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不写当代乡村,我写

刘震云:别人不写当代乡村,我写

（ 2012-08-1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目前乡村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没有人反映,许多中国作家还停留在对乡村的童年回忆里。不过,就算别人不写,我写,我会把这一块补起来的”

▲刘震云。

摄影/尹平平

■本报记者尹平平

去年8月,旧作《一句顶一万句》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时,刘震云关了手机,任由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们排山倒海般地采访电话袭来,一概不理。事后有人请他谈获奖感言,他只对答说:当时正在买菜,听说得奖,且奖金不菲,便放心地买了西红柿,而不是茄子,因为西红柿比茄子贵,他晚上吃了顿西红柿鸡蛋面,以示庆祝……对于获奖,即使是茅盾文学奖,在刘震云那里,也不过是一顿西红柿鸡蛋面的事儿。

今年8月,新作《我不是潘金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全国各地媒体记者对刘震云的热情依旧不减,刘震云也不再像一年前那么低调,轮番接受采访,聊新书、聊故乡、聊电影……只要和创作相关,仿佛什么话题,他都感兴趣,愿侃侃而谈。和获奖比起来,刘震云更感兴趣的,还是写作本身。

就着《一句顶一万句》得茅盾文学奖的热乎劲儿,出版社把《我不是潘金莲》宣传成前者的姊妹篇。可刘震云认为,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兄妹篇”,因为两部著作虽然都讲的是一个人想说明白一句话,但《一句顶一万句》的主角是个男的,《我不是潘金莲》的主角是个女的。

为什么总揪着“一句话”不放?为什么转换为女性视角?新作会不会也被拍成电视剧?近日,本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刘震云。

谈新书——我对生活深层逻辑的思考

《我不是潘金莲》的主角名叫李雪莲,是名村妇,因为超生,便和丈夫假离婚,本打算借此躲过责罚后,俩人再复婚,没想到丈夫假戏真做,和李雪莲离婚后,速与他人结婚,还诬李雪莲是潘金莲,先背叛了自己。李雪莲决定和他打官司,没想到这官司打了20年,还多次为此进京上访,也没把前夫告倒,反把从县到市的一群官员拉下马……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写这个题材,李雪莲有原型吗?

刘震云:现实生活中的人,未必能成长为艺术形象。用原型,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一句话、一种声音、一个气味,包括一个眼神,这些启发都能够让人写出一部作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途径,不是生活表面对你的启发,而是生活内部的漩涡里面,深藏的生活逻辑,给你带来的思考。感受和感情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说；思考也可以成就一篇小说。我敢肯定,理性思考比情感经历带来的小说,更好。

记者:如果李雪莲是你生活中的朋友,你会支持她像小说里这样,只为了纠正一句话,20年如一日地打官司,以至于连正常生活都难以为继吗?

刘震云:李雪莲这个人物我挺喜欢的,她轴,我喜欢轴的人,中国缺这种人。比如我坐火车回河南时,走西客站。西客站北广场北边有个滚梯,总是关闭的。为什么分明有滚梯,还关着不让用,让大家那么狼狈地走步梯?这么热的天,旅客们背着大包小包,有的妇女还怀孕了……这滚梯是谁建的?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建的,我们是滚梯的主人,为什么不让我们用呢?比这个更荒谬的是,所有背着大包小包的人,竟然都老老实实地走步梯去了!如果所有西客站北广场上的人,都盯着这个滚梯,而不上火车的话,滚梯一定会开。可没有一个人这么干,关了就关了……

记者:第一次以女性为主角写作,会感到有什么不同吗?

刘震云:无论是用男性视角,还是用女性视角来创作一个作品,都肯定会有偏颇。我觉得一定会有比性别更好的角度,那就是人性的角度。我觉得人性在性别上是没有区别的,包括不同的时代、年龄和民族之间,差异也很小。从先秦到现在,其他方面,比如科学技术,可能前进了1000公里,但是人性前进了多少?顶多0.5毫米。

记者:书名的选取,有什么特别用意?

刘震云:写作和起题目是两个脑袋。我写作的脑袋还可以,起题目的脑袋一般。当年的《一地鸡毛》《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等等,都有些另类,起初大家都不是特别习惯,不过慢慢也就叫开来了。我想大家听到《我不是潘金莲》的名字,起码有两点,第一个是眼前一亮,第二个是“扑哧”乐了。有这一亮、一乐,所以这个题目应该也还算好。也起过别的名字,比如说《严肃》,可觉得太严肃了,不好卖,出版社不干。

谈故乡——我用故乡丈量世界

新作的故事背景地,再次被刘震云选定为老家河南。尽管已经在京定居34年,但那里仍是他近些年来创作取材的源泉地。提起故乡,刘震云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记者:在都市生活这么多年,再回过头看河南,对故乡的情感有变化吗?

刘震云:我一年会分几段时间,回到河南,回到新乡,回到延津,回到我们村里面,那里有我的父母、有我的表哥表弟。一回到家乡,我突然就好像一条鱼,跳到了大海里面。在那里,我感到非常地自在,非常地自由!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这个海里面长大的,从这个海出发,顺着河流,到了另一个地方。接着,我从另一个地方,顺着河流,又回到这个海里。这时,我可能对这个海的情感,跟出发的时候不一样,会更浓烈一些。

记者:这种情感如何影响你的创作?

刘震云:河南对我的影响是特别具体的,在我的创作里面,不止体现在频繁使用当地地名上。比如,好多人都问我,我作品的幽默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就是从河南来。河南的幽默,不只是语言,更是生活态度。除了题材和人物上,有对河南直接的关注和映衬,更重要的体现在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一个人从小生活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一定会对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比如直到现在,有人跟我说从哪儿到哪儿去,有20公里,我马上想到的,是我们村庄到县城的距离,包括你在巴黎跟我说从哪儿到哪儿20公里,我也会想到河南延津的一个村庄到县城的距离。我们就以这个距离,来丈量全世界的距离,包括宽度、大小、多少,都是这样。我觉得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光代表河南或者延津,它代表整个民族的思考习惯。

记者:目前的乡村,无论是在河南,还是在中国其他省份里,形态和构成都在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了空心化、与城市同质化等问题,对于这些,您会不会在接下来的创作中予以反映?

刘震云:确实,目前乡村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没有人反映,许多中国作家还停留在对乡村的童年回忆里。不过,就算别人不写,我写,我会把这一块补起来的。《我不是潘金莲》写的就是发生在当代乡村里的事。还有,三十年前,我写过的作品《塔铺》里,有一个特别淳朴善良的乡村少女李爱莲,我对这个人物很有感情。转眼三四十年过去了,李爱莲应该已经变成一个四五十岁的村妇,这三四十年来乡村社会发生的变化,都会体现在李爱莲的身上,她走过了怎样的路?有着什么样的情感经历?我特别想写一写,我觉得我一定能写得如泣如诉。

谈电影——我编剧的建树等于0.1

从《一地鸡毛》开始,到《手机》《我叫刘跃进》等,刘震云的小说似乎总具备改编成影视剧作品的潜质,可二三十年来,和刘震云合作的导演,却几乎只有冯小刚一人。

记者:会不会把《一句顶一万句》和新作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刘震云:这还要看今后有没有适当的契机。我觉得这两部作品都有特别好的,适合改编成电影的段落,也非常具有普及性,但是能不能变成影视作品,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除了我,还得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导演。

记者:选择合作导演的标准是什么?

刘震云:这个导演一定要跟我的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比如对一个事件的看法——特别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我总是在跟相同的人合作,比如我跟冯小刚导演一起合作了《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见识非常一致。中国的导演有远见的真的不多。有的电影我们真的看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这电影我们好像以前看过,比原来看过的还差。那些导演没远见去创作一个新的电影,从中挖掘出新的感动,老套,你根本弄不清他为什么拍电影。冯小刚不一样,比如一般的电影导演看中的是故事情节,但你们看一看《温故1942》,没有故事、没有情节,冯小刚为什么还要把它改变成电影?他一定看到了比情节、比人物、比故事更重要的东西。

记者:把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后,觉得写小说和编剧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从严格意义上讲,我没做过编剧。编剧是一个职业,受影视公司或导演的委托,创作一个剧本。我没有单独创作过任何剧本,只是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相当于把我自己家里种的那棵枣树做成了板凳。编剧是一个比作家还要困难的职业,因为作家是一个人说了算,但是编剧要很多人说了算,比如导演、演员、制片方,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的创作,非常不容易,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我在编剧的建树上,成绩等于0.1,不足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