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的国家战略日本篇

列强的国家战略 日本篇

（上）

在二战前的列强俱乐部中，日本是唯一一个非欧美、非白种人国家成员。同时，在二战前的东亚各国中，它又是第一个认清世界大势，并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早在幕府末期，“黑船开关”之前，日本国内精英就已经开始有人设计新时代的国家扩张战略。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将上述战略国策化，形成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明确了利益线和主权线相辅相成的地缘政策。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一战，日本实现了后发国家的奇迹崛起。但是，其国家战略运作却是建立在一个问题重重的制度之上，这个漏洞从未得到根本性修补，反而愈演愈烈，终于在二战中将日本引入灾难的深渊。

近代国家战略的变与不变

对欧美强烈而言，二战是一战的延续。这种延续不仅体现在国际政治的结盟关系层面，也体现在军事变革的一脉相承上。但是，对日本而言，二战与一战却是一个巨大的断裂。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分属不同阵营，这一点与意大利非常相似。不同则在于，意大利在一战前是德奥阵营的一员，二战前意大利本想再次成为一个战略砝码，但判断错误，越陷越深，最终被迫沦为德国的附庸。正是这种追求成为战略砝码、待价而沽的策略，形成了意大利的战时行为与战前行为的巨大反差。

日本则不然。一战前，日本是以日英同盟为外交支柱。因而加入的是轴心国阵营。其战前规划和战时行动有高度的连续性。如果我们将历史的尺度拉得更长一些，就会发现，明治维新以来，日英友好关系构成了日本外交的支柱，而日德同盟取代日英同盟，则是希特勒崛起后的突发性事件。

不过，如果我们更深一层审视这个转变，就会发现这变的背后恰恰是不变。

自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的外交核心始终是追随强者。这个策略是建立在如下认识基础上：日本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匮乏、生产力落后、社会结构落伍的后发国家。日本应本着“借力”原则奉行“搭车”战略，竭力成为全球强国的地区代理人，进而逐步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成功地地扫除了地区内的竞争者——中国。日俄战争的胜利，则标志着日本对地区外竞争者的胜利。再加上一战中对德宣战带来的巨大收益，日本不仅成为远东第一强国，而且跻身世界五强之一，其海军力量更入围世界三甲之列，标志着日本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巨大胜利。

但是，大英帝国在一战后步入了衰落期。德国虽然蒙受了一战的惨败，却在战后迅速实现了国家复兴。同时，美国竭力促成了日英同盟的终结。就此，日本军政界开始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大英帝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新的时代里，德国将称雄欧洲，甚至

称霸世界。但是，德国归根结底是一个陆权国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德国很难像大英帝国那样迅速制霸七海，却很容易动摇欧洲列强的根基。既然如此，日本何不追随德国，充分利用德国崛起的机会，实现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呢？

换言之，日本在二战中追随德国，本质上仍是传统“搭车”战略的延续，只不过日本对强弱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从结局上看，日本的赌注显而易见地押错了方向。但是，跳开倒看历史的后见，要说清日本在二战中的大战略失误，却并不简单。

日本的判断可以说是一正一误。正确在于对大英帝国衰落的判断，以及其对德国再崛起必然进一步削弱老牌殖民国家，从而为日本释放扩张机会的判断。错误则在于对德国国力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并且丧失了大局观：德国固然在崛起，苏联和美国也在崛起。伴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再加上其盟友法国的连带性衰落，世界正在进入一个高度无序的状态。德、日、苏、美四强都在争夺世界领导权，中间还夹着一个不自量力的意大利，大英帝国虽然衰落但仍保留着相当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可以独自完成排除竞争者、取大英帝国而代之的历史霸权更替。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具备可以独自完成辅佐大英帝国击退挑战，进而完成霸权禅让的能力。不过，只要联盟得当，前述两个任务都有可能完成。则左袒还是右袒将决定与谁联盟，与谁结盟又将直接影响胜负结果。

这就意味着，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二战，其胜负恰恰不是由单纯的军事战略和技战术决定的，而是受国家战略的深刻影响。既然日本从甲午到一战，始终保持了国家战略的成功运作，按理说，其在二战中的表现应当不至于太过糟糕。可是，实际上恰恰形成了“明治的辉煌”与“昭和的迷乱”的巨大反差。究其因，其实早在明治的辉煌中，就已经埋下了昭和迷乱的因子。

“国务”与“统帅”的对立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十二条规定，陆海军直接隶属于天皇，编制和兵力规模亦由天皇本人直接决定。这就形成了著名的“统帅权独立”传统，等于是将军事体系和文治体系列为平行关系。同时，作为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宪法，明治宪法又将天皇进行了“虚君”化的处理，使得天皇并不直接治理国政，其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上只表态，并不直接进行前台运作。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军人的活动空间，大大压缩文治政府的决策范围。

即使将19世纪的世界理解为一个放大的全球性战国时代，也不应忘记克劳塞维茨的教诲：战争永远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脱离了目的的手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克里蒙梭又说：“战争是如此重要，决不能任由军人决定。”日本的认知错误就在于，过于强调了军事斗争的内在逻辑，忽视了驾驭军事斗争的政治逻辑，从而造成了军略凌驾于政略之上的态势，进而埋下了军事战略取代国家战略的伏笔。

在明治时代，日本去武家政治未远，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是旧幕藩体系下的武士出身。在这些人身上，还看不到文武对立的严重痕迹，但不祥的预兆已经出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陆军总参谋部全力推动战争前进，事先不仅未与政府进行必要沟通，甚至没有与海军进行协商。大本营成立后，作为政府首脑的伊藤博文居然被排斥在外，最后只有依靠其与天皇的特殊关系破格列席大本营会议，连旧陆军遗老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也不得不承认：

“总理伊藤博文决心承担国家安危于一身„„经奏请天皇，特许列席大本营会议。这是由于不明军事作战情况，即无法确定内政、外交方针的缘故„„伊藤总理列席大本营会议时，据说从政治、外交的立场进而议论作战，往往与陆军海军幕僚发生激烈辩论„„参照伊藤总理的战争指导方案的结果„„政、战两略似已接近珠联璧合了。”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政府要员大多有军方背景，且威望足以与军方要员匹敌，再加上明治天皇也足以统御文武两大系统，从而进一步掩饰了日本制度设计的缺陷。进入后明治时代，情况开始发生微妙且深远的变化。大正天皇长期为病痛所折磨，昭和天皇则性格柔弱，都无法再像其明治先祖那样积极有效地统御军政体系。同时，从社会构成的角度上看，随着明治维新的深化，传统的一套“四民（士农工商）格局”已经被彻底打破。在新时代，不仅人人可以有姓，而且人人可以自由择业，无须再受限于血统出身。社会分工日趋细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从而造成文武人员之间的壁垒越来越森严，有威望的文治领袖则越来越少。不仅如此，日本长期奉行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的现役军官制度，只要二者有一个辞职，而其所属军种拒不提供后继人选，内阁就要垮台。不知不觉间，内阁逐渐沦落成军队的行政、财政事务办公室，日本俨然形成军队拥有国家的态势。

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开始以俄、法、美三国为假想敌，制定《国防方针》和《帝国用兵纲领》。前者决定日本的假想敌和所需兵力，后者则规定具体的作战内容。其制定过程非常值得注意。最初由陆海军的最高军令长官（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协商制定初稿，继而分别与各自的最高军政长官（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协商，待军令、军政机构及陆海军之间达成一致后，将修订稿上奏天皇御览，天皇再转交内阁总理大臣，由后者向天皇面陈行政、财政上的问题。然后，天皇再将计讲书和意见书一起交给元帅府（由陆海军中的元老组成的直属天皇的军事顾问团）阅览。最后，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在元帅府意见的基础上协商，拿出定案，上呈天皇批准。

在这个流程中，内阁对军事战略和军事建设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在明治时代，全赖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的两面努力，但此后则人亡政息。相反，军队则高调介入政治事务，尤其是外交事务，形成了霞关外交（霞关为日本外务省所在地）与军人外交相对立的格局。一战后，文官系统内部有人提出建议，建立直属内阁的中央级情报局，统一外和省、陆海军、大藏省情报系统各自为政的局面。但是，时任首相的原敬却无奈地说：“这是不可能实行的方案。”“陆军军阀、海军军阀都非常任性，要统一他们的情报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我身为总理大臣，也无能为力，很伤脑筋。这个方案中的情报局长不论谁来当，我看也干不了三天。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外务省设立强大的情报部，大力进行情报搜集、交换、公布等活动，这个办法我看可以行得通，就这样办吧！”于是，外务省成立了自己的情报部。陆军则抢在外和省情报活动前，又成立了自己的新闻班子，等于将手又直接伸向舆论操练领域，进一步剥蚀内阁的权限范围。

不过，正是在原敬任期内，原敬及陆军大臣田中义一洞察了此中弊端，出于更好地对外扩张的目的，二人决定联手改变现状，推行大力度的制度改革。原敬以殖民地改革来投石问路，变宪兵制度为警察制度，并打破只有军人才能出任海外殖民地长官的垄断，逐步扩大政府的权限。其最终目的在于打破统帅权独立，形成国务对军事的统御。这就等于要在天皇与军队之间插入政府，由文治长官代表天皇管理军队。这个举动虽然是秘密进行的，还是被激进势力所察觉，从而发生了原敬被刺的戏剧性事件。原敬死后，田中义一孤掌难鸣，日本唯一的一次政体改革于是宣告失败。在狐假虎威的统帅权面前，“国务”不得不继续扮演家仆、

婢女的身份。

矛盾重重的陆海军

一旦改革失败，反改革势力就会反攻倒算，不仅改革成果被剥夺，甚至会出现更严重的反向波动。

如上所述，原敬内阁让文官出任海外殖民地长官，本来是一个打压军部势力的举措。可是，由于其改革在最关键的一点——消除统帅权独立——失败了，从而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后果。海外驻军援引统帅权独立原则，不仅不把文官系统放在眼里，连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也视前者如草芥。结果就是，情势变得更加混乱。

受此影响，日本军队内部的一个优点开始迅速转变成缺点。这个优点就是，日本陆海军在甲午战争前就实现了军政、军令系统的独立，这一点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和使用助力极大。但是，由于国务统帅地位的丧失和国家战略的缺位，使得政略、军略之间的分裂迅速扩展到军略内部。这种分裂先是体现为陆海军的对立，继而又形成各自内部军政、军令系统间，军政、军令系统内部各部各课间，以及中央部门和海外现地驻军之间的对立日深，终成盘根错节、互相掣肘之局。

和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一样，日本军队也跳不出军种藩篱的通病。如果有正确且强有力的国务领导，这个藩篱可以激发军种间的良性竞争。反之，则往往成为内耗的起点。日本陆海军就是这一问题的最佳注脚。

明治初年，日本效法同为岛国的大英帝国，以“海陆军”为标准军政用语，俨然是想扮演远东英吉利的角色。但很快日本高层就意识到，时代大势已发生剧变。日本虽然一英国一样，都是位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巨大岛国，但是，在经历数百年的大洋角逐之后，海外殖民地基本上被老牌殖民帝国瓜分殆尽，日本已不可能再机械复制大英帝国的成功道路。相反，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化，铁路与煤钢复合体经济的结合，宣告了陆权的复兴，而清王朝的战略无能刺激了日本的西进之梦。明治精英终于认清一个事实，如日本不能充分利用中国的衰落期置帝国根基于东亚大陆之上，则历史留给日本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

于是，自明治5年（1872年）2月28日起，日本就抛弃了学自英国的“海陆军”官方用语，而改用“陆海军”。明治19年（1886年）3月18日，日本又成立了陆海军联合参谋本部，规定谋本部的本部长由皇族人士出任，下设两名次长，陆海军各一个名额，其下又设有陆军部和海军部，以期参谋总部成为一个统合陆海军的中央军令机关。但是，由于陆海军的矛盾，这个联合参谋本部最终在明治22年（1889年）2月解散。到甲午战争爆发一年前的明治26年（1893年），日本设立了独立的海军军令部，从而形成了陆军参谋总部和海军军令部，从而形成了陆军参谋总部和海军军令部，从而形成了陆军参谋总部和海军军令部两峰并峙的格局。这显然不利于战争中的一元化指挥。弥补的方法是设立战时大本营，由陆军参谋总长出任实际上的战时总参谋长。这个做法在甲午战争中维持了军事行动的一元化领导，却不能确保和平时期维持陆海军的指手画脚非常不满，进一步谋求独立性，以至于修改了大本营条令，使得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处于平行关系，均直接向天皇负责。这就使得战时的一元化指挥亦付诸阙如。

这入大正、昭和时代后，陆海军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为了争取预算，陆军始终坚持以与俄国进行大规模陆战的标准扩军，海军则始终坚持以与美国进行大规模海战的标准扩军，与此相对应，在国家战略上，陆军主张北进，先经略蒙满，再彻底击败苏联的远东势力，建帝国雄基于东亚大陆之上。海军则主张南进，伺机夺取关岛和菲律宾，进而控制南洋资源地带，实现帝国发展的自给自足。站在日本帝国的立场上，二者可谓各有道理，但国家战略强调次序和资源分配，注重外交行动与军事行动的统筹。在天皇与内阁均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有和稀泥，和稀泥的结果就是既不敢得罪陆军，也不敢得罪海军，而只能含糊其词地声称，日本的帝国战略在于：“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假想敌设置则同时以美苏为对手，兼防中英，等于是将北进和南下放在并列位置上，四面树敌，多线作战。

而陆海军之间很少沟通不说，还经常互相封锁消息，处处争夺资源，事到临头再进行陆海军高级参谋协商，等于是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至此，日本不仅失去了统一的国家战略，也失去了统一的军事战略。

一旦分裂与恶性竞争成为准则，就会像疫病一样蔓延，最终无法控制在军种之间。进入昭和时代后，参谋总部与陆军省，军令部与海军省之间也开始产生纠纷。再延伸下去，前述四机构内部的各部、课之间，也屡起冲突。在日本陆军内部，围绕是否推行“下克上”的暴力干政行为，产生了“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分化，在机构上则有参谋总部、陆军省、教育总监部间的大对立，以及各机构内部的小对立。在日本海军内部，围绕华盛顿和伦敦两次国际裁军会议，则有“条约派”和“舰队派”的分化。前者主张英美协调论，认为应接受国际裁军会议的分配比例，满足于维持对美60%的海军实力。后者则以英美为阻碍日本帝国扩张的头号敌人，力主维持70%的实力，并宣布“条约派”人士为国贼，不惜以暗杀手段进行清除。一时人心惶惶，连山本五十六也面临死亡威胁。米内光政为了保护山本，只好将之外派为联合舰队司令，以躲避东京激进政治的旋涡。

于是，日本连统一的军种战略也丧失殆尽。

至此，日本不仅国家战略缺位，军事战略又不断分裂，最终形成了军事战略取代国家战略，军种战略取代军事战略，军种战略又分化瓦解的局面。

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中，日本陆军内部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怪人物。这个人是日本陆军中空前绝后的大战略奇才，同时又是全世界战略家中思维最不稳定的一位。他代表着日本二战前国家战略调整的最后机会，他的失败则预示了太平洋战争的最终结局。这个人，就是备争议的石原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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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南方周末读者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5/8/7 18:24:50 跟帖回复： 沙发

（中）

日本在二战中追随德国，本质上仍是传统“搭车”战略的延续，只不过这一次日本的赌注押错了方向。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一战，日本实现了后发国家的奇迹崛起。但是，其国家战略运作是建立在一个问题重重的制度之上，具体表现为“国务”与“统帅”的对立、陆海军间及其内部的重重对立„„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中，日本不仅失去了统一的国家战略，也失去了统一的军事战略。

石原式狂赌

在旧日本陆军中，石原莞尔算是一个异教。在世界战略界，石原莞尔则是一个怪胎。

以德为师的旧日本陆军，注重战术和专业参谋军官团的打造，但也学来了德军不注重国家战略研究的缺陷，加之日本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暧昧性和非理性，日本陆军又过于强调服从和执行，从而导致旧日本陆军中最稀缺的就是战略思维和战略家。石原莞尔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异教，就在于他属于天才型战略家，具备极强的战略直觉力和实战意识。在后天的努力中，石原莞尔将先天的良好条件与战史研究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战争观、战略观和世界观，从而在日本陆军这块战略荒漠中“异”枝独秀。

在石原莞尔的眼中，一部人类战争史，受技术变革的影响，经历了点的战争、线的战争、点线的战争、面的战争到三维立体战争的演变，战争形态则呈现出持久战与速决战的交替循环。现代战争属于没有前方后方区别、全民皆兵的持久战，但日本资源有限，又没有充分工业化，非常不利于进行这种对抗。单独一个后勤问题，就足以让日本在太平洋和东亚大陆两个巨型战场上束手无策。而美苏两国都是资源丰富、空间广阔的工业大国，并在地缘上形成了对日本的包围态势。对日本而言，这是生死存亡之秋，要全力以赴地争取战略突围。

石原还预见到“最终兵器”的即将出现。这种兵器的速度极快，打击范围带有洲际性，能在瞬间形成难以想象的巨大破坏，是唯一可以将现代战争从持久战形态转变为速决战的手段。到时候，太平洋和西伯利亚的穿越都将不再是难事。战争将真正带有全球性。因而，石原主张，半工业化的日本应在“最终兵器”诞生前，尽量扩张势力，完成向“国防国家”的转型，做好最终决战的准备。在扩张的方向上，他特别注重东亚大陆。他认为，必须控制住“满洲”，才能将中、蒙、苏势力分割开来，进而整合大陆资源，实现“国防国家”的建设大计。但在控制了“满洲”之后，则应适可而止，充分吸收消化扩张成果，等待有利时机，再冲出苏美包围圈。

然而，石原终究只是一个“半现代”的人物。他一生未能实现战略直觉向科学化、理学化、系统化的现代战略思维的转变，这使得他的思想中存在巨大的盲区。

作为一个虔诚的日莲宗信徒，石原显然未能协调好宗教信仰与战略理性之间的关系。他从未能洞悉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客观实质及其微妙影响。他总是将国际博弈简化为宗教战争式的善恶大决战，将战争看作促成人类大一统的机运。用他的话说，人类的最终命运将由东洋王道与西洋霸道的总决战来决定。战场就在太平洋上，时间是1970年前后。届时，日本将代表王道精神，对战代表西洋霸道的美国。如果日本胜利，就可以“让日本的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可是，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石原从来没有进行过解释，不仅从未形成准确的定义，连较清晰的概念都未形成。此外，何以日美会分别成为这两种精神的代表，决

战又为什么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太平洋上，更关键的是，所谓“最终兵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其建立在何等科学原理基础之上，日本又该如何发展？所有这些，石原同样从未解释，而是充斥着“我认为”“我觉得”“我相信”“我预感”„„其思维与其说像一个现代战略家，不如说更像一个穿越自农业文明时代的宗教领袖。这就使其在世界战略界中始终处于边缘人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彻底的怪胎。

石原在没有解决自己思想缺陷的情况下，就急不可耐地付诸实践，期待边干边修正，无形中步入了“败兵先战而后胜”的境地。其实，在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内，都存在着分裂“满洲”的思想。只不过，这些人瞻前顾后，总是找不到将之付诸实施的恰当时机。石原莞尔则以锐利的直觉和独到的分析，意识到1931年是一个最佳年份。因为此时在中国内部，蒋介石第一次大规模投入中央军“围剿”红色政权，张学良则不断陷入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将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陆续调入关内稳定华北形势。在国际上，苏联忙于大清洗，美国受制于经济危机，英法和德意互相牵制。如果日本不利用这个机会控制东三省，或将永远失去这一战略机遇。

如上篇所述，当时的日本军政界已处于分崩离析，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一个政党或一个人，有能力、有威望力挽狂澜，在东亚大陆上断然实行这种大刀阔斧的行动。于是，石原及其铁杆追随者板垣征四郎决定，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解决这一难题。他们在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中寻找志同道合者，决定在9月中旬，利用海外驻军本身的力量，独断专行地发起攻击行动。这个密谋，不仅瞒着海军、瞒着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内阁，甚至连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也被蒙在鼓中。日本时任外相币原喜重郎，是在9月19日早晨看报纸才惊悉事变已发生，驻沈阳领事森岛守人不仅事前被封锁消息，事变期间还遭到赤裸裸的武力恐吓。板垣征四郎以统帅权独立的老套路，轻易驳回了森岛谋求双方和平协商的建议，一位不耐烦的少佐甚至拔出军刀大叫道：“对干涉统帅权者绝不姑息！”

不过，当这帮拼命三郎的冒险行动在9月18日发起后，本庄繁立即表示支持。参谋本部在略经犹豫后，也决定支持。朝鲜驻屯军更是在第一时间就违背军令，在没有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跨区增兵，进入中国境内，助推事变的深化。而蒋介石和张学良均错误判断了形势，以为这次事变只是局部性冲突，寄希望于国联调停，要求现地驻军不抵抗，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日军的胜利成本。

作茧自缚

从短期看，“九一八”事变为日本赢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付出的代价却极其微波。但从长远趋势看，日本独占东北无疑深化了其与美苏的矛盾。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日本陆军那些头脑简单的少壮派军官眼中，他们不会也无法理解石原莞尔曲折深奥的战略观念，而只会将这次事变当作“下克上”的新途径，看作建功立业的终南捷径。

石原莞尔显然忽视了这种心理影响有其对陆军军纪的破坏。他本人很清楚，此举得手后就该向消化扩张所得，尤其应避免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中，因为当时中国的其他省份无法给日本提供发展的急需资源。日本更应注重的石油、橡胶、高级机床的获取，而这些都是长城线以南的中国各省无法提供的。

但是，事态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关东军一口吞下了东三省，又将手伸向热河，引发了中

日两军在长城线上的空前激战。内阁为了平衡关东军的飞扬跋扈，将中日冲突固定在长城线上，刻意提高京津地区驻军（日本驻军的合法性来源于义和团之乱后的不平等条约）的级别，以使之摆脱关东军的钳制，岂料却制造了又一个关东军。当“七七”事变发生后，正担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的石原莞尔，竭力谋求事变的就地解决。其理由绝非痛改前非的道德反思，而是更精明的战略算计——现在日本并不需要去征服长城线以南的大片农村，而应大力建设“满洲国”，推动陆海军的深层转型。这是当务之急。

石原的思想根本无法让少壮派军官理解。在石原麾下任作战课课长的武藤章，就露骨地质问这位顶头上司：“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就是阁下当年做的事情吗？”结果，石原莞尔无法阻止战争的扩大化，自己反而黯然引退。对于海军来说，担心华北战事扩大化会打破陆海军军费分配平衡，因而反对陆军在华北的行为。然而，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上海周边，海军却要求陆军增援5个师团，结果直接导致淞沪会战的升级。日军激进派曾乐观地认为，1到3个月便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顺势推动华北5省独立。参谋总部支那课的一个中佐甚至狂妄地说：“只要满载皇军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望风而逃。”

但是，实战迅速而残酷地粉碎了前述狂想。日军在中国战场越陷越深，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同时期的德苏英美等国的陆军已经开始内燃机革命，开始组建新时代陆权的支柱力量——装甲师，日本陆军却不是骡马编组，迷信精神力量，奉行“白兵主义”加“猪突冲锋”（作者注：白兵主义即白刃战精神，猪突冲锋则指步兵的决死冲锋。因为日本文化中的猪是凶猛彪悍、成群结队、横冲直撞的山野猪，非中国文化中被驯化的家猪），其实质是一支机动、火力、防护均日趋落伍的旧军队，诺门坎战役的惨败就是一个最佳的注释。

当时的日本陆军按照自己的机动力进行计算，以为远离火车终端的苏军无法在该地集结大军作战，岂料朱可夫以内燃机机动辅助铁路运输，形成了10万苏军、500余辆坦克及约350辆装甲车、对战5.89万名日军的态势。

同一时期，苏军尚处于大清洗的恐怖震荡中，战斗力其实有限。如单从双方死伤人数来看，大致相当（作者注：1991年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显示，是役苏军死亡7000余人，失踪1000余人，另有约1.6万人受伤。日军的伤亡数据则始终存在较大争议，按日军自己的统计数据显示，阵亡7696人，负伤8647人，失踪1021人。由于日军战史一贯善于压低己方损失，这个数据显然存在疑问，但苏军公布的歼灭日军5万余人的数据则更成问题。目前，国际二战史学界普遍的看法是，日军伤亡略高于苏军，但不会高出过多）。但苏军依托强大火力，集中优势兵力，使用内燃机装甲力量作战的能力，彻底震撼了日军。从作战目标上讲，日军可以说是被彻底击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因而辞职。此战中，苏军重炮兵的超远射程和苏军补充战损装备的能力，同样令日军上下大开眼界，以致溥仪事后都询问关东军：“苏军的大炮打得真的那样远吗？”数十年后，日本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曾多方搜集资料，准备写一部关于诺门坎的历史小说，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努力，究其原因，只有一句话：皇军输得实在太惨了，无法找到鼓舞人心的亮点。

经此一战，日本陆军才算认清了自身与苏军的差距。至于日本海军，倒是仍能走在世界海军队伍的前列，无奈国力孱弱，又忽视与陆军的合作，在与美军的军备竞赛中渐落下风。美苏两国则通过间接支持中国抗战的方法，使中日互耗，坐收渔翁之利，进一步拉大了相互间的战力差距。

受诺门坎惨败的刺激，初步意识到问题的日本陆军决定逐步削减在华兵力，并逐渐缩小占领区范围，从而大幅度降低军费开支，进而用节约出的资源提高陆军的质量，以完善对苏战备。日本陆军最高军政机关陆军省和最高军令机关参谋本部的要员，在1940年3月的联席会议上，明确决定：如果日本不能在1940年内结束中日冲突，则日军应于1941年初断然进行战略收缩。至1943年，应仅保留上海周边地区和华北蒙疆地区。

但是，就在1939年的冬季和1940年的春季，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北起太行山脉、南至昆仑关，发起了全面反击。冈村宁次日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中日交战8年，此为最接近决战状态的时刻。为了压制中国军队的攻势，日军被迫暂停原定计划，反而增兵展开了一连串的攻势行动。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面战场的胜负尚未决出，到1940年的夏秋，敌后战场又发起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迫使日本增兵华北，反复进行扫荡。可以说，经过两个战场的交相打击，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收缩计划不仅彻底泡汤，反而陷得更深了。至此，日本已到了必须当机立断，再度谋求战略破局的关键时刻。

蹒跚前行

就在日本高层逐渐意识到中日战争是战略败笔的时候，全球战略形势又发生了巨大转变。

正如石原莞尔预见的那样，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美苏两国均难以进行有效的干涉。英法出于阻止德日接近的考虑，对日本颇多让步。在这种心态影响下，国联对这次事变摆出的是和稀泥的姿态，虽然表面上对中国做出了道义上支持的姿态，实则是默认了日本控制伪“满洲国”的事实。可是，当时的日本已经举国为激进势力所裹挟，不仅抢在国联表态前承认了伪“满洲国”，更将之当成日本外交独立自主的标志。日本“期待”国联的绝非默许，而是承认。结果，日本在1933年3月27日悍然退出国际联盟，走上了一条自我孤立的道路。

7个月后，德国也退出国联。德日之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结盟的边缘。只不过，日本虽然摆出了对抗世界的姿态，却未下定对抗的决心，更未想清楚对抗的方法。相比之下，希特勒不仅能对内形成绝对控制，对外也有其行动计划。当日本因“九一八”事变退出国联后，希特勒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分化战胜国阵营的天赐良机。在这一点上，德国的对日策略与其对意策略是完全一样的。从表面上看，德日都是退出国联，都是对抗现行秩序维护者，实质大不相同。考虑到日本、意大利的一战的战胜国身份，德国等于是策反了两个敌对阵营的国家，而日意颇有替德国火中取栗的味道。

正因为双方的得失是不对称的，德国在这场促成德日意同盟的博弈中，注定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希特勒及其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正是在这一点上，展示了远远高明于日意两国的外交策略。

如前文所述，日本陆军是以德为师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其与德国的关系千丝万缕，其中不乏狂热的德国粉丝。对希特勒而言，这是在日本内部扶植亲德势力的最大借力点。日本陆军在昭和时代的飞扬跋扈，更进一步增强了希特勒手中这张王牌的威力。当时日本的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是稳健派外交官，主张日本应慎重地处理与英美的关系，但驻德大使馆武官大岛浩却是一个狂热的亲德分子。里宾特洛甫绕开东乡，直接与大岛密议德日结盟事宜，并通过大岛浩，不断向日本国内大灌“唯有德国模式才能救日本”的迷魂汤。已被纳粹洗脑的

大岛浩，联合国内的一帮志同道合者，发自内心地配合这场运动，等于是这些人完全没有接受德国的贿赂，自动心甘情愿地当起了德国的代言人，在日本内部形成了最大的一个主观爱国、客观卖国的亲德集团。当东乡茂德得到了密谋内容，企图阻止大岛和里宾特洛甫的接触时，亲德集团竞在国内直接走高层路线，将东乡调任驻苏大使，直接晋升大岛浩为驻德大使。

1936年10月，德国与意大利结成“柏林-罗马”轴心。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12月，意大利退出国联。这就初步形成了轴心国阵营的基本格局。

但是，希特勒对这个成绩并不满意。因为这个联盟只是针对苏联的，希特勒却要将之扩展到适用第三国势力。这就意味着三国同盟将不仅仅是一个反苏同盟，而是一个彻底的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攻守同盟。希特勒尤其希望日本能对英美势力有所牵制，以便德国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然而，以大岛浩为核心的亲德集团，虽能说服内阁与德意组建三国反共同盟，却无法让外务省迈出与英美势力彻底决裂的关键一步。他们坚持将德日同盟限制在对苏战争的范围内，从而在日本与英美之间留下最后的一线复合希望。

日本政府这种在关键问题上迟迟不表态的做法，令希特勒失去了耐心。波兰危机的深化，也是远水不解近渴。于是希特勒转而与苏联接触，抢在二战爆发前夕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达成了瓜分波兰的共识，并初步划清了双方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边界。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结盟态势，复活了因一战而中断的历史性的德俄同盟。这可以说是希特勒所有外交行动中最具戏剧性，也最具威力的一着棋。这着棋让全球政治阵营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剧变，彻底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战略版图。

面对这个突变，日本军政两界可以说是毫无思想准备。平沼骐一郎内阁因此而垮台。但是，从全局角度看，这个剧变未尝不对日本有利。毕竟，这个变化极大地削弱了反轴心国势力。此刻的日本，在英美眼中俨然是平衡德苏同盟的重要砝码，其战略价值骤然上各项。而苏备的和解，也间接为日苏的和解打开了大门。如果日本决定反轴心国，此时无疑是最佳的机会。如果日本决定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则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苏德日三角同盟无疑拥有足够的颠覆能量。苏联不仅拥有广阔的空间、丰富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安使德日同盟得以连成一片，而将英法美挤到棋盘的边角位置。一旦德日的技术和地缘位置与苏联的巨大潜能结合，欧亚大陆的瓜分就进入了倒计时。

换言之，无论日本是要维护现有秩序，还是颠覆这个秩序，都要先维持住德苏同盟。在当时，确实有一个日本外交官看透了这个事实，并决定以大刀阔斧的精神推动日本外交的大转型，从而达成一个空前宏大的国家战略目标。这个人堪称“日本外交界的石原莞尔”，他的名字叫松冈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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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南方周末读者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5/8/7 18:25:53 跟帖回复： 第 3 楼

（下）

中日战争的长期化，使日本陷入巨大的战略困境之中，诺门坎之战的惨败，进一步暴露了日本陆军的落伍，迫使日本重新评估现实，调整战略方针。二战前夜，苏德戏剧性的合作，彻底搅乱了世界格局，却也为日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突围机遇。这就是松冈洋右推行新外交

政策的大战略背景。

差之毫厘的松冈外交

之所以把松冈洋右称为“日本外交界的石原莞尔”，是因为二人在诸多关键点上确有惊人的相似：在各自的领域都颇具独树一帜的战略洞见，都喜欢把独到见解包裹在常人难以理解的玄谈暗语之中，在同僚中都是敌人多于朋友，都因行事风格怪癖而被视为渐不正常人士，都倾向于出奇制胜。而且，二人都属于日本半现代型人物，身上都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以至于都未能给日本打开新出路。只不过，权冈洋右面临的情形更为间不容发，反之，如其成功，对日本帝国的贡献将远远超达石原莞尔，或将以“东方俾斯麦”的地位载入史册也未可知。

由于前人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多陷于感情或道德的窠臼内，较少理性地检讨其间得失，故而一直未能看清松冈外交的实质。下面就让我们从国家战略的理性角度看一看，松冈外交是如何功亏一篑的。

1940年7月，应近卫文磨内阁之邀，松冈洋右出任外务大臣。在此后的一年内，他取得了两大外交成就：一是促成了德意晶三国同盟的完成（1940年9月27日），二是缔结了准结盟性质的《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13日）。要理解这两个成就，我们首先要记住一个事实，在日本外交界，松冈洋右本是众所周知的亲美派，可是，这个亲美派出任外务大臣后，为了推进三国同盟，却在极短的时间内更换了40名大使与公使（其中多为主张美日亲善的人士），大刀阔斧地推进亲德路线。他的很多旧交对此大表诧异。松冈洋右却处之坦然，因为在他心中隐藏着一个“道故逶迤”的暗度陈仓之策。

松冈洋右自命为真正的“知美者”，他认为当时日本的亲美派和反美派都不知美。前者往往一厢情愿地认为妥协和退让可以促成日美亲善，后者则藐视美国为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横行的孱弱之国。松冈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美国和日本一样，是战斗型国家。在1940年9月19日的五相会议上，他提醒同僚注意：“现在美国对日感情已恶化到了极点，不是一般的讨好所能恢复得了的。我们只有采取坚决的态度，才能避免战争。”

问题是，日本和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极大，如何实现这种斗而不破、由斗而和的曲折路线？松冈显然不相信当时国粹派所鼓吹的虚无缥缈的大和魂。他认为，唯有巧妙的外交才能平衡日美国力的差距。松冈洋右对日本的国力缺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深知日本本质上仍是一个欠发展的后发国家，尚不具备夺取世界霸权的能力，能成为亚太地区的霸主，就是日本短期内的最佳结局。但是，美国、苏联和中国都不会允许日本做到这一点。对日本而言，最有利的情况莫过于，日本能压服中国，进而控制南洋资源地带，而美苏两强均不干涉。

德苏同盟不仅搅乱了世界局势，更为日本和解提供了有力的中间人。希特勒此后在波兰、北欧及法荷比卢的闪电般胜利，进一步形成了对日本有利的战略形势。此时，英法荷兰等老牌殖民国家在远东的殖民地，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等着新主人采摘。美国为了阻止日本获渔翁之利，1940年9月26日断然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这个措施立即影响到日本的军备生产，但更可怕的还在于，这个威慑行动仅仅代表一个开始。当时，比废钢铁更重要的是石油，日本的战略石油储备只有一年半的用量，来源主要是美国。如果美国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日本将立即陷入断血的状态。对此，松冈洋右曾对秘书官加濑俊一充满自信地说：“除

了凭借三国同盟打开局面外别无方策。但是，最终目的是调整日关系。你就拭目以待吧。”

更具体的内容，松冈则透露给了心腹好友奇藤良卫：“我想与之握手的真正对象，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与德国握手，只不过是为了与苏联握手创造条件。自德苏两国签订不约而同不侵犯条约以来，两国关系极为良好，所以通过德国的斡旋，日苏关系调整有了可能。若以德、苏为友，任他什么美国、英国都不会考虑与日本开战。”

换言之，握德国的手是为了握住苏联的手，而握苏联的手则是为了最终握住美国的手。如果松冈洋右的计划实现，世界就将分裂为五大帝国——美日英德苏。其中，英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于是，五强变成四强。控制亚太的日本将至将致力于内部发展，并静待时变（如德苏冲突，或德美、苏美冲突），以冲刺更高的目标。

德意日三国同盟与《苏日中立条约》，就是松冈洋右为这个伟大计划设置的双保险，其最终目标在于形成德意日苏或德日苏大同盟。

这个策略得到了近卫文磨的支持，迅速成为日本的国策。因而，外务省才会断然抛弃历史上的亲英美路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并非单纯地追随德国，三国同盟其实是日苏同盟的前奏曲，而《苏日中立条约》则是三国同盟缔结后的外交追击战。对此，斯大林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配合，因为他深知只有实现德苏日的大联合，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英美构建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基于这种考虑，苏联方面对松冈洋右的访问给予超规格的款待。在庆祝《苏日中立条约》签字的宴会上，斯大林拥抱了松冈，并高兴地说：“你与我，都是亚洲人。”松冈离开那天，斯大林又与外长莫洛托夫一起赶到莫斯科车站为松冈送行。他同已进入车厢又特意走下车的松冈拥抱，再次强调：“咱们都是亚洲人。”

但是，松冈洋右的战略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日本缺乏影响德国外交政策的有力筹码。正如希特勒的联苏事先完全没有征求日本的意见，希特勒如果有朝一日忽然攻苏，同样不会征求日本的意见，而希特勒恰恰又是一个非常师心自用、不讲牌理的领袖。这就要求松冈洋右必须提前做好预防准备，如果德苏同盟突然戏剧性地不再存在，日本该怎么办？很可惜，松冈从未严肃对待这一问题。

1940年9月19日，在最后决定日本对三国同盟态度的御前会议上，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王曾向松冈提问：“三国同盟对于日苏邦交的调整到底有多大作用？”松冈信誓旦旦地答道：“对于日苏邦交的调整，德国有意充当中间人。这是因为日苏邦交的调整，对德国也有利，所以他们希望充当中间人。去年，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德国外长向斯大林问起‘日苏邦交将来如何’，斯大林回答说，‘日本想战，我也要战’。由此可以断定，苏方颇有意于调整日苏邦交。我认为德国方面没有任何阻碍，因而我想能够较容易地进行这种调整的。”

松冈对德国的判断虽然是过于乐观了。事实上，就在三国同盟签订前两个月，希特勒就定下了攻击苏联的战略决心。1940年12月8月，希特勒正大发布巴巴罗萨作战令，要求在1941年5月15日之前完成攻击苏联的准备工作。

通往毁灭之路

苏德战争的爆发，宣告了苏德关系的彻底破裂。这一破裂如此彻底而迅猛，一如其当初

的突然出现。如果说苏德在波兰战役前的突然结盟，极大地扰乱了国际形势，这次破裂又戏剧性地极大澄清了国际形势。

日本的战略弹性直线暴跌。罗斯福抓住时机，连出重拳。1941年7月25日，美国宣布冻结在美的日本资产。7月26日，英国宣布冻结大英帝国境内的一切日本资产，终止日英、日印、日缅通商条约。同日，菲律宾宣布冻结日本资产。7月28日，荷兰也宣布冻结日本资产。8月1日，美国政府又宣布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这一决定将日本帝国置于慢性死亡的境地。

一个巨大的对日包围圈开始浮出水面，历史的倒计时也开始启动，日本必须在石油资源耗尽前作出选择。当时，放在日本面前的道路只有3条——

第一条道路：密切配合德国，北上攻击苏联。只要苏联被彻底击败，德国就可以动员整个欧洲的力量对付英国，到时候就算美国全力援助，也未必能保住英国本土。日本则不仅可以控制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还可以全力解决中国问题，然后伺机南下，成为一个巨型帝国。但是，这个计划缺乏实现的必要手段。诺门坎的惨败犹在眼前，皇军难道真的要靠大和魂去打败苏联吗？这就又回到了石原莞尔的老问题上：由于未能控制住“七七事变”的扩大化，日本在次要战场上陷得太深，浪费了太多的资源，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已经来不及进行陆军转型了。可笑的是，在对美问题上不相信太和魂的松冈洋右，却幻想在对苏作战中能出现奇迹。他像一个输红眼的赌徒，完全不顾不久前还在极力促成的日苏同盟，忽然大力鼓吹对苏开战。为了让其闭嘴，近卫文磨只好宣布内阁解散，重新组阁，以更换外相的手段将松冈赶出了决策层。

第二条道路：放弃称霸亚太的野心，断然从中国撤军，转向支持门户开放政策，谋求对英美势力的妥协。这个选择虽然屈辱，却是当时相对最佳的选择。由于当时苏德战争的走势尚不明朗，不排除苏联战败或苏德再度媾和的可能，这是日本最后的筹码。如果日本运作得好，或许可以保住伪满洲国。再加上朝鲜、台湾、琉球，仍不失为远东一大强国。就算保不住伪满洲国，日本的国际地位至少要比今天高得多。但是，在中国问题上付出巨大牺牲的陆军，坚决反对退回到“七七事变”时的状态，更不要说退回到“九一八”事变前了。正是这种“倔强”，让日本丧失了理智，了失去了最后的纠错机会。

第三条道路：南下横扫南洋资源地带。这个计划的实质是和德国进行松散配合。德国打德国的，日本打日本的，轴心国阵营将因地理原因，分裂为东西两个关联极其间接、松散的战场，各自孤军奋战，盟军却可以通过对海洋的控制，实现各战场的连接。再考虑到两大阵营在人口、资源、空间上的巨大差距，轴心国阵营的胜算非常微弱，而处在苏美中英荷等多方势力包围中的日本，胜算更低。

日本最终选择了第三条高风险的道路。何以如此？以往的史学家往往简单地将之归结为日本的狂妄自大、不自量力，或将之简单地说成日本低估了美国的战争潜力，从而陷入灾难的深渊，实则远非这样简单。

根据战后陆续公布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说，无论是日本政府、陆军，还是海军，对日美之间的国力差距都认识得非常清楚，对战争中双方的动员能力也大致判断准确。既然日本已经看到了历史的趋势，何以还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呢？原因就在于，日本陆军自认为找到了

险中求胜的奇招。

日本的如意算盘是：

（1）德国尽可能久地牵制苏联，同时吸引英美尽可能多的力量，日本则一边与苏联继续维持友好关系，一边趁机南下。

（2）通过战争初期的突然袭击，夺取关岛、威克岛、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等要地，从而得以利用南洋的橡胶、石油资源，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

（3）前述任务完成后转入防御，构建坚固的防御体系。美国虽强，但却难以远跨重洋进行有效的作战。日本等于是立于不败之地，静待美国战争意志消沉，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对于日本的这个构想，李德哈特（编注：1895年至1970年，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的评论一语中的：“日本人的进攻计划和行动，极大地利用了日本的地理位置„„日本迅速地征服周围国家，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若干同心环，这给西方盟国的反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但日本的构想终究未能实现，其错并非在于低估了美国的物质实力，而在于严重低估了美国运用物质实力的创造力。保罗.肯尼迪（编注：1945年生于英格兰，历史学家，名著《大国的兴衰》）在回顾以往的研究缺陷时已意识到：“研究大战役的历史学家经常忽略这点，他们总是认为只需在大地图上动一动手中的笔，海陆空部队就能跨越巨大的距离到达目的地。对地面部队来说，无论装备有多好，但是，要打胜仗就必须克服山峰、河流、沼泽、沙漠、丛林这些地理障碍。在太平洋宽阔海域里，这条规律同样是正确的。”最终改变战局的，并非武器的生产数量和单纯的消耗，而是海军陆战队的两栖战术原则和实践、高速航母特混编队、B-29战略轰炸机、海军工程队这4个因素的协作。正是美国革命性地提升了自己的两栖战能力及远程运输能力，才使得日本的战略构想彻底破产。

日本没有及时形成有效的抗登陆体系，又严重低估了自身交通线的安全问题，而陆海军之间的矛盾则令失败加速到来。何时转入防御，如何防御？陆海军之间毫无沟通，更说不上配合。如果说日本陆军多少还有些大局观，那么日本海军则基本上只顾自己，脑子里除了海战，再无其他。讳败为胜、隐瞒真相，严重误导了大本营的决策。中途岛海战的真相如何，连东条英机都被蒙在鼓中。

从珍珠港到巴丹半岛，日本帝国实现了成本低廉的“其兴也勃”，从中途岛到瓜岛再到塞班岛，日本帝国又上演了一出更迅速的“其亡也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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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 南方周末读者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5/8/7 18:26:15 跟帖回复： 第 4 楼

善败者的最后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帝国虽然跌入战败的深渊，却并未坐以待毙。一方面，它和第三帝国一样，开始进行困兽之斗；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远胜于第三帝国的策略弹性。

后人只是记住了日本的神风特攻，却忘记了更重要的几点：

1.塞班失守之后，日本高层就开始讨论如何将战败损失降到最低的问题。以重光葵、芦田均、吉田茂等外交精英为核心的一个小团体，避开日本宪兵，多次进行秘密集会，商讨如何实现战后复兴。他们重新明确了追随盎格鲁撒克逊主流路线的方针，将美国视为19世纪的大英帝国。他们还预见到战后世界将呈现出美苏对抗的格局，日本应竭力利用这一点，迅速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借力复兴。

2.日本陆海军确实挣扎到最后一刻，但其目的绝非是为了反败为胜，也不是毫无目的地为战斗而战斗，而是在于修订无条件投降这个基本点，从而保全天皇制，维持住日本文化传统的完整性。

3.日本参谋总部意识到日本即将战败，且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美英称雄世界的事实时，其反应是至少应重创中国，让这个最大的地区内竞争对手无法充分享受胜利果实。因此，日本发动了“一号作战”，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新的巨大伤害，更使国民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一落千丈。当天皇玉音放送决定结束战争之际，参谋总部又密电指示冈村宁次，战败之际，可酌情将武器转移给中国内部的弱势一方，以竭力促成新的中国内战为首要任务。

日本的这些努力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却极大地降低了日本的损失，并让日本得以提前做好国家复兴的准备。

最关键的一点在于，美国对日本态度的转变。和坊间的种种误传不同，美国并非是因为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而扶植日本，更不是因为抗美援朝而扶植日本，而是在更早的时刻就在战略上选择了日本而抛弃了战时的盟友——中国。

冷战初期，对美国大战略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人物——乔治.凯南，从一开始就看好日本，早在1947年他就明确指出——

“最终日本和菲律宾将成为足以保卫美国远东利益的太平洋安全体系的基石。

“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与一个有名无实的敌对的中国，美国会感到相当安全，它不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一个有名无实的友好的中国与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其危害已经为太平洋战争所证明。

“如果是一个敌对的中国和一个敌对的日本，事情就会更糟。”

这个判断的背后，是一个独特却深刻的全球战略观：美国的国力虽强，但也做不到承担无限责任，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必争之地的争夺上。在它看来，必争之地就是全球范围内的5个至关重要的制造业与军事力量中心——美国、英国、德国和中欧、苏联、日本。、

这5个中心就像“strong point”（坚固支撑点）一样，具备支撑全球战略格局的能力。

只有在这些地方，“才会得到所需要的气候条件、工业实力条件、人口和传统条件，它们将使那里的人民能够形成和投射一种两栖力量，那是倘若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就必定要投射的”。美国的大战略就是要控制5个坚固支撑点中的4个，以孤立、遏制最后一个敌对性支撑点——苏联。甚至直到今天，美国对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的控制及分布，也还是与乔治.凯南的“世界地图”若合符节，更足令国人深思。

相反，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巨大而落后的农业地带，更像是一个不堪重负的战略包袱。假如美国和苏联争夺中国，首先会陷入大陆性战争之中，从而有利于苏联发挥其地面重装甲部队优势，其次更要承担起帮助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任。但如果美国后退一步，立足日本、台湾、菲律宾，进行岛链遏制，就可以发挥海空军优势，扬长避短克制苏联的陆战优势，还可以借助日本的固有工业基础，迅速整合出抗苏资源。

在这里，尽管乔治.凯南不会下围棋，但其显然精通其中的关键棋理：“精华已竭多堪弃，劳逸攸关少亦图。”中国虽大，可弃；日本虽小，必争。由此可知，日本在战后的再崛起，绝非偶然事件，更非国共内战或抗美援朝的结果，而是一个长时段历史积淀的产物，更是日本自我努力、国家战略暗度陈仓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日美外交界进行了一次极具戏剧性的逆转对接，再度验证了那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棋经十三篇.合战篇》中有一段话：“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讲的虽然是棋理，其实却暗藏着战理。日本帝国可谓善败者，这种能在逆境中保持冷静，反手一击、暗度陈仓的能力，是日本最可怕之处，也是今日我们反思轴心国阵营战略最容易忽视之处。爱因斯坦早就警告世人，人类历史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善意与力量往往脱节。希望珍惜和平的人民能深刻理解这句话，不再作茧自缚，重蹈覆辙。（编辑：马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