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里的活体解剖

　　导读：“Vivisection”是英语中颇为臭名昭著的一个词。它的中文翻译是“活体解剖”，字典上的解释是：为了进行某些科学研究、尤其是为了增加对人体健康的了解而在活的动物身上进行的并非以治疗动物本身疾病为目的的手术。这个词听起来似乎更适合出现在中世纪，但它其实仍旧活跃在今天的动物实验室里 　　 　　英国汉丁顿生命科学公司（Huntington Life Sciences）是欧洲最大的动物实验中心。汉丁顿生命科学公司的麻烦始自1997年3月。当时英国电视四台播出了一套暗访拍摄的电视节目：《这是一条狗的生活》。两个月后，动物伦理对待协会（PETA）的米歇尔・洛克公布了她在汉丁顿生命科学公司位于美国东米尔斯顿与新泽西的实验室里利用眼镜里的摄像机偷拍的影片。这部影片后来又在英国电视台播出。片中暴露了实验人员对待实验动物的一些粗暴举动，例如威胁猴子“闭嘴！否则咬烂你的脸”、把小猎犬甩到墙上、用暴力把动物塞进笼中等。美国农业部因此以侵害动物权益的罪名对汉丁顿生命科学公司处以五万美元罚款。英国政府方面也对汉丁顿生命科学公司提出严厉警告。汉丁顿生命科学公司后来撤换了管理层人员并提高了实验动物的福利待遇，但这家公司已经从此成为动物权益保护者的长期攻击目标。2000年年底，在动物权益保护者持续不断的示威压力下，英国苏格兰皇家银行取消了对该公司的贷款。汉丁顿生命科学公司一度濒临破产边缘。今年3月，美国斯蒂芬集团（Stephens Group）注入资金，汉丁顿生命科学公司才恢复了原有的研究与实验工作。 　　接着出麻烦的是著名的宠物食品制造公司Iams。新近公布的一份资料显示，由Iams公司赞助、在1998年进行的一项有关狗粮成分对骨骼密度的影响的研究杀死了18条大丹麦犬。接受实验的狗被分配给含有不同比率的钙与磷成分的狗粮，这些狗随后被杀死，以便研究人员取出它们的骨头进行分析研究。同样，为研究猫粮中的纤维成分，28只猫被迫接受了打开腹腔、冲洗肠道内积存物的手术。没有人知道这28只猫后来的下场。目前欧美一些动物保护协会正在倡议人们拒绝购买Iams公司的宠物食品。 　　这些不过是人们反对活体解剖的漫长历史中最近的几场风波。英国立法对动物权益进行保护始自1822年通过的《防止粗暴及不恰当对待牲畜法案》。1835年，该法案的修正案中进一步明确：“牲畜”包括牛、狗、熊以及绵羊，同时命令禁止驯熊与斗鸡。1822年的法案中对动物活体解剖实验并没有明确规定，但1874年在英国挪威治大学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一位生物学讲师在课堂上向学生示范如何用苦艾酒在狗身上引发癫痫病的症状，学生中一部分人反对这一实验并放走了那条狗。后来那位讲师被控违反1822年法案。 　　两年后，1876年，英国议会通过《防止虐待动物法案》，规定进行动物实验必须每年申请执照并取消了一部分显然过于残忍的动物实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两名全国反对活体解剖协会（NAVS）的成员“渗透”进伦敦大学的生理学课堂。他们的成绩是1906年在校园内树起了一座小雕像，用以纪念在课堂实验中使用的那条棕色小猎犬。1911年，《动物保护法案》颁布。在英国受到保护的动物的范围扩大到“所有鸟类、野兽、爬行动物与鱼类”，但用于狩猎等竞技的动物不在此列。 　　美国的动物权益保护运动几乎是在一步步效仿英国，虽然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的努力远不够真诚。英国1822年的法案颁布后，美国纽约州政府1829年通过法律，规定虐待牲畜有罪。此后不久，马萨诸塞州政府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1866年，访问伦敦归来后，一个名叫亨利・伯格的美国人创建了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第一个美国分会（ASPCA）。两年后，波士顿一个名叫乔治・安吉尔的律师在他的两匹爱马死于新英格兰马赛后组建了该协会的马萨诸塞分会。马萨诸塞分会自1868年起出版名为《我们的哑巴动物们》的期刊，专门刊登反对活体解剖以及抨击屠宰场里违反卫生与人道准则的做法的文章。 　　在旁观者看来，英国人对动物福利事业的迷恋实在有些难以解释。有人把这种迷恋归结为：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较早把动物视为宠物。的确，英国是西方世界首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英国人有条件远离乡村生活方式。假如动物作为食物或劳动力的来源已经不再重要，把动物留在身边的合理方式也许只有把它们看作有所需求的宠物。英国人对动物的关照甚至可以上升到哲学层面。一系列保护动物权益的法案出现后，英国出现了有关动物究竟能够感觉或思考多少东西的讨论。当时的学者杰罗米・本萨姆的回答很有代表性：“问题不在于它们有否理性，也不在于它们能否说话，而在于它们是否会感到痛苦。”以约翰・斯图尔特・缪勒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也同意本萨姆的观点。他们相信：无论人与动物之间有多大差别，只要动物有能力体验或预见到痛苦，它们就有权利得到道义上的关照。 　　1920年至1960年是动物权益保护运动相对停滞的时期。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人类损失使对动物的痛楚的关心显得多少有些荒唐。各种情况表明，人的权益此时占据了上风。医学领域的成就与农业领域的机械化使更多的人可以享用肉制品与乳制品，这些都削弱了动物保护运动的号召力。动物实验的数量在几乎无人控制的情况下急剧增加。20世纪50年代，甚至连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自己都开始向实验室出售实验动物。 　　20世纪60年代后，动物的生存状况才重新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此后40年的动物权益保护史充满了现代人熟悉的人名与事件：著名的拉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鲁斯・哈里森的《动物机器》以及极其畅销的珍妮・古达尔记述她与大猩猩的生活的著作。但与今天的动物权益运动联系最密切的公认是彼得・辛格尔1975年的著作《动物革命》。辛格尔的观点是：如果动物的能力可以以人类的儿童或智力残障人的能力相比拟，我们就没有理由对动物做我们不会对人类的儿童或智力残障人做的事，否则我们就是在偏袒人类。辛格尔将此称为“种群主义（speciesism）”。 　　现代医学界对此的反驳是罗列受益的人类病例。惹出事端的英国汉丁顿生命科学公司就统计了迄今为止人类得益于动物实验而最后在人体进行的手术：90000例白内障手术，60000例关节移植手术，13000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10000例起搏器植入手术，6000例心脏瓣膜修复或移植手术，4000例心脏缺损矫正手术，2500例角膜移植手术，2000例肾移植手术，400例心肺移植手术以及3000000例实施全身麻醉进行的手术。 　　最著名的中庸解决方法是所谓“三R”。“三R”最初于1959年在动物权益高校联合会（UFAW）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分别指：“提高（refinement）”、“减少（reduction）”与“替代（replacement）”。提议希望动物实验界允诺：尽力提高技术，尽量避免给实验动物造成痛苦；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尽可能使用其他可以替代动物实验的方法。 　　“三R”的提出或许能多少让动物权益保护者心理上感觉好一些。但动物实验界更多人相信：研究者与动物权益保护者之间的所谓“中间地带”并不存在。在将来颇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占据主流地位将是类似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助理教授斯图阿特・德比谢尔这样的观点：“动物实验的研究者与动物权益保护者间的讨论只应限于以下这些问题：确保实验动物拥有适当的居住环境、食物与活动场所，确保实验动物得到为完成它们作为实验对象的使命理应得到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需求。那种认为我们应该（甚或有能力）为实验动物的权益做更多考虑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我们不接受虐待实验动物的做法，因为那样会破坏实验；但超过这一限度的对实验动物的权益的关心不切实际。事实是，医学研究不但与动物权益无关，而且也不应该有牵连。医学研究的目的是找到困扰人类的疾病与痛苦的答案。对这些努力的阻碍是对人类全体利益、尤其是那些急需帮助的人的利益的公然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