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刑]读书报告

漫谈莫言和他的《檀香刑》

1、简述

一般来讲，大部分成功的艺术作品总有相对明显的主题和一些能够基本有效的解读。关于解读作品，我希望用一些看似陈旧的方式进行，比如，分析小说的时候，首先要知道的一定是这个小说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它的矛盾冲突是什么，它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小说究竟想要说明什么。

这本书的封面很有意思，很清晰的展示了一些这个小说的重要内容。左边带有阴影的漆黑长条就是这部小说的题目，一个将要插入人体的檀香木棍。右侧书名处的一抹粉红，应该是小说的女主人公的影射，或者更宽泛一些，就是女性一些的，代表着温情。左侧还有三个很古典的花纹作为檀香木棍的底纹，代表着所谓的“国家”，“国法”之类，或者也可以解释为书中采取的三个部分——凤头、猪肚、豹尾。整个封面的大的背景是一个一个的小斑点，代表着芸芸众生，在檀香木棍的威慑之下过着自己的生活。

小说的主要的情节应该说是比较明晰的：孙丙的续弦被德国技师调戏，孙丙一怒之下打死德国技师，招致德国人报复，杀死众多村民。孙丙愤而投靠义和团，在家乡聚众起义。结果县令钱丁以及德国人抓住，最后由清朝首席刽子手赵甲执行檀香刑。

孙媚娘是书中唯一的女性形象，也是沟通众多男人关系之间的桥梁。三个男人，赵甲，孙丙，钱丁，分别是她的公爹，亲爹和干爹。钱丁还是孙的情人。三个主要人物的名字取得也很有趣，用百家姓和天干组成，实际上就是加强了作品的虚构的成分。读完小说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孙媚娘这个人物在人物关系上是如此重要，但是她其实是作品中这个几大主角中对情节的影响力最小的一个，她对情节的推动基本没有什么作用。作品中，这个人物也是最不丰满的。正因她的地位很重要，所以封面上面才会有那一抹粉红。虽然有一些情节中，如“比脚”等，对孙媚娘的描述还是很充分的，但是真正进入情节之后，这个人立刻就退到故事的后面去了。可以说，虽然这些男人都是围着她构成了复杂的关系，但是这不是她的故事。她在故事中唯一的作用就是最后杀死赵甲，给钱丁杀孙丙一个机会。所以，这是一个极端男性视角的作品。通篇散发着强烈的男性的钢，猛，狠。女权主义者也许很难从中找到一些对她们理论有支持的东西。

我不想对小说中的一些描写进行过多的评论，而因此陷入到泛道德的批评中。事实上，就算在文学作品中，令人发指的写法这个还数不上。更多其他的艺术形式，尤其是电影作品中，因为形象化更好，更直接，表现出来的场景也许会更接近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

2、故事核

《檀香刑》的故事核应该是：孙丙妻子被德国技师调戏，孙丙愤怒之下杀死一个德国技师，德国军队随即报复，杀了高密东北乡27口，而当地政府对此毫无办法，还是要捉拿孙丙。孙丙遂投靠义和团，在家乡设坛聚众，率人攻打了修铁路的工地，抓了3名德国兵。德国军队在当地政府和军队的帮助下击破孙丙的义和团，并且抓住孙丙。在德国总督的启发下，当地政府对孙丙使用檀香刑，并且在行刑过程中吸引孙丙的余党，一网打尽。

这是作品的核心故事，作品所有的矛盾冲突，情节推进都是围绕着这个故事核。但是在这个故事后面，还有一条暗藏的故事线索：清朝已到穷途末路，变法势在必行，而戊戌变法在袁世凯的协助下终于被中国真正的掌权者慈禧太后镇压，斩首了戊戌六君子。袁世凯的一个随从因袁世凯协助慈禧杀害六君子而行刺袁，未果，被袁世凯下令凌迟处死。义和团在山东风起云涌，掀起抗德的运动，袁世凯下令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

小说的主要矛盾，是德国人的入侵和中国人的抵抗。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作品是一个基于历史题材的小说。作者借用了义和团抗击德国抢占山东的历史事实。但是，和对历史上真实的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一样，莫言的小说暗含了对历史的一些有意的误读。诚然，历史上殖民主义有其残酷的一面，但不可忘记的是，在由中国封建专制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漫长过程中，以政治极端主义来“反殖民化”，就无法揭示出历史的真实。兴建铁路，是光绪皇帝推行的变法图强的措施之一。当年，慈禧把义和拳原本针对以她为代表的腐败专制的满清王朝的愤怒，成功地转移到洋人身上。莫言的《檀香刑》，就其客观效果而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在小说中，真正造成了孙丙起义的原因是因为法律的不公平。孙丙打死德国技师之后，本来是不太畏惧什么的，因为道理来讲，孙丙是正确的。而且就算是杀人偿命，也不过是他自己一命换一命，如果孙丙打死的是寻常中国人，按照当地律法也不过如此。但是实际上因为死的是德国人，而且正值德国人强占胶州湾不久，各地抗击入侵的势头正劲。往远一点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积弱，使得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的态度不敢过于强硬。所以落实到具体的案件上，孙丙打死德国技师就不能有一个公平的判决。失去了法律的公平，最终导致了孙丙在村民的怂恿下学义和拳。

因此可以说，是一次不公平的法律事件，挑起了这部作品的矛盾冲突。

3、相反的历史

显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反帝反殖民化过程中的一个刑事事件，隐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民族自身追求现代化而不成的事件。这两个故事的反

面人物都是慈禧和袁世凯为首的统治集团，都是最终通过极端的暴力解决了矛盾。故事里面关于火车和铁路的叙述，其实是设置了一个圈套。从文本中得来的信息是，火车通行是德国人一手操办的，是属于侵占中国的一个侵略方式。机械化文明的产物从身体到灵魂，从政治到社会全面的侵略中国。莫言在后记中把火车比喻成压在中国巨龙脊背上的怪物，它一度被认为是拥有金子做的动力装置的巨大动物。在莫言的眼里，1900年横跨在胶州大地上的火车，是有生命的动物。由于有了火车，中国的孩子被修剪了舌头，从根本上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由于有了火车，中国壮年男子的头发被剪去，带走了中国人的灵魂。古老的胶济铁路其实就是中国人失去自己语言和灵魂的开始。是入侵的现代文明对古老中国文化的摧残。事实上，胶济铁路的修建是清政府维新的一个重要举措，铁路的修建当然与德国人有很大关系，但是主要说来，这还是中国政府自己的事情。莫言在这里隐瞒了历史。对于义和团运动，历来也是争吵不休，没有一个定论，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还是可以确定的，义和团运动的对象本来是清政府，被政府成功地引导到针对洋人去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还推动了义和团的发展。义和团究竟功过如何我不去评价，但有一点，义和团的愚蠢和对历史的阻碍不在于它导致了八国联军和庚子赔款，而在于义和团的英雄们盲目仇外，毫无理性，抵制一切外来的事物，而不论它们是好是坏。虽然义和团后来失败了，但那种盲目抵制外来新鲜事物的思想却深埋于一些中国人的心中，至到如今，还无法散去。当然，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定要反抗，但决不能反抗现代文明，决不能抵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决不能阻挡人类历史发展的洪流。这也是义和团运动注定要失败的一个原因。义和团的勇气可嘉，也可怜。义和团相信自己刀枪不入，是一种愚昧，不是勇敢。这是其一。我们能从文本中看到的，莫言为我们提供的义和团的政治纲领中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学了义和拳，皇上要招安，一旦招了安，个个做大官”。这实际上也是暗合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最终愿望，在莫言的作品中，义和团是维持满清帝国集权统治的一个锁链。

4、锁链中的人

说到满清帝国的集权统治，这部小说其实着重描写的就在此。我们可以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看：

赵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朝廷的一条狗。他是法律的最终执行者，国家法度的象征，是慈禧和袁世凯的手中的刀。他用手里的刀维系着国家法律，维护着国家的尊严。

钱丁自不必说，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为国为民的好官，甚至收过百姓的万民伞，这是莫大的荣誉。是他最后擒拿的孙丙，也是他最后安排好的檀香刑大场面。无论自己的内心多么矛盾，上级的话永远都

是他最后得以解脱的借口。他最后亲手杀了孙丙，其本意也不是抗旨不尊，而是为了灭德国人的志气，使德国人的阴谋不再得逞。

与此相关的，孙媚娘虽然是女流之辈，在故事中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地位和作用。即使她是孙丙的亲生女儿，她最后求朱八救孙丙的理由依然是不能让德国人的阴谋得逞，实际上是表明了大众的一种普遍的态度。

就连一个傻子赵小甲，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在莫言根本没有留给读者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会去挺身而出，挡住钱丁的一刀，使得赵甲发疯。如果不是孙媚娘杀了赵甲，孙丙还是死不了。赵小甲的这个举动最能说明问题。一个傻子，头脑中本该没有这些家国观念，而且从作品的叙述中，根本看不出任何与此有关的倾向。他莫名其妙会为一个被自己快杀了的老丈人送死？所以小甲不是被钱丁杀死的，而是被莫言杀死的。

从小甲的这个反常举动反过来看全书所有的中国人，除了慈禧袁世凯，其实都是如此，都是为了国家，为了能够在反对殖民化起一定作用而奋不顾身。赵小甲是这些人物中最为极端的一个。国家观念在这本书中出奇的强烈，钱丁的老婆都是一套一套的，最后还能以身殉国，服毒自尽。就连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第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实，你干的活儿，跟我干的活儿，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国家办事，替皇上效力。但你比我更重要。„„刑部少几个主事，刑部还是刑部；可少了你赵姥姥，刑部就不叫刑部了。因为国家纵有千条律法，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你那一刀上。”

小说中的国家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这个怪物即使快要死去，也依然从精神和肉体控制着他的人民。顺从的，就殉它，不顺从的，就酷刑杀之。这里面的人们，也都是尽自己的能力，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为国家献身，甚至这种献身有的时候会非常奇怪。全书莫不以以一种颂扬铺陈的笔调，来描述国家最终是如何控制其子民。酷刑是“国家”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中国漫长的酷刑文化几千年，足以汇聚成浩瀚的道德之海。莫言却似乎只是对其极尽铺陈而已。

赵甲，钱丁，钱丁夫人，钱雄飞，刘光第等，都是这个国家链条上的一环，而且彼此索咬，关系紧密，彼此制约。他们莫不是国家的保护者，莫不是国家的受害者，率众抗德的孙丙，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面对历史中扑面而来的殖民化，农民出身的莫言不知所措，他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极端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莫言把一切矛盾，一切责任都推到入侵者身上，在他眼中，那个时代的矛盾就是单纯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冲突，他的解决办法，也就只能是也是同样甚至更为残酷的统治，并且民众应该主动地投身到这条统治的锁链中。

5、庙堂的声音

作品里面出现的大量史料，可以肯定地说，不能完全反映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现状。莫言利用一部分事实，隐瞒另一部分事实。有意识的对代表先进的外来文化和现代化过程进行抵制。他在后记中说道，影响它的两个声音，茂腔和火车，实际上就是本土文化和外来先进文化（现代化）的影射。莫言更是有意识的降低了“火车”的声音，为了“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这种举动本身就是对先进文化的一种抵抗。事实上民族化和现代化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本不是对立的，莫言为了完成他的抵抗，他修改了历史，突出了杀戮的场面，让茂腔慷慨激昂的贯穿始终。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描述莫言的形象：一个破衣烂衫的农民，手持大刀固执的向先进而未知的事物叫骂。莫言有意识的“倒退”其实正是暗合了他的农民身份，他无法或者说是不愿意为全球化和现代化找到合理的思想根源，只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进行了看似支持其实抵制的办法。

基于这个主题，莫言在创作上面也是匠心独运。早期受魔幻影响深刻的他在这部作品中基本上有意识的排除了西方写作的影响，用完全本土化的手段叙述，大量运用短句，叙事口语化。莫言在有意识实现民族化写作的同时，向真正的现代化文明叫板。但实际上，对现代化的仇视态度，使得这部作品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悖论——作者的民间写作的立场和通篇散发出来的庙堂的声音。一个力求民间化写作的文本实际是在为集权统治寻找话语出路，这种结果，确实值得反思。

在这个作品里面，作者莫言更像是一个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的写作者。即使他的形象是蹲在田边，叼着旱烟，撒欢的讲述着根植于传说的故事。但在他的背后，则是张牙舞爪的国家主义背影，和对现代化的憎恶、抵制和无奈。他的早期作品《红高粱》中的故事确实是表现出民间的立场，故事中，始终被突现出来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它包容了对性爱与暴力的迷醉，以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为其根本。整个战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历史战争所具有的政治色彩，将其还原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式的生存斗争。而《檀香刑》中，莫言不在站在民间的立场，虽然他运用的写作手法更民间华，虽然他口口声声要大踏步的撤退。《檀香刑》在莫言的创作中是一个很不协调的例子，它与莫言之前的作品有很明显的差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莫言出现如此转变，也许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还是陈思和看莫言看得准确，我愿意用他的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他曾经在评论《红高粱》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把民间世界认同为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也会使描绘其中粗鄙丑恶的一面变得自然起来：像《红高粱》中有关

人物粗俗性格的刻画，有关残酷杀戮（特别是剥人皮那个自然主义式的血腥场面）的描写，都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梁》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但就新历史小说后来的走向而言，由《红高粱》开拓的这种对民间粗鄙形态不加选择的表现方式，愈加显现出低俗趣味的性质，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间理想的支撑，这类描写就很自然地堕为作者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纵，而丧失了向民间认同所应具有的人文意义。”

莫言是一个出色的讲述着，但是在恣睢的写作中，他依然没有能够得到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故事中的赵甲就是莫言本人，所不同的是，赵甲刀下的是人，莫言刀下的是现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