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留纸上声

日期：[2013年7月2日]  版次：[RB17]  版名：[大家]  稿源：[南方都市报]

□ 李长声

赋得，先有了题目，倘若肚子里没有，恐怕作文也未必容易；作完了文再命题，又像给新生的孩子取名，也是个难事。翻翻周作人的集子，题目似乎没什么精彩，但作者如我者，就需要在题名上费一番苦心，以吸引眼球。终于把这本小书命名为《纸上声》，还是有一点忐忑，因为它取自鲁迅的诗。那首诗是为小说集《呐喊》而作：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我的书里没有呐喊，而为人平庸，几乎也没有毁誉可叹，用这样的书名，自不免拉大旗作为虎皮之嫌、之讥。我爱读鲁迅，虽然并非像日本评论家佐高信那样“烈读”，以支撑他的反骨哲学，“斩书斩人”。不过，从性情与兴趣来说，我倾向周作人，尤其爱读他关于日本的考察，即所谓日本论，持正而卓识，“比西洋人更进一层，乃为可贵耳”。

日本人特爱日本论，或者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担任过文化厅长官的文化人类学家青木保1990年出版了一本《日本文化论变貌》，他估计自1945年战败投降以来，约半个世纪，有关日本文化论的书出版两千余种。二重性被视为日本人一大特性，可能不少人是从《菊与刀》这本书读来的，甚至只知道书名，浮想联翩，也大谈日本人如何二重。这种二重性，中国人早在唐代就指出了：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陈寿《三国志》中有世界上最早的日本论。到了周作人笔下，写道：“我们要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当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证明周作人恰恰把话说反了，但描述日本人的二重性，他也比《菊与刀》早二十多年。二重性是日本刚刚走出原始状态不久从中国生生搬来了先进文化造成的。美国占领日本后，强加给它民主，与天皇臣民的落后性并存，又产生新的二重性现象。言行暧昧，也正是二重性的体现。说来哪个民族都具有二重性。当我们说日本人时，总是忘记了自己的二重性，譬如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我们也爱看中国论，现在常有人论，但好像很讨厌别人说三道四，尤其不能接受日本人指指点点。日本人最在意欧美人说它什么，又说它什么了，却也只像照镜子，孤芳自赏，并不把外人对他们的不解当回事，倒可能觉得不解才说明自己是独特的，沾沾自喜。所谓独特，是比较出来的。没有比较，独特则无从说起。譬如说日本干净，那是跟本国相比的印象罢。美国人写《丑陋的美国人》，受其启发，1970年代日本人也写《丑陋的日本人》，然后台湾的柏杨1980年代写了《丑陋的中国人》，可见任何民族都具有丑陋的一面。后出的书，作者心里或许有一种自家更丑陋的潜意识。竞相出本国的丑，算不上坏事，但起劲儿比较谁个更丑陋，就近乎无聊了。

常听人慨叹，日本对中国的认识远远超过我们对这个蕞尔岛国的了解，甚而某日本学者说，中国研究日本的水准几乎等于零，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对日政策。那么，当今日本对华政策就高明么？日本人时常对中国误解、误判，不就摆明了知彼不到家吗？末了便归咎于中国。日本人研究中国，多是对古代的研究，因为他们上溯历史，越往上越溯到中国古代里去了。与其说是研究中国，不如说是寻绎自己的历史。

上帝在细节中，日本人对细节的探究着实比凡事大而化之的中国人强得多，却总是找不到上帝。大而化之也是一种方法论，层次未必浅。平日里与日本人交往，他们卖弄似的扯到古代中国，吟一首唐诗，讲一段三国，这是课本里学来的，漫画上看来的，话题转到现当代，就知之不多了。女孩子看见中国书报，惊叫全都是汉字呀，实在可爱极了。无论中国青少年多么喜爱日本漫画，中学课本里也不可能选入日本古文。我大清没落以前，日本远远落后于中国，不屑于了解恐怕也情有可原。甲午战败后，中国人悟出日本之所以忽而这般了得乃西化之结果，于是直奔主题，向西方取经，只把它当作“二传手”，岂非正道？至于取不来真经，那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学日本也学不来。

中国人对日本的考察、研究并不少，早年有黄遵宪、周作人者流，日本投降后大陆只能在报纸上看见毛主席接见日本友人，但台湾出版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书。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窝蜂出国，不少人学有所成，博士论文出版了不少，于中应有一个半个有真知灼见的罢。动辄说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始终不发达，仿佛是一个共识，实乃伪命题。不知说这话的人读没读过周作人的日本论，又读过多少日本人论中国，恐怕不过是人云亦云。周作人写的是随笔，长也不过万把字，那一条条真见，若到了西洋人手里，可以洋洋洒洒成一本又一本论著，虽然多是填充料，却能让中日两国人叹为观止。或许从码字来说，这也是“东洋人的悲哀”罢。

两个民族，两种文化，无论怎么样交流也不会浑然一体。周作人曾反省他观察日本所走的路，自呼愚人不止，卷土重来，提出了研究方法，那就是“应当于日本文化中忽略其东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寻求其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特别以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者为准。”日本与中国多有不同，我认为根本是三大差别：中国是大陆，日本是岛国；中国多民族，日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日本自诩万世一系。

我已活过周作人撰写《日本之再认识》(1942年)的年龄，在日本生活的年头也比他长得多，犹不能忝列他所说的少数人，即“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地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冷静了”。记得在某文中涉笔日本人写的汉诗，说人家露出不是中国人的马脚，被网友指出我有误。静心想一想，这个失误本来可以不发生，但兴之所至，只顾抓住个由头嘲笑一下，却露出了自己的马脚，骨子里到底“不能再冷静”。读鲁迅，好似跟着他痛骂，大快淋漓，读周作人不会有这种痛快。他曾说，“在今日而谈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国难’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时过四分之三个世纪，今日谈日本还是得撒点什么香料罢，我的小书有人要看吗？但愿，纸上有声胜无声，不空留。

（本文为李长声先生新作《纸上声》的序言。）

(题签：吴瑾)

◎李长声，学者，著有《枕日闲谈》、《纸上声》等，现居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