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作者:绘所秀纪
世界经济译丛 1995年02期
新古典派政治经济学
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新古典派经济学理论统治了发展经济领域。所谓新古典派经济学理论,就是认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样,也要发挥市场作用。因此,为使经济获得发展,就必须进行以市场自由化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新古典派理论盛行的意义之一,在于使发展经济学领域中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的微观经济学观点的有效性显示出来了。其中尤其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新古典派理论自己特有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得到了发展。
代表新古典派理论的三个论点是: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论、政府失败论以及结构调整援助论。这几点都充分体现出作为政治经济学而展开的新古典派发展论的特征。
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论
在50年代兴起的早期发展经济学中,由于当时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产品的初级产品的交易条件下,因结构不良而形成的出口悲观论占主要地位,提出了以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理论作为有利的发展战略。新古典派发展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或经济增长来说,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世界需求的低下,而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贸易政策是否合理。于是从对贸易制度、贸易政策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有效性。
然而,这里所提倡的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并不是主张自由放任主义,而是更加强调作为实行贸易改革主体的政府的作用。强调“通过推进市场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在将来可能达到的状态下市场功能得以发挥”这一点,可以看作是新古典派理论的内容;但是,在达到这一状态之前,政府作为改革的主体要发挥决定性作用则是前提。
政府失败论
新古典派理论把早期发展经济学体系作为操纵者教条进行了批判。所谓操纵者教条,也就是国家统制主义。从信奉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新古典派立场讲,这是不可容忍的。同早期发展经济学以“市场的失败”论为前提相对照,新古典派理论则强调了“政府的失败”论。把“政府的失败”理论化了的假说,引人注目的有安妮·克鲁格提出的“竞争性寻租”假说及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提出的“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收益(DUP)”假说。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在各方面要受到政府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又给人们带来形形式式的寻租的竞争。竞争性寻租活动,(1)把经济活动限制在生产可能曲线之内,(2)由限制数量而造成的福利方面的损失,比同限制数量相应的关税所造成的福利上的损失,肯定要大得多,(3)在规定的经济活动中,将造成私人费用同社会费用之间的差距。这是因为在竞争性寻租活动中不仅包括准许的合法的竞争,而且还包括非法的、收授贿赂、贪污渎职、秘密非法进出口、黑市等方面的竞争中。克鲁格认为,在有寻租竞争的社会中,“人们认为,市场的作用不可能按同社会所公认的目标不发生矛盾的方式进行运作,于是便会形成从政治角度进一步加强对市场的介入。这样就更加促成地租的变动,于是又相应地加强以市场的介入”,必然造成这种“政治上的恶性循环”。
“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收益”假说,是把寻租假说更加普遍化了的理论。它的定义就是“直接通过非生产性活动获取利益(或收入)的方法”。也就是指不需要增加任何财产或服务就可获得金钱效益的活动。各式各样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收益的非正式院外活动,通过政治活动程序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要想提高人们的生活福利水平,就应废除政府的限制。就是说,政府的限制会使市场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防碍会更大。
结构调整援助论
如果进一步阐述新古典派理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的援助若是国际性补助金,这将对市场机制的发挥构成有害的作用。彼得·鲍尔就是这种观点。对此,新古典派政治经济学提出的理论认为,为了对寻求市场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给予支援,应当提供国际性援助。
鲍尔设想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指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公有企业为发展主体、压制民间企业发展这样的政府。而且,这些政府为得到国际援助,采取通货膨胀式的财政金融政策,有意造成国际收支赤字,并且不关心民众的贫困,想利用国际援助进一步保持自身的政治权力,还不时对给予援助的国家抱敌对态度。但是,如果接受援助是促进市场自由化并有意发挥民间活力的政府,则另当别论。
新古典派政治经济学的援助论是在转变上述设想的基础上建立的。认为支援发展中国家政府为实行自由化而进行的经济改革,需要给予“结构调整援助”或“政府支援贷款”。这种理论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实践,作为发展援助的政治经济学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发展经济学的新潮流
进入90年代后逐步得到完善的发展经济学的新思想,都是以对新古派典理论进行批判的形式展开的。下面介绍几个有力的论点。这些论点都不局限于发展经济领域,而是以具有普遍性理论的特点在发展,以综合研究“政府”、“市场”、“制度”三方面的关系为主要内容。
新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结构调整计划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界的态度。新古典派政治经济学一方面讲政府失败论,另一方面又提出以具有能力实行经济改革的明智政府为前提,因而处于一种矛盾的状况。在实行结构调整计划的发展中国家中有成功的例子,而更多的则是失败的例子。于是便提出了明确政府形象的新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其中有两个有力的观点。
第一是,经济改革的推行取决于握有权力的政治体制的类型。政治体制可分民主和非民主两种类型,并且认为后者比较能够有效地进行经济改革。而民主政府则由于不得不用政治手段笼络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反而会制定出不合理的经济政策。这就是所谓对权威主义体制的容忍论与必要论。作为这种理论的变形,由于既得权益的压力,自由政府的存在乃是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二是,经济政策的选择是由利益集团之间的均势决定的。根据这个假说,对所提出的经济改革的内容,各个利益集团必然是有的合作有的反对。通常,利益集团可分为有组织的劳动者和“人民群众”(指无组织的劳动者与城市的非正式机构)、民间企业、农民、国家四个。该理论是通过经济改革的实施以及经济政策的变更描绘出获利集团与受损失集团之间的利害纠葛,并从中探索出发展的可能性。
新制度派理论
新制度派理论是要强调被新古典派经济学所忽视的制度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新古典派理论认为,如果撤消政府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就会同发达工业国家一样,理所当然地也能充分发挥作用。然而,新制度派理论对这种设想怀有疑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是不发达的,为此要重新构筑“发展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来代替新古典派理论。于是,研究信息经济学理论的J·斯蒂格利茨与研究交易费用理论的D·诺思的论点便成为其有力的理论依据。
斯蒂格利茨的理论是追究在信息不充分情况下的经济主体的行动。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市场运转是不充分的,其作用同发达工业国家的市场作用不一样,以信息完全性为前提的新古典派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该理论的特征有以下五点:(1)每个经济主体都应进行合理的经济行动以适应环境的变化;(2)获取信息是需要花钱的,因而在信息充分情况下的经济行动与信息不充分情况下的经济行动是不同的;(3)制度要能同反映这种信息的费用相适应,所以制度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环境的变化很快会使制度结构发生变化;(4)不能因为每个人的经济行为是合理的、制度也同环境状况相适应,就可以认为经济符合于帕累托最佳状态。由于在信息不充分和市场活动不完全占支配状况的发展中国家中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佳状态,只能靠收税和补助金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福利,(5)上述这种状况意味着政府方面还有潜力可以发挥。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不是万能的。由于官方部门也同民间部门一样,存在着信息不充分问题,行动受到限制,也常常发生因为政府的失误而造成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情况。故此,政府的作用是复杂多样的,更须注意作深入的分析。
诺思的理论是想引用罗纳德·科斯的交易费用假说,从历史学的观点来表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新古典派经济学把交易费用(信息费也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假定为零而忽视制度的作用。但实际上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在使交易费用最少而采取的措施中,历来的做法就是制度各种制度。随着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原来的以个人知识以及继承关系为基础的交换活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特定多数之间的交换关系发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为减少交换活动中的不确定因素,就需要制定各种制度,于是制度便发达起来。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制度是以各种财产权的形式存在的,而且只有作为第三者的政府能强行要求建立财产权和实行契约制度。交易费用数量往往很庞大,以至最后有可能使生产和交换无法进行。因此,如果在要素市场和生产市场上缺少促进生产和交换的制度,生产和交换就会局限在个人接触的基础上,或只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区,就不可能发展起来。也就是说,为促进经济发展,建立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制度是不可欠缺的。
新的增长模式
所谓经济发展,如果按熊彼特所大肆宣传的那样,是进行不断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的话,那么,就需要提出一种以收益递增为前提的增长模型。而新古典派增长理论并不以收益递增为前提,只是从“剩余因素”的观点来解释经济增长率中用劳动与资本的增长率所无法解释的部分。新的增长模式是把增长过程理解为收益递增过程作为出发点的,试图构筑一个在内生变量中纳入外部经济效果的增长模型。这些外部经济效果是由历来作为“剩余因素”的外生变量来对待的技术进步、通过经验而得到的提高以及知识的积累而形成的。
企图发展这种理论的学者之一是P·克鲁格曼。他对早期发展经济学主要人物之一的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很为重视。他认为,在各级工厂实现规模经济,会通过金钱性质的外部经济效果同国民经济层次的收益递增相连接。对大规模生产的投资决定取决于市场的规模,而市场的规模又取决于投资规模的这种循环性关系产生外部经济,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创造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的办法乃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换言之,同以政府扶植产业发展政策为根据的新古典派理论的政府建议形成尖锐的对立。
能力论
目前正进入对发展的意义进行认真探索的阶段。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是A·K·塞恩。他是以能力概念为中心研究发展的意义。所谓能力,可以定义为“代表某人在经济方面、社会方面以及在个人的素质条件下完成一件事时,对能够完成这件事的种种‘必要条件’与‘可能条件’作一系作选择的能力的总汇”。所谓贫困,就是指缺少最基本能力的状态;而发展,则意味着能力的扩大。也就是把发展的意义从只限于经济增长的、以财富为目的的理论,转向重视“生活质量”的、以人为目标的理论。
关于政治体制或新闻界的作用同能力的关系、男性与女性之间能力的差异、缺乏能力的两种形态饥饿与营养失调的类型比较等等,新古典派理论对此并不涉及,而实际上却涉及广泛的理论内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为解决贫困问题,不仅要对市场活动予以激励,公共活动所起的作用也是绝对重要的。公共活动包括政府的政策与公众的参加两方面。在公众的参加方面,有对政府政策合作性的参加和批判性的参加。实际上,要扩大能力,这两方面的参与都是不可缺少的。
(绛漫译自日本《经济研讨》杂志1994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