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时期科技新信息的传入及其影响

作者：闵杰

贵州社会科学 1999年10期

　　在19世纪中晚期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维新派出于变法救亡的需要，其宣传重点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而后人对他们的西学观念的研究重点也集中于此。于是，提及维新派对西学的传播，似乎除了自由、民权、进化论别无他物，似乎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趣，反不如洋务派大。这是一种十足的误解。

　　维新派由于对西学的整体把握，使他们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解，远比洋务派深刻，兴趣也更为广泛。学术界有关的研究虽然不多，但仍有助于理解上述论点；所缺者是未曾注意到戊戌时期报刊对世界最新科技信息的报道，这些报道反映了维新派和其他有识之士对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关注；他们所捕捉到的这些信息，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对国外科技进步的浓厚兴趣。经过戊戌变法开通风气以后，中国以比以前快得多的速度，输入了世界最新科技成果。本文将论述上述两方面的情况。

　　一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工业革命进入到一个新时期。电的应用使人类从蒸气时代步入了电气时代；无线电的发明则使通讯技术发生质的飞跃。从此，世界进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时期。国外的新发明不断出现，而戊戌时期以维新派为主力的知识分子又创办了约百种报刊，世界科技新信息得以借助这一渠道迅速而大量地传入中国，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以下6种：

　　1.电气火车与地下铁路：火车的发明是19世纪陆路交通的最大变革。1814年7月25日，英国工程师斯蒂芬逊创造了世界第一辆机车。19 世纪末，铁路运输又发生两项重大变革：为提高运速，发明了电气机车；为解决城市地面交通拥挤，在欧美大城市中出现了地下铁路。中国报刊及时将这些信息输入国内，详情如下：

　　关于电气机车：1897年春，维新派康广仁等在澳门所办的《知新报》转载日本《又新日报》消息云：“美国华盛顿地方有名布朗多者，现任守备之职，考究新制一铁路火车。其形圆，用电气而行。其车每辆重三百磅，高九英尺，而用车之法，每次四辆，其中一辆备置电气，余三辆可载人并货物。其速每点钟可行一百二十英里，其车每次行一英里，费用洋一万五千元，比寻常火车速五倍（注：《电气火车》，《知新报》第11册。）。同年秋，王仁俊等在上海创办的《实学报》转引日本《捷报》消息云“汉尔门所创火车机器，用电气开行者，近经试验，得一点钟内，如拖带轻车，可以行九十英里；如带三百五十吨之火车，照寻常走法，每点钟可行七十五英里。试验既有明效，法国司登铁路局乃仿造此种火车机器二架。此等机器，如拖带七八十吨之货车，每点钟可行五十英里。其机器行车比之寻常汽车，更觉平稳，并少震动之患。”（注：《试验电气火车》，《实学报》第3册。）引文中的“汽车”， 指蒸汽机车，从报道的内容来看，显然美、法等国尚处于初期运行阶段，如每节机车只能拖带三四节车厢，载货一重，速度即降低，但其平均速度仍比蒸汽机车快得多。

　　关于地下铁道：1897年秋，维新志士陈虬创办于温州的《经济学堂报》报道：“美国纽约地方，目下开凿地下铁路，计长四十二西里，一切工费计五千万元。计隧道深一百尺，阔二十六尺，高二十尺。铁轨来往两条。停车场计三百三十尺，阔六十尺，高三尺。场屋长八十尺，直径十七尺。搭客升降机器台六座，一分钟搭客可三百四十人。”（注：《地下铁路》，《利济学堂报》第16册。）

　　2.电热毯：1898年熊希龄、谭嗣同等创办于长沙的《湘报》转载德国《歌仑报》消息云：“凡用铁丝过电，若阻力甚巨，其铁丝立刻生热，故后人有用以烹饪者，有用以暖屋者，近美国某君，又有以之暖被者。其法系于夹被内安放铁丝，将电气由铁丝过入被内，欲温欲热，任所欲为。凡老年者，皆可免衾冷如铁之苦。噫，此法其益人不浅哉。由此推之，则人身上所穿之衣服，亦必可用此法也。”（注：《湘报》第66号。）由这篇报道可知，发明电热毯之前，电炉、电暖气等家用电器在国外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电热毯系依据同样的原理制成。

　　3.灯光代替日照促进植物生长：用灯光来延长日照时间增加收成，发现于1886年，1893年试验获得成功。1897年初，上海《申报》转引香港《叻报》消息云：“四年前，美国漫山秋塞芝省之阿林登镇有老圃名劳逊者，曾以电光用之园圃，获利丰厚，电光之能感草木，彼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始知之。缘彼时阿林登镇各街均设电灯，内有一灯，设近其园，光照于花池。池中草木受光后，立即生发，其长成过于园中各花。嗣经老圃查悉，此因电光之故。遂于草木屋内设一电灯，试一二季后，知同一土地，冬季种生菜、红萝卜，若感以电光，所产较速，菜亦较佳。老圃之草木屋内自用电灯以来，所获之利，百分中加二十五分至四十分不等云云，是亦闻所未闻之事也。”（注：《电光育物》，《申报》1897年2月13日。）这一发现引起美国科学界的注意，1896 年康奈尔大学专门为此进行试验。汪康年、梁启超等创办的上海《时务报》据当年10月30日英国《公论报》报道云：“美国考纳尔大书院……于晚间试用电光照煏。验得草木晚间受电光、日间受日光者，比之未用电光照煏者，生长较速，生菜、苋菜及红萝卜，又同类之蔬菜，受电光之感者，仅须寻常一半时候，即已成熟。”（注：《电气利于园圃》，《时务报》第15册。）

　　4.关于外星人的猜想：人类对外层空间生物存在与否的探索不知起于何时，但据戊戌时期中国报刊转载的外国消息可知，最晚不超过19世纪末，世界天文学界已对火星上可能有人类居住的问题作了大胆的假设。事实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界对外星人的猜测也依然主要集中于火星。

　　1898年，新创刊的上海《格致新报》在答读者问“除地球以外，诸行星中亦有人否？”时，据国外最新报道回答道：“行星之环列大圜者，计数有几兆，若谓其一定无人，未免败好奇者之兴。吾谓即使有人，其体格性情，与地球上绝不相似。唯月中既无生气，并无城郭宫室之可见，则可决其无人。金星每被云雾遮蔽，不能见人之有无。火星中屡有变迹，似能居人。前法国某妇，特捐十万佛郎，置学问院中，谓如寻出行星有人，能写信至彼者，即以十万佛郎赏之。但火星体质枯燥，即或有人，当不与我辈同类矣。”（注：《格致新报》第3册。）

　　5.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19世纪末，欧美工业的发展已引起科学界对环境污染的忧虑，此时，中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人们正热情呼唤大工业，中西对工业污染关心的不同充分反映在以下一篇对话中。上海《汇报》叙述道：“英国化学名家格文君近出一论，谓朅来火车、机厂盛行，日耗煤炭巨万，将来地球上养气烧去甚多，日益稀少，至五百年后，人无养气可吸，不能生活，世间无噍类矣。此论一出，西人附和，同声作杞人忧者，几在在皆是……格文君立论之义，谓……‘地球上共有养气一千零二十兆兆吨，凡烧薪一吨，消耗养气三吨，倘一日者天下烧薪三百四十兆兆吨，可将地球上养气烧尽。现在全球人数得一千五百兆，逐岁增多，五百年后，更不知凡几。其吸气之烟灶之繁，加以厂局日增，不知伊于胡底。养气既尽，人将何以生存？’此格文君之大旨也。然别有性学家辩之曰：‘如五百年后养气将尽，近数十年间当亦日少一日，何以学士辈未觉其少也？自古迄今，养气生者耗者，剥复循环，数千年如一日。前此既生耗相抵，今后何独不然？况水以轻、养二气合并而成，自得电气分水法，可析水中养气，吸之而生。苟大洋之水未涸，后代人总有生机，格文君不必代为殷忧也。’”（注：《论人类灭绝》，《汇报》第103号。）

　　文中之养气，今译养气，当时可能取其“养人之气”之意；轻气，今译氢气。《汇报》在介绍上述两种观点后，赞同后一观点而排斥前者，故加以驳斥道：“泰西亦有好奇之士，故作危言，耸人听闻。如谓养气终当烧尽、星宿于某岁相撞等，多臆度之词，不足为据。”（注：《答问》，《汇报》第109号。）显然， 这种批判与中国尚未进入工业社会且科学不发达有关。

　　6.人工降雨：19世纪末科学发达后，一些国家做过多次试验，多未成功，戊戌时期的报刊曾予以关注。至1902年，上海的《选报》终于报道了试验成功的消息，这未必是世界首例，但当属前列。试验是日本人做的，消息来源于日本的《日新报》：“日本内地彰善会主事延原正孝氏所发明人工降雨法，前在奈良县陇傍山上第一次试演，此次又在德岛县第二回试演……当雨之降也，点滴密而匀，人皆见之。其未雨之初，烈日当空，寒暑计高至九十四度，绝无半片云。”（注：《机器造雨》，《选报》第11期。）刊载这些消息的报刊，当然并非都是维新派所创办，但可以表明在维新派倡导全面学习西学的时代风气影响下，国内对世界最新科技动态的浓厚兴趣。本文摘引这些科技信息的目的还在于，上述6项，均为当时的记载， 在时间的准确性和对事物的具体描述上，均超过目前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科技史的诸多论著，可为其简略处之补充、讹误处之纠正。说得更确切些，目前我国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专著，大部分都没有提到上述问题。

　　二

　　国外科技发展最新信息的传入，对戊戌时期中国人的观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请以谭嗣同为例。

　　戊戌维新时期谭嗣同通过阅读书报，接触到大量国外新知；后又在上海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处，见到了计算器、X 光底片等诸种新科技实物后，惊异于古人之梦想在西方变为现实。他写道：“古人言，冬起雷，夏造冰，以为必无之事，今西人则优为之。再阅万万年，所谓格致之学，真不知若何神奇矣。”（注：《上欧阳中鹄》第10，《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58—459页。）对比之下，益痛感：“中国举事著著落后，浸并落后之著而无之，是以陵迟至有今日。”（注：《报贝元征》，上引书，上册，第205页。 ）当傅兰雅谈及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预言总有一天人类会迈出地球，“星月必可通往来”，他不禁感慨：“西人之学，殆不止于此。且其政事如此之明且理，人心风俗如此之齐一，其中亦必有故焉，而未得察也。”（注：《上欧阳中鹄》第10，《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58—459页。）

　　与许多中国人一样，谭嗣同因看到国外科技的进步而倍感中国的落后，从而产生急切超赶世界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因洋务运动只注重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的偏颇，并因甲午之战宣告了“中体西用”的破产，而使维新派产生了全面接受西学的主张，并把他们的目标确定在改变传统观念、革新政治制度方面。

　　由于戊戌维新派广启民智开通了社会风气，也由于当时报刊对国外科技新信息的及时报道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戊戌变法后，世界科技新产品输入的速度大大加快。许多产品国外刚刚投放市场，中国立刻就能见到，而在此之前，外国新发明输入中国的速度一般快则十几年，迟则几十年。现举数例为证。

　　1.机械计算器：本文所述，均为1899年戊戌变法之后输入中国的器物。机械计算器是唯一的例外，因前文提到谭嗣同生前曾目睹此物，颇为惊异，故于此一并叙述。

　　电子计算机发明于1946 年。 但作为它的前身的机械计算器却早在1642年已由法国人帕斯卡发明，经过200余年的改进，至19 世纪中叶已成为比较通行的数学计算工具。帕斯卡的计算器由6个齿轮构成， 上标有从0至9的数字；每个齿轮转动1周，相邻的齿轮转动1／10周，这就是“进位机构”。后来，莱布尼茨对这种计算器进行了改造，在加法与减法之外，增加了乘除运算。1820年托马斯再进行改造，经过多年的努力，使之成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机械自动计算器。这种计算器何时传入中国不得而知，但戊戌维新运动期间谭嗣同在上海所见到的，正是这种能自动运算的机械。他在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叙述此机的运算情况道：“见算器，人不须解算，但明用法，即愚夫妇，可一朝而知算，句稽繁隐，无不立得。器中自有数目现出示人，百试不差；兼能自将数目印成一张清单送出。”（注：《上欧阳中鹄》第10，《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58—459页。）

　　2.X光机：1899年8月，上海嘉永轩主人从欧洲购入一台X光机， 并在沪当众演示，这是X光机的最早传入，比前些年我国X光学界某权威人士宣称的X光机于1916年前后首次传入中国，提前17年。

　　X光机是依据X射线制成的。X射线为德国物理学家伦琴于1895 年11月8日所发现。同年12月28日，伦琴在物理医学会上就X射线问题宣读了论文，翌年1月5日，维也纳报刊为此特发专稿，世界各地报刊竞相报道，X光机随之问世，首先被用之于医学。几个月后， 中国人就知道了这项世界新发明。1896年5月3日，上海《益闻录》报道称：“泰西形性诸学精益求精，出奇入妙。近有人得一日照新法，光透坚物，洞照底里，用以照人身，筋骨毕露，如见肺肝。有某西人数年前受一弹丸，深入肌肤，间时作痛，不知其所在，岐黄家不敢用刀圭。及以新法照之，弹丸所在，炯炯可观，裂其肤一索而得之。”（注：《西学日精》，《益闻录》1896年5月13日。）不久，X光机因能探测金属等物，有了更广泛的用途，诸如海关货物检查等。1897年上海《时务报》述其发现过程云：“美国开力福尼亚省有医生名郁克姆者，以曷格司射光（西人郎勤以新法制成一种机器，名曷格司射光，凡人身及金类，经此机器一照，即能洞见其蕴），照一病人之疮管，并用照相镜摄留一影。当照相时，病者之旁，偶有一石，迨照毕，晒上纸片，以察疮管之病，则见身旁之石，中现斑点，遂察出石内有金，乃知此曷格司光非特能照人身，无微不见，且可以察石中之蕴。医生今得此法原无意之中，自是而后，凡地学家、金石家，皆可以持此以考察各种矿产矣。又：伦敦《威斯明斯他报》言：近日法国税关，试用曷格司光以验货物、行李，其中所藏，纤悉靡遗，而偷漏私运者无从作弊矣。”（注：《曷格司射光》，《时务报》第38册。）

　　X光机从发明到它的两次用途（医学、海关验货）， 除上文提到的两份报刊外，中国其他报刊也作了大量的报道。人们的兴趣既如此之大，急于目睹实物就是势所必然之事。前文提到，维新时期谭嗣同曾在上海见过X光的底片，而中国人首次见到X光机实物，则是1899年之事。上海《中外日报》对此报道云：“嘉永轩主人娴心格致，精于光学，今由欧洲运来爱格司射光镜一具，特假《昌言报》馆演试，以供众览。兹承主人折柬相邀，拨冗往观，果为奇特。无论人身骨肉，以及竹木纸布内藏什物，照之无不毫丝毕露，状如玻璃，洵为见所未见也。讲求光学者，盍亟往观，以为探求格致之一助。”（注：《志透骨奇光》，《中外日报》1899年8月30日。）这篇报道告诉今人， 嘉永轩主人（其姓名暂无考）是位热心科学精通光学之人，故能首先从欧洲购入X 光机至中国；在当众演示的过程中，荧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人身的骨骼（“状如玻璃”），从而使传闻变成了现实，打破了X光的神秘性。 这篇报道还告诉人们，X光的译名从最初传入时极不规范的“照相新法”、 “电光摄影”、“劳忒根光”（伦琴射线之音译）、“曷格司光”至1899年时已有了“爱格司光”这一更接近X光音译的译名， 比我国解放后长期通行的“爱克司光”仅一字之差。不久，X 光机在中国就投入了实际应用。在清末的不缠足运动中，在华西方传教士就曾用X 光机所拍摄的正常人的“天足”与缠足女子的“弓足”的不同底片，向人们宣传缠足的危害（注：照片载于《基督教与中国历史图片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台北，1979年版第164页。）。

　　X射线是19世纪末世界三项重大科学发现（另两项是放射性、 电子）中的第一项，从其理论发现到实物传入中国，前后不到4年的时间。

　　3.汽车：汽车的发明公认为1886年，但它的投放市场则要晚10余年。

　　最早的汽车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故称为“汽车”，内燃机发明后，汽车改以汽油机或柴油机为动力。

　　1769年，法国人尼古拉·约瑟夫·古诺制造了一辆3 个轮子的蒸汽车，这是世界上的第一辆汽车。1885年，德国人戴姆拉和英国人巴特勒同时宣布发明了内燃机汽车；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理，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制造了一辆3个轮子的轿车，现代意义上的汽车产生了。 1895年，美国人查尔斯·杜里埃在本茨所制造的奔驰牌汽车的基础上，制造成功了与今天的汽车略无二致的有4个轮子的汽车。第二年， 他在他的兄弟弗兰克的帮助下，制造了13辆这种汽车，全部售出。1900年美国举办了首届汽车展销，参展的美国和欧洲汽车有40多个品牌，300余辆， 价格从280美元至4000美元不等。

　　1902年，汽车传到中国。第一个使用它的是侨居上海的外国人柏医生，在此之前，上海“虽到过二辆，未见功效，至是始渐行矣。”（注：胡祥翰：《上海小志》第14页。）

　　1907年6月10 日举世闻名的世界超长距离汽车拉力赛（北京至巴黎）举行，以京师德胜门为起点（注：《电车会行程有期》，《电车出京详志》，《正宗爱国报》第182期、200期。）。这一赛事，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兴趣，各报刊都予以追踪报道。此后汽车大量输入中国，至清朝灭亡前的1911年，仅上海一地，至少已有汽车367 辆（注：《汽车肇祸》，《时报》1911年7月9日。）。

　　4.录音机：录音机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科技新产品，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晚不会超过1906年。

　　1898年，丹麦人波尔森在电话公司工作时忽发奇想：如果使麦克风产生的电流通过电磁铁，再用钢丝在电磁铁上快速拉过，磁化了音频和音量就能被记录在钢丝上。经过试验，获得成功。1900年，波尔森设计的以钢丝作磁带的录音机在巴黎国际博览会上获一等奖。现代录音机与波尔森的发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仅有两点改进：一、采用直流或交流偏置法。二、用塑料磁带取代了钢丝磁带。

　　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出现了学习外语的热潮。1906年录音机输入中国时，首先是作为一种学习外语会话的有效工具，而不是欣赏音乐。当年《大公报》的一则消息云：“美国学术家新制造一种留声机器，专备学习各国语言之用，现已装以英、法、德、西四国会话，听之娓娓清楚，如亲承教员之授课也。有志方言者，无待负笈以游矣。闻此项机器，现已运津，由日界旭街小林洋行专卖。”（注：《天然良师》，《大公报》1907年12月20日。）

　　这种“留声机器”，不是当时流行的留声机，而是新出现的录音机，因一时无法命名，故以旧称代替。小林洋行是一家总行设于东京的老牌商号，因“与东西洋各制造厂均有联属”，故能迅速采办欧美最新发明的器具。1906年小林洋行在天津日本租界旭街开设分号，故录音机首先在天津出现。

　　据该公司刊登于《大公报》的广告图片显示，当时传入的录音机为一长方体，体积大约为：长30厘米，高10厘米，宽度不详。录音机顶部有几个按钮，根据广告说明书，它们起放音、倒带的作用，通过倒带可反复收听某一部分的内容，基本功能与今类似。这种录音机配有双耳机，靠耳机收听录音。广告词如下：“本器系美国哪古纳尔否诺估拉弗公司兴[新]出，所收纯取世界著名专门学家之语音，并无下流社会声响，听之清楚，腔调扬抑，均是恰如请洋师当面授受。

　　此器又有反复器，或声音偶有遗漏未能审察，可以拓转机关，反复再听。诸位官绅如公私事繁，家置一具，亦可以随时得闲学话，即家居淑女贤婉，可省上学之累，实得独学自在之事，必可养成真正叙谈之才。”（注：《勿惊灵便学语话匣》，《大公报》1907年5月14日。）

　　广告点明：此录音机系美国一家公司出品，具有倒带功能（“有反复器”），主要用于学习外语。广告词中本文未录入部分，还介绍了该录音机配备有“英汉合璧会话”录音磁带，此机“在日本销数甚多”，在中国系小林洋行“一家专售”等。

　　5.飞机：飞机是由中国留学生输入且为他们所制造。

　　飞机于1903年由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当年12月17日他俩驾驶一架12马力的双叶飞机在空中飞行了260米，时间为59秒。

　　1910年8月15日中国留日学生李宝焌、 刘佐臣携带他们在日本制成的单叶飞机一架，回国开辟航空事业。他们的回国，受到中国驻日公使的支持，因“此种秘密研究，关系匪轻，侨寓外邦，诸多未便。”（注：《节述研究飞行机之宗旨并声明帝国报七月十八日所载“行踪诡秘”一条之失实》，《大公报》1910年9月16日。）当年秋， 他们在北京发起“航空研究会”，把航空事业的未来前景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国内同胞：“二十世纪之最令人注目者，莫如航空事业。列强研究，日益增加，航空机关，日趋完备。战备精利，耳目一新，于军事上占重要位置。敏捷灵活，实兼火车、轮船、电报之能。其在侦察搜索，则居高瞰下，可了然察敌之要害分布，敌之野战行止，捷行避险，尤其特长。其在交通，则往来便捷，地势不能限，营阵不能阻。其在攻击，则抛掷炸弹固其所长，而安置机关枪炮射击，亦着着进行，若陆军之集团部、军司令部、军方制造场、交通线路、海军根据地、舰队等，均可现其威力。他若地势撮[摄]影、险要探险，其效用于平时者，更非一端。航空机关系全军命脉，此理可预推也。”（注：《航空研究会发起及简章》，《大公报》1910年11月19日。）他们所预见的飞机能有效攻击地面部队特别是军事要塞，能利用空中优势侦察敌军动向，均为后来的实战所证实；他们所提出的空军为“全军命脉”，应掌握“制空中权”，更成为以后各国的重要军事思想。他们携带飞机回国并发起“航空研究会”，且希望在各国航空事业刚刚起步之时，中国抓住机遇，占着先鞭，建设强大的空军以抵御外国侵略。他们的设想并不是空想。因为当时的飞机制造技术远比火车、汽车简单，机身是用木条、竹条和钢条制成，配以汽油发动机，中国完全有能力制造。

　　可以证实他们这一设想的，是中国另一飞机制造家冯如。

　　冯如，广东恩平县人，幼年留学美国，1909至1910年，在美国制成飞机数架，先后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作飞行表演，“观者如堵，均称道弗置，以为世界著名飞船家，当不过是。”（注：《中国飞行家回粤近状》，《时报》1911年4月3日。）冯如的飞机，机身是用槐木和钢条制成的，“用笠巴坚韧丝弥缝”，马力75匹，飞机全部重量为725 英磅（注：《中国飞行家回粤近状》，《时报》1911年4月3日。）。

　　1911年春，冯如携其自制飞机回国，在广州作首次归国飞行表演。不久，5月6日，法国飞行家环落（一译环龙、渥罗）至上海作飞行表演。这一中一西的两次表演引起中国人对飞机的极大兴趣。仅上海《时报》一家报纸，从5月中旬至下旬就刊登了各国各种飞机照片几十幅。 这些飞机大都用竹、木、钢条制成。八九月间，两广总督张鸣岐致电清政府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军谘府，请重用冯如，为国效力。因冯如在美制造飞机，用去53000两，须由清政府代还，冯如即可归国。 但军谘府竟以“现时库帑支绌，办理此事尚无相当之的款，应俟本府议定办法后，再行奉闻”为由，拒绝了张鸣岐的要求（注：《军谘府竟不能用冯如》，《时报》1911年9月6日。）。而在此前后，军谘府则拨款从法国等国购买了飞机。

　　上述几项世界科技新成果，从发明（或实际应用）到传入中国的时间，短则二三年（如X光机）， 长也不超出十年（如汽车从投放市场到传入），表明19世纪、20世纪之交，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对世界的窗口开得更大了，对世界科技新产品的需求更迫切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被迫允许外国人在华设厂，在这种情况下，它不能再禁止华人设厂，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各种机器源源进口，对外贸易在数量和品种上都较前猛增，为科技新产品的输入打开了大门。又如，外国在华人数增加，他们出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输入了一些日常必需品，从而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但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戊戌变法以后，社会风气已较前大为开通，经过维新派和其他思想开明人士的宣传，人们早已不再把西方器物视为“奇技淫巧”，对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洋货”，抱有新奇和欢迎的态度，并力求仿制和推广这些东西。例如，X光机传入后， 戊戌政变后保留下来的维新派喉舌《中外日报》特发社论，提醒国人对这些输入的新器物不应仅仅“耀观瞻，矜奇异”，而应“引而伸之，另制新器”（注：《曷格斯射光机器说》，《中外日报》1899年9月1日。）。甲午一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洋务思潮远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头脑中还有相当的影响。戊戌维新时期各种报刊上的讲西学，谈新学，大部分讲的是天文地理和声光化电。维新派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们除了讲这些东西，更讲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典章制度。在倡兴民权的同时也重视科学，这并非是维新派为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想的有意为之，而是他们对西学的全面理解使然。这在客观上使维新派不因政治观点激进而成为孤家寡人，中国的社会风气也因维新运动而进一步开通。

作者介绍：闵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邮码：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