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一场崩溃的家庭团聚 | 还乡故事

春节这样的特殊日子，父母和我都打算唤回心中的那个风景，但我们都不知缺失什么，使我们默默无言，走向分裂。越是想互相靠近，越是感到各自的孤独。

永远很好

父亲要我们把菜盘里的菜全部吃光，好收在碗柜里，不占空间。他每天都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听了30多年。

我们一家人住在西安郊区，小时候，那是一个清新、严格的世界。上学、考试、写毛笔字、搬蜂窝煤、在操场上跑操。学校的一面墙上粉刷着标语：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父亲就是拿这个来要求我们的。那时候，我们会努力把吃不下的饭吃掉，生活就是尽力做不喜欢做的事。只有春节是一个例外，春节就像是监狱里的门打开了，我们吃喝玩乐，到处溜达，平静幸福的时刻我们仰望着夜空，把握着这一迷乱甜美的时刻，恨不能凝固在倏忽即逝的假期里。

你们是最好的一代。父亲说。一朵烟花在空中无声地绽开。

我对此欣欣然，邓小平时代的主题是发展。父亲所在的国营企业寻找着新方向。可以从一些新标语中领略变化：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但我想的是另一个可能，我离开家去发展。艰苦平淡的现实与对美好未来的期盼，伴随着春节去了又来。我们相信，这必有一个结果：有一天，一切都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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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从北京回西安过年。火车升了级，一夜之间就带人回到故乡，时空上的接近，却让人故乡离得更远。整个假期，就像屁股坐在了微波炉里，每时每刻被蒸煮着。春节是孩子的节日，但当年的孩子已经不在了，我们回到自己曾是孩子的地方，和他们是和解，还是战斗？

今年要做些改变。回家之前，我对丽丽说，我不再去星巴克，也不让母亲天天围着灶台做饭了，我下载一本西餐菜谱，就呆在家里，给父母做些新奇的美食。春节是一个家里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刻，回家前的每个人都这么想，一件事开始都很单纯。

我家的院子里有五幢楼。90年代商品房开发初期，这批苏式楼原地翻建成六层的板式楼，单一的盒子建筑上笼罩着窗栅栏，架起空调机和油烟管道，像进入了蜂巢，无论如何，当时的人们以此为然，是安全、舒适和现代生活的表征。二十年来，事物老化，扫除不尽的灰尘、油烟以及工厂家属院的疲惫感使其失落。法国梧桐长得非常高大，最高的枝条越过了楼宇，挂着寒冬里未坠落的枯叶，天清气爽时，地面和楼面的影子把视线切割得杂乱无章。这是一个秀珍的小家属区，但这个家属区和更多的工厂家属区毗邻，形成了中国工厂黄金时代的安稳怡乐的风景。现在这个景象的大部分已经被改变。

随着一条高架桥毫不客气地凌空越过，驱散了这里的元气。兰州来的大车司机吃过饭到这里找发廊，把家属楼的墙角当厕所，拉开裤裆撒尿。门面房租给了个体户，长途卡车卸下来的货箱堵在了人行道上，散步的老工人被面包车驱赶着。工厂的生命已经耗尽，工厂子女都不属于这里。他们散去四方，到了年底，他们把车停在家属院门口，头也不抬就钻进老房子里。就像走过一个鬼魂缠绕的地方。

我打开家门时，父亲正走过客厅冲洗抹布，母亲把尖啸的高压锅端下煤气灶，家里的温度适宜，仿佛是上中学的某一天。

爸、妈。

怎么样？

我很好。

是吗？

是的。你们好吗？

很好。

永远很好。

电视统治的生活

什么是家庭生活的样子。

往纱窗外看去，树枝、天空和别人的生活，组成了家庭生活的彼岸，我们像是一支小舟荡漾此侧。父母都曾有一刻端着茶缸出神地望向窗外的世界，此刻，我们都回到客厅里，整齐地坐在沙发上，静静地溶入电视屏幕发出的冷暖光里。

家庭生活，就是一边咀嚼饭菜，一边看电视。

秦始皇对他的爱妃说，他永远是她心中的那个阿哥。爱妃说，我理解你，在我眼里你永远没变。两人张开长袖紧紧相拥。

这是父亲的《秦始皇》。母亲坐在暖气边上，等父亲的《秦始皇》结束，换到中央三套看《黄金一百秒》。李佳明和杨帆。她评价说，李佳明稳重，杨帆比较搞笑。父亲对插科打诨的节目没有兴趣，他站起身，但没有离开。他站着看不感兴趣的节目。

如果有传统家庭的定义，我们家就属于传统的一极。父亲严厉权威，母亲慈祥沉默。母亲包揽了所有家务，父亲包揽了所有决策，在内外事件中把握家庭的立场。今天，这种机制依然在运作。母亲早上6点起来做早饭，看到大家吃完后，她把桌子收拾起来，在客厅里休息一下，然后走到院子里和妇女聊天。11点回来做中午饭，1点半开始午睡，然后看看电视，或到院子里和妇女聊天，5点开始做晚饭。晚上看电视，11点睡觉。父亲长期以来决定着什么时候看电视，看什么，以及为何看。整个早晨，他戴上眼镜阅读《西安晚报》，用红蓝两色油笔在上面划波浪线。有时他会说出一个乏味的数字：西安的GDP达到了5000亿。父亲最为重视的是《新闻联播》，当整点新闻重播时，他会看第二遍。母亲抗议到：这有啥啊，这能吃？一则大熊猫生育失败的信息令新闻具有了凝聚力，他们看了下去。但父亲真正重视的是天气预报。长年波澜不惊的房间里突然会有一声尖叫，父亲把没洗完的碗扔到水盆里，双手湿漉漉的，一只脚跨过铝合金拉门，哎唷！错过西安了，哎唷！

母亲说：最高温度2度，最低温度零下6度。

真的啊？父亲说。

我骗你干啥？母亲说。

气温升高了。父亲赞叹地说。而我觉得这是浪费感情，这是我和他的分歧。

父亲要培养大学生、培养孝子、培养国家建设者。但无疑他失败了。我哪个方面都不达标。我不是不明白，我是逆反之极。我反对他们的一切。我对天气预报都有偏见，别让我看那个，我自己体会冷暖。

父亲孤独地执行着他的权威。安排看电视的时间，炒菜的分量，饭碗的所能占据的空间，新闻联播，天气预报，西安晚报，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停不下来的机械师，热衷于矫正世界。家庭、孩子和自己就像是计划经济下担负任务的工业零件，我们的生活不属于自己，而属于规范。生活就应该站得直直的，生活的意义就是被教育。几十年来，光荣事业早已灰飞湮灭，他从未发觉，或者无视变化。

几十年来，我所见到父亲唯一的趣味是打阿嚏。鼻子痒痒造成的失控，被他利用，趁机展示了隐秘的热情和幽默感。父亲的阿嚏像一个呼啸的炸弹，从室内发射，震动橱柜和锅盖，冲向天空。院子里回荡着“阿——啾”声，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此会心一笑，或被吓得掉下床来。

我不在家的日子，电视里秦始皇、李佳明和杨帆代替了我的角色，服务于父母的生活，为中国社会结成了一个“中央电视台 亿万留守家庭”的结构。

父亲母亲在客厅里待了一下午。客厅和厨房贯通，厨房里一排铝合金窗里的阳光慢慢凉下来，客厅阴暗起来。下午四点，客厅里就像山洞一样晦暗不明，他们在《出彩中国人》和《中国成语大赛》中切换。夜色降临，日光灯打开，晚饭端上桌，新闻联播的片头曲轰鸣而起。

父与子，各自孤独

从初中到高中的六年里，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饭后散步。新闻联播结束，天气预报报过了西安，我洗完碗走出家门。从家里走到小卖部是城中村昏黑的一段小路，潦草创立的小商铺，花店、修钥匙的小铺和拉下卷闸门的工商银行，只有走到金花路口，才展开一段都市风景，金花饭店通体棕色玻璃，拐弯处的棱形切面，使挂在树枝上的霓虹灯光增加数倍。我穿行在那些光线里，一天的格格不入的烈火平息下来，再走回去。在拉下卷闸门的工商银行门口擦肩而过的正是父亲，我回头看着父亲独自散步的身影，直到他走入琳琅的灯火丛中，是家庭让我们如此孤独。

在北京，我像上班一样，10点到星巴克。喝一杯，并开始写作。我确实感觉有一点快乐和清醒填充了白天的时光。在棕色的桌椅里抬起头，不认识的人在曼声说话，看视频，或者在电脑上敲敲打打，我会想到80年代坐在公园里听民谣的人，工厂时代举办的露天电影，或是新城区举办的元宵节灯展。每年回到西安，我还是不断地去星巴克独坐。

直到丽丽问我，你明明回到家了，为什么还天天往星巴克跑？

为什么呢？我也问。

我喝完一杯咖啡或者看了几页书，再回到家里时，才感到家是个能忍受的地方。

胡扯。

好吧，今年我要做些改变。我不再去星巴克，我会带一本西餐菜谱，呆在家里给父母做些新奇的美食。

我没有做美食，在家里电视看太多了，心中像火一样烧灼着，我必须去星巴克。

我和钱辉约在星巴克里。他是中学学同学里热爱画画的那个，理想使我们保持了深厚的友谊。我们谨慎地聊着。“我不再想那么多，做很重要，做比想重要。”

“现在你的理想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具道德的人生目标是做企业，那是大爱，你做企业时，其实是照顾了很多人的家庭。”

“那企业家跑路、拖欠工资、逃税漏税、假冒伪劣……我看到的大批企业家为什么这么无良。”

“不一样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行为是剥削而不是慈善。”

“马克思不是过时了吗？”

“我们开始相信资本家了？”

“你总是看阴暗面。”

一下午，我们谈得不算很愉快，离别时深深地握了握手。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

“咱们那个老百姓呀吼嘿,今儿要高兴

哟么哟么哟呵哟嘿

哟么哟么哟呵哟嘿

高兴,高兴”。

在父亲看来，形式的生活完全可以替代真实的生活，他用歌舞晚会把我们聚集在客厅里，并满足于此。母亲则被广告画面所欺骗，认为我们可以把平安当作人生的结果。电视媒体操纵了家庭关系，它如此肤浅，其中的丑陋、愚蠢、虚伪和恶心，撕扯着我。

电冰箱过一阵就轰响起来，瓜子花生糖果摆在了茶几上，所有东西都擦洗过了，三十平米的客厅里有一种就位的庄严感。看电视的人像是在接受检阅，鞭炮把厨房里的一排窗户照亮，可以一瞥空无一人的街道。我们齐坐在沙发上，新闻联播仓促结束了，天气预报还在拖拉。父亲突然离开座位去吐痰，一个男声和女声仿佛在向宇宙中的小星星说话，“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朱军、董卿以特别茂盛的情感，隔着屏幕冒着热乎气。这股热气随电视信号，传播到每个客厅里，这一个10亿人的激情时刻。

我从星巴克回到家，在愧疚中坐在沙发上，和父母亲一起看电视。

在米兰昆德拉的《不朽》里，玛格丽特和父亲散步时，听到大喇叭传来广播员热情洋溢的声音，玛格丽特问：这是什么？

傻。父亲说。

三年前，父亲买了15万金莎国际的债券。我劝说他不要买这种东西。他拿出收集来的资料，铜版纸的宣传册，西安晚报的广告，DM杂志的专题报道。那些材料足以多方面证明这个公司实力雄厚。身处商业价值链内，我在杂志社也为别人出一套宣传策略，一套宣传材料只是一个行活。但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这些东西，我只能愤怒的说，这是骗子这是骗子。父亲非常生气：怎么你说骗子就是骗子？其他人都是傻子？我们争吵起来，在鞭炮声里激动地指责对方。他是个非常保守的人，不炒股，不跳槽，但在《西安晚报》鼓吹的大发展气氛中，他轻信了那份诱惑，一辈子挣到的钱最终没能安全守护。

没有赵本山，春晚失去了最后一丝现实感，这一过程就像开会一样，令人疲惫。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无所事事地坐在床边，只想安静下来。在这个小宇宙中。

我的房间还约略有从前的影子，打开灯，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书架保留了我离开西安的时刻：《小径分叉的花园》《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寒冬夜行人》《喧哗与浮躁》。卡夫卡全集被我包了一层挂历，难看但也安全地藏在书架深处。另一个方格里存着毛笔、水彩和洗笔的小瓷杯。底层则堆着厚厚的《水彩画技法》《芥子园》《赵孟頫字帖》。离开西安前，我已经厌弃了赵孟頫，热衷于何绍基。西安很难找的何绍基字帖，在北京的琉璃厂到处可见。北京的周末，我常去“单向街书店”沙龙，听文化人讲他们的认识和选择，从圆明园吹来的风掠过树叶，令人感觉有鲁迅与郁达夫、康有为与梁启超的神魂。

书架里，现在更多是小侄女的玩具。一个喜羊羊讨厌的眼神盯着我。我坐到写字台前，手搭在空着的桌面上。这个贴着木纹纸的板式书桌，是我初中一年级时的升学礼物。接踵而来6年的高考生涯，与我相伴，度过了人生最漫长的孤独阶段。我拉了拉抽屉，抽屉被父亲锁住了。二十年来，我并不住在这个房间里，但我的日记和作文本在这里原封未动。在一个糖果铁盒里找到一把老旧的小钥匙。抽屉里整整齐齐，首层是一个塑料袋，下面有我的日记、图画、相册和印章，边角一套订书针和橡皮。塑料袋里是我的人生：小学毕业证、华罗庚数学竞赛参赛证、中学毕业证、高考证、高考成绩单、大学毕业证，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在《延河》上发表的小说，一个未续交而作废的商业保险。我去北京时，把我的档案从西安开发区调了出来，但北京没有收，于是档案脱离轨道，放在了我的抽屉里。我用湿毛巾化开胶，打开自己的官方记录，里面有我小学每学期的成绩和老师评语，小学的我几乎总是班里的第一名。老师在评语里说，成绩优秀、但集体活动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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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学期，语文、数学、地理、自然、物理都得了一百分，那是最荣耀的一年。后来，我不再信任学习了，不再信任保险，我甚至不再信任工作，我是一个越来越孤立人。没有档案、没有保险、没有故乡、没有真实生活。

我没有帮助母亲劳动，也没有耐心听父亲唠叨。节前的美好愿望被一股愤懑所袭，毫无抵抗力。

我还记得父亲给我买过一个蝴蝶手表，一只钢笔，从深圳走私市场上带回来的T恤。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人走在胡家庙晚霞里，一直走到韩信坟，在那里吹风，树林里到处是夏日休闲的工人。

我意识到，我们一生在前进中，总会走到某个地方停下来。

父母停在了他们的时代中，他们心中的那个风景我永远难以理解，因此我们被不同的时代分割开来。

但他们在春节这样的特殊日子，打算唤回心中的那个风景，他们的严厉、沉默、劳动和规矩，正是那个场景的内在结构。但风景根本建立不起来，我们一直都看不清楚它缺失的大部分。而我们也在团聚中渴望唤起自己的风景。正是这股团聚的渴望，使我们默默无言，走向分裂。

大年初一，我待在星巴克里休息，喝着咖啡睡倒在沙发上。十天来，每天都在反省，都在愧疚中醒来，望着窗外迷蒙的北方黎明。过年从头到尾是如此沉重，又如此虚幻，似乎被抛到了另一个星球的山路上，或是异族的集市上。看到的都是熟悉的事物，但这都是外壳，所有事物都有着陌生的真相，甚至是自己，我在家乡头疼欲裂，为这一切寻找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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