该是汉文化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汉族之拥有“汉服”是很合理的，不必过多顾虑。

　　至于“汉服运动”中的“汉服”论说，前已述及，多少是具有一些反“新唐装”和反“旗袍”的倾向(17)。他们认为，由于“新唐装”和旗袍都是由来于清末的“满装”，因此，更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应该是汉族的“汉服”而不应该是“新唐装”。在“汉服运动”有关“汉服”的论说中，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纯粹的“汉服”，只是由于满清的民族压迫，“汉服”才被迫“不正常”地消失了，现在自然应该予以恢复。有一部分论者为了论证复兴“汉服”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常会在其言论中流露出追求中华或中国文化之“纯粹性”的情绪，他们在谈论“汉服”从辉煌到“不正常”消亡再到复兴的历史命运时充满激情。他们一般都会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作集中陈述，与此同时，也常对历史作某些选择性的记忆，例如，对于满清入关的屠城事件和威逼汉人“剃发”、迫使汉人放弃“汉服”的痛史猛烈鞭笞，而往往不能较为冷静和深入地理解历史（包括中国服装文化史）的更为复杂和细腻的部分，例如，清朝时期，妇女的“民装”（亦即“汉服”）其实是和“旗装”并存的；等满清的统治权一经稳固，统治者如清朝皇帝、贵族等也曾有过身穿“汉装”之类的怀柔之举；汉满服装文化互相影响，例如，清朝时满族妇女也有模仿汉人服饰的情形(18)，在经过了数百年的互动交流之后，到清末才终于形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中国人长袍马褂式的形象。在确曾发生过的屠城之类的高压下，汉人的服饰文化确实遭遇到了严重的摧残，这是没有疑问的历史事实(19)，然而，包括汉族、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服装文化史，却还是有更多其他的侧面与细节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

　　汉族是中国人的主体，要建构中国人的“民族服装”，无论如何也躲不开汉族的“民族服装”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关“汉服”的论说和争论，可以说是对于中国人“民族服装”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汉服”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充满着学术争议与分歧的概念与话题，因为它涉及到如何看待汉民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如何理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在现当代中国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谈论“汉服”也必然要涉及到悠长、丰富和错综复杂的中国服装文化史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例如，若是从中国古代服装的两大谱系来看，“新唐装”显然继承的是更为平民和大众化的“上衣（袄）下裤（裙）”的谱系，而“汉服”则似乎是更多地继承了古代贵族、士大夫阶层的“袍服”谱系或传统。目前，中国社会有关“汉服”的讨论，一般是把其祖型确认为“深衣”（包括上下连体的長裙·襦裙等），在有关的实践活动中所实际展示的也多是古代“才子佳人”的印象。

　　无论在讨论和争议中把“汉服”定义为汉朝的服装，还是定义为华夏或汉人的服装，在现当代的中国社会里实际出现或“再现”的“汉服”，却完全是现时代文化建构的产物。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汉服”话题和围绕着“汉服”的种种社会动态，其实并非第一次。早在1900年，以“反清灭洋”或“扶清灭洋”为目标的义和拳运动中，就曾有过身穿“汉服”造反的历史现象；后来的辛亥革命，由于多少具有某些“民族革命”（推翻满清、恢复中华或汉人正统）的属性，故“汉服”也曾有过昙花一现般的复苏。当时，有一些民众把明朝的服装、道教的服装或传统戏曲中“武生”的装束等作为“汉服”来穿着，以表达改朝换代，不再接受清朝统治的意志(20)；少数知识分子希望中华民国能恢复“汉宫威仪”，甚至也有躬行身穿深衣、头戴玄冠之类的举动。再往后，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穿着的“洪宪龙袍”，据说也是参照明朝皇帝的龙袍设计的。简言之，有关“汉服”的论述和“汉服运动”的社会实践所由汲取的文化资源，基本上不是各地汉人现存的“民俗服装”，诸如贵州省屯堡人那样的“凤阳汉装”等，辛亥革命当时和现在所谓的“汉服”均没有既定或公认的款式与造型，其在现当代的创制，都是需要向历史去寻求依据的。

　　四、“汉服运动”

　　笔者把当前中国社会里出现的旨在复活“汉服”的社会与文化实践，称之为“汉服运动”。这个运动的由绪最早缘起于辛亥革命时期，而再现于二十一世纪初“新唐装”的大流行之际，具体地，大约是从2003年算起(21)，到2004年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并广泛而持续地见诸各类媒体的报道，目前它仍在发展和深化之中。

　　“汉服运动”刚开始时，基本上是富有民间性或草根性的活动，它原本与国家、政府和精英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大，也不直接。但随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加入、赞赏与鼓励，“汉服运动”所卷入的社会阶层逐渐有所扩大。与此同时，它也开始产生了“精英主义”的情绪与倾向，亦即自认为找到了“汉服”这唯一可以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面对“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现实，不少“汉服运动”的积极分子自命是肩负着复兴“汉服”，进而复兴民族及中国传统文化之使命的先知先觉，而广大的民众则是浑浑噩噩，需要他们努力去启发的对象。“汉服运动”的目的之一，据说就是要唤醒汉族乃至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记忆。

　　“汉服运动”的积极分子以年轻人为主，且以“网友”、“网民”居多。他们自称“汉服爱好者”、“汉友”或“汉服网友”，活跃在互联网上为数众多的“虚拟”社区，亦即有关“汉服”的论坛、网页或网站上。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如“汉民族网”、“汉网论坛”、“兴汉网”、“天汉网”、“百度汉网吧”、“百度华夏吧”、“汉未央”、“汉文化论坛”、“汉韵唐魂论坛”、“九章摄影”、“华夏先锋”、“中华民族服饰论坛”、“清韵论坛”、“华夏复兴网”、“华夏汉网”、“长安汉服网”等等。事实上，研究者很难对上述所有网站、网页或论坛里有关“汉服”问题的讨论或言说作出简单的描述与分析，这是因为它们中间既有汉族（华夏）“族别式”的话语(22)，也有冠以“中华民族”称谓的综合式话语；既有专门谈论“汉服”的，也有兼及“唐装”、“新唐装”和各种少数民族服饰的；既有颇为严肃、认真的接近于学术性的讨论，也有不着边际或根据不足的议论；其中很多言论较为理性、冷静和具有深刻的思考，但也有因为网络论坛的“匿名性”特点而导致的在相互刺激中出现语言暴力化、言论狂热化或过激化，甚或沦为“口水仗”的情形。网络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是重叠交融的，虽然“汉服运动”依托的主要是网络虚拟社区，但活跃于其中的“汉服爱好者”或“汉友”们却实实在在地因此而结成了为数众多的亚文化社群。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选定的“2006年年度风云人物”为“you”，即“互联网上内容的所有使用者和创造者”，亦即以互联网为主要舞台和媒体而活跃的广大“网友”、“网民”。“网友”、“网民”这一不特定多数的“社会公众”的形成及异军突起，迅速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公共话语体系，也极大地改变了并仍在持续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格局(23)。“网友”、“网民”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他们在官方体系之外形成了相对自由、独立和具有无数可能性的空间。网络突破了地理、国界等各种界限，天涯咫尺地使海内外华人世界联成一体，也使不同城市的“汉服爱好者”得以互通信息。以“网友”、“网民”为名义的社会公众及其言论影响力正在日益提升，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中许多具有指标性的公共事件，像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8年的“华南虎”事件等，包括已持续数年的“汉服运动”在内，都说明了互联网所具有的此种颠覆性的力量。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汉服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文化运动的最新形式，相信以后还将反复出现此类形式的运动。

　　“汉服运动”并没有局限或停留在网络社区内的议论和争执上，它也逐渐地向社会实践的方向发展，亦即从网络社区走向现实的社会。从推崇“汉服”的理念，到试穿“汉服”的实践，进而再到推广或普及“汉服”的努力，“汉服运动”有一个逐次深化的发展过程。“汉服爱好者”们不断进行有关“汉服”的各种宣传、造势、表演和实践活动，致力于引起各种现代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关注，不断地制造关于“汉服”的话题，进而宣扬“汉服运动”的主张。截至目前，“汉服运动”的社会实践，已经初步地形成了一些“模式”或有规律可循的“套路”。例如，首先，是在网络虚拟社区里交流并形成“汉服爱好者”的亚文化社群共识；其次，以网络为媒介进行号召、联络、互动，并策划各种活动；然后，“汉服爱好者”的小群体（数人至数十人不等）自发相约，集体走上街头，把他们有关复兴“汉服”的理念和主张付诸实践。被称为“汉服一族”或“汉友”们的实践活动，通常都会有一名或若干名召集者或组织者，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亚文化群体的领袖，有着较一般成员更多的知识储存和更为积极的姿态，通常也是由他们向围观者答疑解惑的，例如，解释“汉服”的由来，说明“汉服”和相关民俗活动或传统仪式的关系，向媒体介绍“汉服爱好者”的理想或“汉服运动”的目标等。其中对于“汉服”的解说，有时是场景性的，比如说寒食节踏青郊游，放风筝、荡秋千时，穿上宽袍大袖的汉服，才更有飘逸的神韵和感到轻便、舒适等(24)。总体而言，“汉服运动”的实践活动，大体上有以下几类：

　　

　　身穿“汉服”，祭祀袁崇焕。（来源：《联合早报》2004年12月8日）

　　1、身穿“汉服”，在繁华街区招摇过市，引起高频次的回头率(25)。小群体结伙，穿“汉服”上街，这本身就是很好的“汉服”宣传活动，其效果总是引人注目的。

　　2、身穿“汉服”，利用周末等公众节假日，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公园·城市广场·繁华闹市）进行“汉服”的时装表演（“汉服秀”），同时也进行诸如“汉服归来”之类的宣传活动。

　　3、身穿“汉服”，举行各种“传统”的仪式。例如，向屈原、岳飞、袁崇焕、于谦等民族英雄表示敬意的祭祀或祭奠仪式(26)；还有举行“传统”的成人礼仪式(27)以及穿着“汉服”举行结婚仪式(28)等。“汉服爱好者”们大多倾向于把近些年来在各级地方政府主导下举办的诸如祭祀黄帝、炎帝、孔子等典礼上的仪仗服饰，也理解为“汉服”。

　　4、身穿“汉服”，组织、参与或表演各种民俗游艺以及其他诸如游园、远足、春游等活动。例如，立春的写“春幡”、放风筝活动，寒食节的放风筝、踏青郊游活动，立夏时的民俗游艺活动(29)，中秋节等的赏月、祭月活动(30)等。“汉服运动”的户外实践活动，经常会选择在中国一般民众的社会生活中几被淡忘的某些传统节日或时令来举行，诸如立春、立夏、端午、七夕、冬至等，这和他们所主张的复兴传统文化的运动宗旨相吻合，也和近些年中国社会各界致力于恢复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的努力并行不悖(31)。

　　5、在一些以“国学”、“蒙学”为基本教育宗旨和内容的民间教育机构，偶尔会把“汉服”作为其“制服”来穿用。在这种情形下，“汉服”显然被视为是可以直接承载“传统”或“传统文化”的符号载体(32)。穿“汉服”、拜孔子、修礼仪、学汉字、习国艺，“汉服”被认为与童学馆的教育内容相互契合。这种风气甚至还吹进公立学校，如抚顺市育才小学从2002年起组织实施“让经典诗文走进校园”活动，要求小学生穿着古装，诵读圣贤经典和古代诗文，学做传统游戏，了解传统习俗等。

　　6、适时地提出某些主张或建议，通过媒体予以放大，构成热门话题，乃是“汉服运动”颇为常见的经营策略。例如，在网络论坛上倡导“中国式学位服”，引起了很大的反响(33)；还有提出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应该穿着“汉服”入场的建议，并为此设计了“概念图”等(34)。进而对于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开幕式，也有类似的建议(35)。虽然“汉服运动”主要是民间自发组织和开展的，但“汉服爱好者”们却非常在意官方媒体的态度和社会公众的反应，例如，2005年冬至，在上海市繁华街道举行的“汉服”活动被中央电视台作为一条新闻报道，就曾使“汉服爱好者”们兴奋不已。“汉服运动”也有很多试图与政府的官方活动相链接的努力，或主动地致力于将“汉服”与国家、民族的其他象征符号相结合，例如，在2007年4月14日北京大学举办的社团文化节上，北京大学服饰文化交流协会与“汉衣坊”联合主办以“汉服迎奥运”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就分外引人注目(36)。再比如，2006年5月，武汉有500多位青年学生身着“汉服”，在编钟鼓乐声中按照升国旗、加衣冠、敬师长、敬父母、成人宣誓等程序举行“冠礼”等。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汉服运动”的影响正在朝政治领域延伸，并正在成为一种具有政治性的话题(37)。

　　

　　大连童学馆的课堂（来源：中国新闻网2007年4月23日，卢沙摄）

　　7、最后，在街头户外的社会实践活动结束之后，“汉服爱好者”们又会回到各大网站里各自的虚拟社区或论坛里，彼此交换或总结有关“汉服”活动的心得、体验，同时粘贴大量“汉服运动”的照片和文字等。他们经常通过网络，自行发布有关“汉服运动”的各种新闻和消息。

　　“汉服爱好者”们大都是一些年轻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在个人的趣向上，他们都很喜好中国的历史和文学，较为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此种文化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寻根”式的民族主义。他们和现当代中国大量存在的另外一些主要是喜好或推崇西方欧美文化，向往国外生活，崇尚国外名牌，喜欢过圣诞节、情人节的年轻人亚文化群体相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由于长期的“文化革命”和对于传统文化的藐视与批判，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断裂也使得这些爱好“汉服”、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亚文化社群的年轻人，往往并不懂得什么是传统文化，因此，有很多人实际上是通过“汉服运动”才开始逐渐地学习和模仿“传统”的，例如，祭祀袁崇焕却不晓得如何举行仪式，中秋赏月不晓得如何祭拜月神，类似这样一方面以弘扬、振兴传统文化为抱负，另一方面却因不懂传统文化及相关的仪式和规矩，而不得不重新学习“传统”，其中的尴尬自不待言。在很多情形下，年轻人身穿“汉服”的行为，往往还伴随着对于其它类型的“传统”文化的习得，例如，穿着“汉服”，练习或表演传统的乐器（箫、琴、筝）；穿着“汉服”习武（中国武术）；穿着“汉服”，体验汉族传统婚礼的催妆、照轿、撒谷豆、接代、牵巾、拜堂、同牢合卺、结发等一系列仪式等。甚至有关“汉服”的历史与款式等方面的基础知识、还有“汉服”的制作方法和穿着方法等，也都是需要在学习中才能够逐渐掌握的，与此同时，当代的“汉服”也正是在这样的学习和实践中再一次被创造了出来。

　　在网络的虚拟社区里，“汉服”被以各种方式“表象”和“再生产”出来，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被极大地美化了。2003年10月8日，重庆姑娘王珊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小姐选美赛中荣获“最佳民族服饰小姐”称号，她当时穿着的是一套根据唐代宫廷服饰而设计的“现代汉服”，其备受网上的“汉友”追捧，被视之为“汉服”之美的典型。以“美丽的汉服”为主题，网友们还通过大量的“贴图”等方式对“汉服”之美予以表现和赞颂，其作品（摄影、图画、设计图等）甚至还受到了当代卡通艺术（动画、漫画等）的一些影响。摩登女郎摇身一变而成为“汉服淑女”，都市青年们通过服装“变身”所追求的并不仅是“传统”，同时也是“现代性”。不言而喻，所有的“现代汉服”几乎都是对“传统”的“再发明”。不久前，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中华学位服”设计大赛中，有不少作品实际上是集各种现代元素而杂为一体的“当代汉服”，当然也有一些完全照搬古制“汉服”的情形(38)。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和现当代中国的很多社会与文化动向的背后往往都有商业化的影子一样，最近，“汉服”在全国各地也都先后出现了作为时装或发展成为流行的倾向与可能性。类似“汉衣坊”那样以“汉服”及“汉文化”产业为经营项目的机构，在致力于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感觉相结合的同时，也一直在积极地推动“汉服”的市场化。

　　

　　王珊在日本东京荣获2003年“最佳民族服饰小姐”称号。（来源：新华社）

　　“汉服运动”得到了不少名人包括一些大学教授、年轻知识分子、影视演员、服装设计师的支持、赞赏和鼓励(39)，但总体而言，知识界对于“汉服运动”的反应既较为谨慎，也颇为复杂。有一些学者将其视为是年轻一代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文化自觉”；也有学者认为近来的“汉服”热潮其实是几百年来中国人“身份焦虑”的一次大爆发；还有学者指出“汉服运动”具有“复古”倾向，并对文化的“纯粹性”过于执着；更有人批评“汉服运动”中包含的某些激进民族主义理念颇有危险性等。

　　“汉服运动”所经常遭遇的挫折，是他们的主张并不容易为更多的社会公众所理解。“汉服爱好者”们的实践活动，最经常遇到的“误解”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被认为穿着“寿衣”上街，很不妥当，由此引起过一场著名的官司。

　　2、被误解为拍电视剧或拍电影的专业或群众演员，这说明身穿“汉服”的形象往往使人联想起“古装戏”，实际上，确实也有一些“汉服爱好者”正是从“戏装”去认识或学习“汉服”的。

　　3、经常被误解为日本人或韩国人，而“汉服”也往往被当成是和服或韩服。每逢此时，“汉服爱好者”经常会有两个反应，一是有些生气或失望，二是把它看作宣讲“汉服”，启迪民众的宣传机会。

　　4、能够制作“汉服”的裁缝店铺很少，很多“汉友”不得不亲自设计或缝制“汉服”，这样也就使得“汉服”的款式与形态更加具有了多样性。

　　5、时常也会面临一些舆论的批评，例如，说他们只是在谋求“出风头”、“做秀”，其部分言论较少建设性，甚至有可能影响到国内的民族团结等。

　　在“汉服运动”的上述活动中包含了大量的仪式，甚至穿着“汉服”这一举动本身也更像是在举行某种仪式。仪式具有非日常性，它和“汉服爱好者”们的日常生活形成对比，并因此产生特定的意义。“汉服运动”所谋求的“汉服”复兴，应该不是要把“汉服”变成中国人的日常服装，而只是试图将它变成中国人的礼服（如节日礼服、仪式礼服、社交礼服等），就此而论，它是有可能部分地获得成功的。但“汉服运动”的最终走向和归宿，还是需要取决于普通民众根据其现实生活而对“汉服”的认知和取舍。归根到底，在现代社会里，着装应该是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选择或拒绝某种服装，通常并不需要上升到很高的大是大非的层面上去争议。不过，如果“汉服运动”所谋求的是要建构一套“国服”，那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与此同时，自然也要困难得多了。

　　和“汉服”曾经昙花一现的义和拳时期、辛亥革命前后有所不同，当年的中国社会确实面临着极其深刻的全面危机，而当前的中国社会对内各民族关系维持了基本良好的状态，对外也基本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国际冲突与民族矛盾，相反，改革开放促使中国蒸蒸日上地发展起来，人民生活改善，国家日趋富强。那么，当今的“汉服运动”究竟又有着什么样的时代依据呢？日本学者山内智惠美指出，改革开放导致西服全面进入中国并迅速地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人民生活中主导性的服装，与此相应，中国传统服饰却走向了全面衰落，汉族的传统服装（包括各地的“民俗服装”）已经在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失去了最后的地盘，目前仅在偏远地区的农村尚有残余(40)。有人甚至说，在这二三十年里，西装实现了对于中国服装的彻底和具有毁灭性的取代。或许正是包括服装在内的国民生活方式的急剧变迁和大面积西化，才引发了“汉服运动”之类的“抵抗”。从“汉服运动”中，我们不难发现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深刻变迁及其背后隐含着的文化危机，还有年轻一辈是如何作出反应并面对其挑战的。

　　五、多民族中国的“民族服装”或“国服”可能吗？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现在进行时”状态的“汉服”热潮以及“汉服运动”的兴起，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根源，但大体上可以说，它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同时也是在以“新唐装”为代表的“中式服装”全面复兴和流行日久的社会基础之上发生的，它是又一轮旨在建构汉族乃至中国人的“民族服装”的尝试。在意识到欧美世界的意义上，“汉服”指向着更为纯粹的“国服”或“中式服装”，然而，现实的情形是“唐装”、“旗袍”和“中山装”均要比“汉服”具有更高的国际认知度(41)，显然，如何提高“汉服”的海外认知度确实是一个问题。在意识到东亚世界的意义上，“汉服”往往会被拿来与和服、韩服相提并论，或者是在与和服、韩服的对比中去定义和论说“汉服”的。互联网上的言论，至少部分地反映出一些“汉服爱好者”其实是强烈地意识到和服与韩服的存在，甚至有的论说还特别突出地强调唐朝时的“汉服”曾给予和服以某些“影响”等，以便提升“汉服”文化在东亚文明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还有，当前东亚三国之间大众文化（电视节目和影视作品）层面的国际交流，也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汉服”的论说，例如，韩国的《大长今》、日本的《大奥》和中国的《汉武大帝》里中的戏装，也被一些“汉服爱好者”认为是分别代表了“韩服”、“和服”与“汉服”的华美和精致。换言之，此类界说与其说是基于一部真正的服装文化及其交流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倒不如说它是基于现当代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文化符号功能和国际（族际）交流的场景性而展开的。

　　“汉服”也和其他所有的“民族服装”一样，具有场景或情境性，它往往也是根据具体的场景来彼此确认和发挥其族际标示之功能的。在国内多民族的场景下，以少数民族的服装为参照，汉族青年们致力于复活“汉服”的努力确实有着理直气壮的理由，“汉服爱好者”们对于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缺憾也很好理解。然而，问题在于“汉服”却并不经常被拿来和东北朝鲜族的民族服装相比较，而更多的是和“韩服”、“和服”相比较。可见，对于中国人而言，“民族服装”确实是一个难题或悖论。“汉服运动”所致力于建构或试图复兴的“汉服”，它究竟是作为华夏、汉族或汉人之“民族服装”的“汉文化”？还是作为“中国人”之全体国民的“国服”亦即“国民文化”？假如真的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某学生希望的那样，把“汉服”作为该系的“系服”，那么，若有在该系就读的藏族、蒙古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出身的同学会不会对此种“系服”产生抵触感呢？类似这些问题，从目前“现在进行时”的汉服讨论和“汉服运动”中尚无法明确得知，但它们又是极其重大的问题。

　　“汉服运动”会趋于泡沫化吗？还是会持续的“扩大化”？或许它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将有扩大化的倾向。“汉服”能否真正复活，重回普通民众的现代生活方式之中？它只是一种“时装”或“流行”吗？或者它不过是某些亚文化社群举办活动的“道具”或其成员彼此认同的标签？抑或只是少数人群的“行为艺术”？所有这些提问，其实和笔者三年前在“新唐装”盛行之时提出的问题均颇为相似(42)。

　　最根本的问题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是否需要“国服”或唯一的“民族服装”？中国人的“民族服装”是否可能？“国服”是否有可能成立？显然，比起“民族服装”来，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人”、“中华民族”这样的范畴或理念是否能够确立。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概念应该以是否具有中国的国籍为依据，因此，“汉服运动”的“国服”指向必须面对如何涵盖为数将近1亿的少数民族人口的问题。“中华民族”或许只是正在建构之中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它又不是完全没有历史的依据和实体的支撑。“汉服运动”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把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孜孜追寻或试图建构“民族服装”的尝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相信今后类似的尝试仍会不断地出现，中国社会仍将继续追求“民族服装”的创设与建构。北京奥组委和中国奥运赞助商恒源祥集团，从2006年12月起，公开向海内外征集“中国礼服”的设计创意方案。所谓“中国礼服”被认为应该具有中国元素，传达中国文化，展现中国精神，是“健”与“美”的结合。有关人士认为，这个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要做出一套具有标准性的“国服”，在2008年8月8日晚的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将会穿着一套能够代表中国人的服装，并引起轰动(43)。2007年4月5日清明节，天涯社区、汉网等20多家网站联合提出了有关“奥运会上中国的汉族运动员应着汉服入场”的倡议书，建议北京2008年奥运会采用中国传统服饰（“深衣”）作为大会的礼仪服饰，从而在网络上引发了新的一轮热烈讨论。围绕着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礼仪服装问题，既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存在，主张汉族和少数民族服装均应入选的意见，也有旨在创建“华服”（或称“中华服”）、“国服”或“中国礼服”的动向，所有这些均非常值得引起关注。

　　类似此种“国服”问题的讨论，以往还屡见于“国山”、“国花”、“国树”等涉及国家象征的议论之中，此类建构或尝试的不断涌现，事实上意味着中国的“国民文化”建设尚未完成。笔者认为，如果“汉服运动”能够放弃或淡化其中抵制或反“唐装”、“旗袍”的倾向，那么，其“运动”的品质和建设性就会有很大的提高。“汉服”的成立及其价值，并不需要以贬低“唐装”和“旗袍”为代价，它们之间并非“零和”关系，而应该是共同构成了更具涵盖性的“中式服装”。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始终非常在意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形象，也始终不渝地致力于通过不断的服制革新和服装创新来改变、维护和建构自己的形象。以西式服装为基本参照系而持续进行的服装创制或改良，几乎无一例外地同时也都是以中国悠久的服装文化传统为资源，以民众现实的服装生活方式为基础而展开的。所有这些社会与文化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式服装”的谱系或家族，这个谱系既包括了中华民国时代的长衫、旗袍和中山装，也能够涵盖现当代的“新唐装”、“汉服”和各种新近设计的“华服”。中山装和旗袍、唐装等并不只是“在心理上被民族化”了(44)，在笔者看来，它们确实已经是“中式服装”的组成部分了。但“中式服装”还应该对更多的少数民族服装文化以及对汉族各个不同地域之“民俗服装”保持开放，在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化进程或者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化场景下，“中式服装”固然需要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但却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是某种或某套唯一、排他的服装或款式。中国非常突出的民族与文化多样性，正是促使“中式服装”的内涵也具有多样性的重要依据。把中国的服装文化传统与国民的现代生活方式、进而与国际性的时装审美趋势相结合，从而不断地丰富“中式服装”之内涵的社会与文化实践，相信今后依然可能围绕着“民族服装”的创制而有继续不断的发展。

　　在中国，服装不仅是地域和族群文化的表象，在某个时期，它还曾经是“革命”的表象（中山装与人民服）。当今中国社会，服装同时也被用来表现个性（时装）。显然，从“民族服装”和人民的服饰生活这一角度去理解中国社会，确实是值得尝试的研究思路。对于在二十一世纪初短短几年内先后出现的“中式服装”复兴、“新唐装”流行和“汉服运动”兴起的社会与文化动向，很遗憾，目前尚较少来自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现当代社会里诸如“新唐装”和“汉服运动”之类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动向，除了社会学领域的“社会运动学”、“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与流行论”、“大众文化”等角度的探讨之外，笔者认为，还特别需要有来自文化人类学的“族群与认同”理论、“文化自觉”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等角度的分析。本文只是尝试对其作初步的描述性归纳，今后的课题是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参与观察“新唐装”、“汉服”、“中华服”等有关的社会文化动向的后续发展，进一步开展必要的田野调查与深入访谈。

　　注释：

　　①本文根据笔者2007年2月9日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共同研究会上的研究发表和3月24日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讲座发表的题为“唐装、汉服、汉服运动”的讲演改写而成，谨此向共同研究会主持人韩敏博士和学术评议人横山广子教授及商务印书馆李霞博士致以衷心感谢。

　　②周星：“中山装·旗袍·新唐装——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载杨源、何星亮（主编）：《民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国民族学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3-51页。

　　③参阅王辅世（主编）：《中国民族服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韦荣慧（主编）：《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年9月版。杨源（编著）：《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图典》，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④本文使用“民族服装”，而不使用“民族服饰”一词，主要是为了使讨论集中在服装上。

　　⑤周国茂：《贵州民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47页。

　　⑥周星：“‘华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境遇和动向”，载《激荡中的世界与中国——面向现代中国学的构筑：爱知大学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工程2003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爱知大学，2004年3月。

　　⑦例如，纳西族的情形，可参阅宗晓莲：《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县纳西族文化为例》，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41-45页。

　　⑧参考王智敏：《龙袍》，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4年8月版。

　　⑨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89-90页。

　　⑩如清华大学袁杰英教授认为，中国人称自己的民族服装为“唐装”不合适，因为它是海外诸国称呼中式服装的名词。参见杨菊芳：“满眼‘唐装’非唐装：由此引出的纷纭话题”，《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10日。

　　(11)丁锡强（主编）、李克让（主审）：《新唐装》，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0-21页。

　　(12)“滚边”：一种用窄布条把衣服某些部位的边沿包光以增加美观的传统特色缝制工艺，又叫做滚条工艺。“镶边”：将布条、花边、绣片等呈条状缝拼在衣襟或袖、领等处边缘，形成与大身衣片的衣料和颜色有明显差异的传统特色缝制工艺。

　　(13)丁锡强（主编）、李克让（主审）：《新唐装》，第1页、第63页等。

　　(14)郑土有（主编）：《上海民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16-218页。

　　(15)夏目晶子：“团花纹样在现代中国式服装上的表现”，载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6年12月23日，第234-243页。

　　(16)夏目晶子：“唐装盛行的特点及其历史因素”，载杨源、何星亮（主编）：《民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国民族学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第318-330页。

　　(17)据说，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祭祀黄帝（陕西省黄陵）时曾接受幕僚建议，身着西装而未穿“新唐装”，这是因为他担心会刺激激进的大陆“汉服”网友。

　　(18)周虹：《满族妇女生活与民俗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88-89页。

　　(19)果洪升：“满族社会文化变革与民族的发展”，载横山廣子（編）：《少数民族の文化と社会の動態—東アヅアからの視点—》（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調查報告50），国立民族学博物馆，2004年3月，第269-272页。

　　(20)藤谷浩悦：“湖南省の辛亥革命と民衆文化—姜守旦再来の謡言を中心に—”，载愛知大学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一（編）：《現代中国にぉける思想、社会と文化—中国文化とアヅア世界の文化共生研究会COE最終報告書》，愛知大学，2007年3月，第175-190頁。

　　(21)有人将2003年底郑州市的工人王乐天身着汉服走上街头，被新加坡《联合早报》率先报道一事，视为此次“汉服运动”的肇始。

　　(22)“族别式”的学术研究或论述，容易导致对文化之族际共享的事实或现象熟视无睹。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如果也采用“族别”方式来讨论汉文化和表述汉族的历史，那将导致对中国多民族的共同历史的无视。参阅周星：“中国民族学的文化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开放时代》2005年第5期。

　　(23)关于互联网空间之对于中国的意义，可参考刘新：“中国の现象”(The Phenomenon of China)，爱知大学21世纪COE（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工程）2003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激荡的世界与中国——面向现代中国学的构筑》，爱知大学，2004年3月。

　　(24)王进、李新志：“10多位汉服爱好者在公园共度寒食节”，《东南快报》2007年4月10日。

　　(25)“40多位网友身穿汉服逛天安门回头率颇高”，《新京报》2005年10月4日。

　　(26)据新加坡《联合早报》与北京《京华时报》2004年10月16日报道，10名身穿“汉服”和22名普通衣着的青年，前一天齐聚在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的袁崇焕祠墓，为他举行了祭祀怀念的仪式。这32名青年来自全国各地，大都是“汉网”的网友。秦鸿雁：“30多名网友着汉服拜祭宋少帝陵”，《南方都市报》2007年5月4日。

　　(27)据《新民晚报》2006年3月25日，记者纪海鹰报道，在嘉定孔庙举行了穿“汉服”行成年礼的活动。又据《新京报》2006年4月6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女生穿汉服，在孔子像前举行“笄礼”。此外，广东东莞某台商子弟学校的“汉服”成年礼，也是颇为典型的例子。

　　(28)“京城黄金周首次举办汉民族传统婚礼（组图）”，中国新闻网，2007年5月4日。

　　(29)2006年5月6日（立夏），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在紫竹院举行了身穿“汉服”的游园活动，其中包括古代的民俗游戏（掷箭／投壶）等节目。

　　(30)据《重庆时报》2006年10月6日报道，大约有40名“汉友”参加了在重庆市沙坪坝平顶山举行的中秋节祭月活动。

　　(31)最近，中国政府对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调整方案已获得通过。该方案维持春节放假3天不变，但放假起始时间由农历正月初一改为除夕；同时增设清明、端午、中秋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各放假一天（若遇农历闰月，则以第一个月为节假日）。显然，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的原则之一，正是要突出民族传统文化。

　　(32)例如，郑州市和大连市的某“童学馆”，老师和儿童都穿着“汉服”上课。

　　(33)“‘中国式学位服’服饰倡议及设计方案”，http://oilia1106.bokee.com/4979233.html。

　　(34)参见“天汉民族文化网、百度汉服吧《2008年北京奥运会华服倡议》”、“天汉民族文化网、百度汉服吧《2008年北京奥运会华服方案》”。

　　(35)“专家建议广州亚运开幕式中国队着汉服（组图）”，大洋网，2007年5月18日。

　　(36)汉疆（摄）：“组图：北大学子华服霓裳重现汉唐风采”，中国新闻网，2007年4月14日。

　　(37)“政协委员提议确立汉服为国服（图）”，中国新闻网，2007年3月11日；“人大代表建议硕士博士学位服采用汉服”，《重庆商报》2007年3月8日。

　　(38)8“‘中华学位服’现身北大专家认为可推广（图）”，中国新闻网，2007年7月5日。

　　(39)“百名学者倡议汉服为奥运礼仪服装（组图）”，国际在线，2007年4月4日。

　　(40)山内智惠美：《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54-55页。

　　(41)夏目晶子：“看中国‘汉服’的现象”，《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专刊）》，2006年12月。

　　(42)周星：“中山装·旗袍·新唐装——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

　　(43)参见“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穿什么入场”，《南方都市报》2007年4月8日。

　　(44)山内智惠美：《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第29-30页。

作者介绍：周星，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