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枪:警察的权力与界限
击毙周克华的枪声响起一个月后，中国东北的辽宁省再次响起了枪声。不过，这次被击毙的是一名普通村民。 新华社9月25日报道称，9月21日9时许，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二十里村一户村民因政府修路产生占地纠纷，与前来处警的警察发生冲突，警方开枪致村民王树杰死亡。检察机关认定，民警属正常执行公务活动，枪支使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但关于此事民间争议声巨大。 警察究竟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开枪？ 在中国，规范警察使用枪支的法律有两部，一是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其中第十条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第十一条规定，“为制止严重违法犯罪活动的需要，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警械”。如果说这两条还比较空洞的话，次年颁布的枪支使用的专门性法律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相对比较详细。条例共五章十六条，罗列了使用武器的15种情形 ，包括“放火、决水、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劫持航空器、船舰、火车、机动车或者驾驶车、船等机动交通工具，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等等。 虽说条例已经将诸多可使用武器的情况进行了罗列，但在现实社会中，无论一部规定开枪的法律完备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预期警察开枪中遇到的所有情况，警察都无法按部就班地“规范化”开枪。另外，开枪大多是在紧急情况下别无选择的行为，因而警察具有决定是否开枪的绝对权力，所以，每次枪案发生后，基本都会出现警察是否滥用权力的非议声。 比如，2006年5月19日，贵州省六盘水市警察刘德勇与协警熊福海在处理一起家庭纠纷时，将一村民打死。警方认定“开枪属于正当防卫”，而最后结论改成了“意外事件”。2007年11月，广州珠江医院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尹方明在医院门前和警方发生争执，被警察开枪击中心脏，经抢救无效死亡。广州市公安局对事件进行通报称，民警在驾驶警车巡逻盘查可疑车辆过程中遭到阻挠，在被抢走警察证并被强行拖拉数米后，被迫鸣枪，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这一通报遭到尹方明家属的强烈质疑。 “民警开枪致人死亡是未经法律审判剥夺一个人生命的特殊情形，必须慎之又慎。”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说。 他认为，中国关于警察使用枪支的许多规定还是过于笼统、抽象。“比如什么情形属于‘可能发生严重危害后果’，什么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在实践中不太好掌握。” 相较而言，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要细致得多。在台湾地区，击毙现场不单有警察在，检察官也会到场，监督警察使用枪械是否得当。而在香港，每次开枪后，警务处会指派一名警司，查问开枪警察，评定开枪是否符合相关法律和警队的指令。根据香港法例，警察开枪击毙他人，事后必须进行死因调查。死因调查庭类似一般法庭的设置，警方必须在庭上向法官出示击毙当场的详细证据，法医、物证技术专家也会出庭作证。审查机关有时甚至要通过模拟实验来再现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