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种经略相公与小种经略相公

历史 2010-11-18 09:11:32 阅读139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水浒传》中写到史进到延安府找王进的时候，在渭州遇到了鲁智深，那时候鲁智深还不叫鲁智深，叫鲁达，是经略相公府的提辖。但是鲁达告诉史进你找错地方了，王进投奔的是“老种经略相公府”，而渭州的是”小种经略相公府”，鲁达之所以知道的这么清楚，是因为鲁达也是“老种经略相公府”的人，后来借调到“小种经略相公府”而已。

能够提拔重要王进和鲁智深这样的人才，“老种经略相公”应该属于我们时常定义的“伯乐”级的领导，李木生因此在《再读〈水浒传〉》中对这个在小说中从未露面的“老种经略”表达了由衷的“敬重而又思慕”之情，但是他并没考证“老种”和“小种”都是什么人。

后来写小说写到北宋名将种（音“虫”）师道了，偶然间想起《水浒传》中的“老种经略相公”，这才恍然大悟，当年镇守大宋朝西北边陲的不正是著名的种家将吗！种家将的第二代名将种谔就曾经当过鄜延路经略安抚副使，鄜延路就是后来的延安府，而作为种家将第三代里面最著名的军人，种师道本人后来也确实当过渭州、也就是《水浒传》中“小种经略相公府”的所在地的知州。

也就是说，按照《水浒传》的意思，“老种经略相公”就是指种谔，而“小种经略相公”则是指种师道。在网上搜索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熟读历史的朋友都是这样解说的。

但是，我们知道《水浒传》只不过一部小说而已，它不是历史，只是还原了一个历史背景，把一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强盗团伙扩大美化以及故事化了而已。从历史的角度看，施耐庵把不少他自己生活的明代的不少东西提前展示在北宋末年了。当然，作为小说家，施耐庵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我们把《水浒传》当成学习历史的辅助教材的时候，就应当在脑袋里时刻甭紧一根怀疑的弦儿，以免引起自己知识体系的紊乱。

关于这一点，随便说个例子，譬如鲁智深，那时候在“小种经略相公府”当了个提辖的官，因此被称为“鲁提辖”。而事实上，“提辖”这个词在宋朝时还只是一种管理职责，到元明朝以后，它才正式成为一个官职的名称。也就是说，在北宋时期，鲁达干的是提辖某类事务的工作，但是不能叫他“鲁提辖”，除非他穿越时空到达施耐庵的朝代。

而施耐庵在小说中所提到“老种”和“小种”的说法，其实也是错误的。

首先，种家将曾经在延安府当过经略使的仅种谔一人而已，那么施耐庵小说中的“老种”则应该就是指种谔，而水泊梁山时代，在渭州当经略使的种家将也确实是种师道，因此，可以确定，《水浒传》中的“小种”也就是指种师道。史界确实曾经有过种谔和种师道是父子关系的说法，想必施耐庵也正是这样认识的。但事实上，种谔和种师道并非父子关系。这两个人在《宋史》里面都有记载，如果他们是父子关系，《宋史》应该不差这一笔，却只提到了种朴是种谔的儿子，并没有提种师道的父亲是谁。

据《事实类苑》记载，种家将的第一代军人种世衡有八个儿子，种谔为种世衡第五子，又据《东都事略》记载，种师道得官并不是靠父荫，而是“以伯父谔荫为三班奉职”，可见种谔应该是种师道的五伯，那么种师道就只可能是种谔的弟弟种所、种记或种誼的儿子。有不少资料说种师道是种记之子，但是未查到具体出处。因为种家将在种师道这一代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种师中，是种师道的堂弟，所以我觉得种师道是种记的儿子这一说法还是很靠谱的。

无论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种谔和种师道不是父子而是叔侄关系。因此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将两人定位成父子就只能是小说家言了。

关于种家将，《水浒传》中还有几处与历史不符之处。比如“老种”这一称呼，根据《宋史》记载，是北宋朝野专指种师道而不是种谔的，这是对种师道在七十高龄仍然可以带兵打仗，并在朝中属于对金坚决抗战中与李刚同为一文一武的代表人物的尊称。种家将抗击西夏的功勋自不必多说，可以说没有种家三代名将倍出，就没有北宋西北边陲的百年稳定。种师道作为北宋末年最著名的武将，根据《宋史》记载，开封被金兵所破时，宋徽宗曾经后悔地说：“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而“老种”的称呼只是在种师道七十多岁时才出现的，其时种谔已经死去三十多年了，而且种谔56岁去世，其人一直在西北驻防，不为中原民众熟悉，且掌军执政多有争议，被尊称“老种”的可能性也不大。

而“小种”这一称呼就纯属施耐庵根据“老种”衍生的臆想了。

再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种谔仅当过鄜延路的经略副使，却从来没有当过延安府的经略使，鄜延路改称延安府是在1089年，而这一年，是种谔死后的第六年，也就是说，种谔在世的时候，还没有延安府这个地名。而种师道在渭州任职是在1116年，和宋江造反的1119年在时间上倒是吻合的，却与种谔在鄜延路作官的时间相差甚远，也就是说，种师道到渭州当所谓的“小种经略”的时候，是他的伯父“老种经略”种谔死后的第33年了。

宋朝的天下虽然是赵匡胤仰仗自己的武将地位得来的，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绝大多数皇帝都严格地遵循赵匡胤压制武将的祖训，整个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一直是文官掌权，武官不得志。宋以后的各个朝代，也都因循了这一习惯，统治者们无不谨慎而尽可能地限制武将的权力。因此，自宋朝以后，中国的有作为的武将越来越少，而以家族传承方式大规模出现忠臣良将的现象则几乎绝迹于历史了。

象“杨家将”、“岳家军”这些貌似犀利的军人团队只不过是民间和小说家杜撰出来的罢了，自宋以降，还没有任何一个家族能出种家三代那么多的将才，也绝没有任何一家的军人能建立种家将那样的不世军功。

最令人扼腕的却是，真正在历史上功勋卓越的人却总是得不到应有的历史评价和景仰，常常不如那些小说家笔下虚构了事实的人物。那么，说文人“创造”了历史，也应该不是偏激之词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