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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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理学院学士学位论文

浅析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情结

——从爱情描写中解读

系 院 名 称 文学院

指 导 老 师 廖晓军

学 生 姓 名 张永全

学 生 学 号 [1**********]

专 业、班 级 汉语言文学2005级2班

提 交 时 间 二○○九年五月

浅析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情结

——从爱情描写中解读

专业：汉语言文学 姓名：张永全 学号：[1**********]

摘要：路遥是我国当代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继承、发展、创新了西方现实主义和中国传统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并至死不渝地坚持运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向人们奉献他结构的每一部力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本文试从爱情描写这个角度论述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情结。

关键词：路遥；现实主义；情结；爱情

ABSTRACT:LuYao is an outstanding contemporary realistic writer in our country. He inheited developed and innovated Western Real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realistic writing style. What ’ more, he remained faithfully to use the realistic writing style until death ,so he exhibited his great works to the people and also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undertakings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ven the world. The thesis tries to analyse the realistic complex of creation work in Lu Yao’s novel from the angle of love description .

KEY WORDS: Lu Yao , Realistic Complex, Love

绪 论

爱情，是甜蜜、浪漫、圣洁、热烈的情感，本应该是轻松愉快，充满幻想的，然而在路遥的作品中，那些青春荡漾的男女青年却承受了本不应该承受的，似乎太多太多的爱情磨难与伤痛。“路遥致力于开掘‘城乡交叉地带’的题材领域，他的小说中爱情描写非常成功，其原因就是在爱情描写中渗透着多种文化因素，积淀了丰富的文化意蕴。”[1]

爱情描写是时代生活的艺术再现

在路遥的创作中，《姐姐》是较早通过爱情描写来反映时代生活的一个短篇。作品描写了一个生长在偏僻山村的姑娘和一个下乡知青，从相知、相爱到最终分手的感情历程。故事并不复杂，线索也很简单。倘从惯常的角度看取这一题材，很容易落入“痴情女子负心汉”的俗套，而路遥却将故事的发展及演变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着重揭示了人们精神世界变化的社会原因。作品中的姐姐和高立民曾经有过的那段情缘，恰恰是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后的特定动荡年代，为他们提供了谈情说爱的契机。不正常的政治经济环境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相互冲击，使大批在现代城市文化熏染下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来到了偏僻闭塞的小山村。由此为自小在狭小、停滞、闭塞、落后的生活圈中辗转的农村青年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姐姐对高立民的爱恋，固然是她身上纯真感情的正常流露，同时也更是因为高立民不同于她周围年青人身上所独有的丰采和才华引起的感应。身处落难之境的高立民，在缺少关爱，缺少人性温暖的生活境况中接受了姐姐的爱情，是一种极其自然，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他们之间思想的沟通、情感的交流，实则是在一种他们并不清醒的反常条件下的需要互补。城乡之间多年来在物质和精神文明上存在的差距，在排斥理性的荒唐社会环境中被激情与无奈暂时掩盖了。而当社会秩序、生活状态趋于正常后，原本蕴含其内的种种不和谐与矛盾的因素便自然而然在凸现出来。悲剧的最后产生也就在所难免了。

不是作者要把这场爱情写成悲剧，而这场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这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我们都是怀着最真诚和迫切的心理祈盼他们永远恩爱幸福，但现实是无情的，任何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都会鲜明地洞悉他们无法结合的结局。不是他们爱的不真、不深，也不是他们太世俗，而是现实生活的逻辑性注定了他们难以结合。即使结合，他们之间现实条件的巨大差异，也将会给未

来的生活带来无数的矛盾和痛苦，以致将爱情消磨殆尽。“路遥说过，他创作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农村和城镇的‘交叉地带’，他认为这一‘城乡交叉地带’包含着种种的矛盾，纵横交错，就像一个多棱角的方锥体，有耀眼的光亮而，也有暗影，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相互折射。“”[2]《姐姐》的深刻之处，正是通过处于“交叉地带”的男女爱情故事的描述，揭示了其中包容着某种历史性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融合与激化。

然而在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农村姑娘孙兰香与高干子弟吴仲平的爱情却是以一场两人喜结连理的喜剧收场。难道那种待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律在他们两人身上没起多大作用，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看孙兰香与吴仲平的基本情况对照。孙兰香——出身：农民身份，大学生；性格特征：自尊、自强、沉稳、自信；接受文化影响：城市文化，吴仲平——出身：高干；身份：大学生；性格特征：开朗勤奋；接受文化影响；城市文化。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兰香只是出身情况与吴仲平不同，其他条件与之相比毫不逊色。尽管如此，由于兰香的出身问题，她与仲平的恋爱一开始还是受到排斥的，后来得到吴仲平父母承认的过程也是曲折的。孙兰香是不被吴仲平父母认可的，就是因为她是从农村来的。促使吴仲平父母转变意见的，除了儿子的坚持和喜欢外，主要是兰香超越了自己的出身，克服了原本所属阶层的狭隘性。文化和思想意识有了质的变化，真正融入了城市。试想，兰香如果不是北方工业大学的高才生，她能够与吴仲平走到一起吗？吴仲平父母虽然不满意她的出身，但是却认同她的身份——名牌大学学生，这意味着她将来有着光明的未来。他们认为这是可以与吴仲平相般配的。身份一直是农村人走进和融入城市最大的障碍，更是横亘在城市与农村青年之间真挚爱情的高压线，很多爱情悲剧都与它有着直接的关系。诚然，我们的出身无法改变，但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变我们的身份。对于农村孩子而言，考上大学就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捷径。即使是处于21世纪的今天也是如此，更何况在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青年要进入城市，那就必须通过学习并汲取城市文化的营养，克服自身文化的不足，通过质变使自己融入其中，直至被城市文化认同。吴仲平的母亲最初反对他与兰香的恋爱，对兰香的排斥其实也表现在文化上的行为习惯、语言、思维方式等。兰香虽然出身农村，也深受农村文化的影响，但通过不断地学习，尤其是大学的学习让她吸收了城市文化的养料，接受了城市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摒弃了农村文化中封闭、自卑和狭隘，变得从容、自信、沉稳、坚毅，她的这种质的变化，使他很快融入了城市文化中，得到仲平父母的认

同，得到城市的认可。

从姐姐和兰香的爱情结局来看，我们不能仅仅只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只看到了故事的表面层次。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即事物所反映的内在涵意。在我们的头脑中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两种不同的、截然相反的爱情结局是无情的现实造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路遥只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来讲述故事。归根结底，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巨大差异扼杀了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的爱情。“因此城市和农村的矛盾，现代文明和落后的矛盾，是现实生活的客观存在，更不仅影响着青年人的爱情选择，也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向前发展。爱情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活，离不开人们的物质基础。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尽快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这样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3]巴比塞曾经说过：“和现实人生脱离关系的文学，现在已经成为死的东西；现代的活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了。”[4]创造服务于现实人生的活文学，正是路遥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核心和出发点。

注重细节描写的真实与准确

“路遥坚持依循现实的客观逻辑来再现和表现生活，以及渗透于文本始末的直面人生的信念，体现了路遥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5]在其作品中，路遥特别注重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力求人、事、景、境的具体逼真性，体现出对文学现实性、可信度的艺术追求。路遥将其生命之根、艺术之根深深扎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上，满怀深情的描摹故土父老乡亲的众生世相。为了保持生活的逼真感，他毅然阔别妻女，扛起行囊，远离城市，开始了体验与创作同步进展的艰难历程，以便“随时将作品的细节带到环境中去印证，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立即到生活中去补充。”[6]无论是在故纸堆中查阅背景资料，还是数年间背负书笈、掷身各界与书中人物同历人生的精彩与无奈。例如，为了真实地表现《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煤矿生活，路遥专门到陈家山煤矿进行为期几个月的体验与感受；为了写好书中一个“小人物”——省委书记的生活状况，路遥费尽心思地到人家家里“溜达”了一圈。这些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与张扬了路遥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作为一出大戏的导演，路遥的出色不仅在于能够适时而巧妙调度每个出演角色，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能够阅览全局，审察每一个细枝末节，甚至包括背景上的一花一草，力求使每个细节都能完美准确地融入作品整体建构之中。“要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蹲’在一个地方就不能达到目的，必须纵横交织地去全面体察

生活。”[7]步入路遥的艺术世界，恰好走进了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不知不觉中与人物同喜同悲、相歌而泣。高加林难抑愤懑与羞臊的叫卖；孙少平弯腰曲背的牛马苦役；高大年金榜题名时在女友学校门口的徘徊与自责；还有田晓霞心愿未果的猝死；刘巧珍痛定思痛的坚韧；黄亚萍的诗性才情„„所有这一切又是如此清晰而逼真地活灵活现于我们面前。于是一个疑问在心中升腾，是这些“熟悉的陌生人”走出虚构的世界，化作现实的你、我、他；抑或是现时的我们对号入座，站立在他们彼时的位置？也许现实主义艺术的真谛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把主体对存在的审美感受，以存在本身的真实形象予以再现，甚至达到比存在更为真实的境界。 在路遥的短篇《风雪借梅》中，作者多次抓住了进城两个月后的康庄几个外貌细节描写：“原来很瘦削的他，现在居然脸盘胖胖的，有点城里人发福的样子。头发也理得整整齐齐，似乎比原来黑亮了一些。身上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涤卡衣服，新倒是新的，但上面沾着许多油腻，显得污脏，„„康庄抬起头，一丝激动的情绪涌上他胖胖的脸蛋，可是很快就又消失得干干净净„„她看着他那颗胖了的头，看着他平庸的脸上那麻木的表情，看着他那一身工不工农不农的肮脏的衣服„„她愤怒地扬起手，在那张吃喝得油腻腻、肥乎乎的脸上狠狠打了一记耳光。”[8]由于关所长的“照顾”，康庄从那个一年半载见点白面儿都难的穷山沟跳到了城里粮油公司当炊事员。两个月的时间，他已经与在农村时的状态不一样了：“脸盘胖胖的，头发比原来还黑„„”这是对康庄的第一次外貌描写，也是冯玉琴对进城后的康庄第一次细心打量，担惊受怕中看到了让她日夜思念的康庄哥，充满爱意的双眼中惊喜的发现自己的心上人有了意外的变化。那时，在她的眼里，他是可爱的、是她的全部。

当冯玉琴得知康庄这些变化的真实原因后，愤然要求康庄辞退那份工作，和她一块回老家去的时候，康庄的表情是“一些激动的情绪涌上他那胖胖的脸蛋，可是很快就消失得一干二净。”冯玉琴不畏惧权势，不爱慕虚荣，不贪求物质，她追求真挚的爱情，追求精神的自由。他希望能够和自己亲爱的康庄哥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不可否认，康庄是爱冯玉琴的，在听到她如泣的真情告白后，内心也很激动，很亢奋，同时也更矛盾。但是一想到，如果和玉琴回去结婚，就会失掉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错过在城里生活的机会，一时涌起的那股男子汉的热血也迅即冷却了下来。冯玉琴对他们的爱情是抱有希望和幻想的，然而在听到康庄那毫无骨气，毫无血性的话后，他有些清醒，她猛然发现自己一直亲着爱着的男人竟是这般懦弱，她“看着他那颗胖胖的头，看着他平庸的脸上和麻木的表情„„”

他失望了。玉琴是个顽强的人，不愿这么快就承认和接受自己这场受情悲剧的结局。她想用自己爱情的力量重新唤起康庄对他们爱情的坚持。然而康庄的庸俗、窝囊、物质和无能让她彻底绝望了。当这个炊事员没心没肺地去动那枝寄寓了玉琴不畏强暴、不怕威胁、忠于爱情、自由、理想，在冰雪中凌寒傲然开放的腊梅时，“她愤怒地扬起手，在那张吃喝得油腻腻、肥乎乎的脸上狠狠打了一记耳光„„”这时的冯玉琴对那张胖了的脸是充满厌恶和鄙视的。

这一外貌的细节描写，真实地体现了冯玉琴对康庄由爱到恨的感情变化。冯玉琴是个精神境界较高并有自己独立人生信念的女性，没有欺骗自己的良心，忠贞于纯朴真挚的爱情梦想。可这梦想给一个庸俗软弱的康庄击碎了。这个为了“进城”而甘愿出卖自己爱情的康庄，在精神上与冯玉琴格格不入。路遥在对他的外貌细节描写上，也无不表现出对这种利欲熏心之人的嘲讽和鞭笞。在这里，细节描写的刻意求真功不可没。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与田润叶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后来少安当了农民，润叶虽有公职，仍然一往情深。她约请少安进城相见，当两人漫步原西河畔时，作品写道——“呀，你来看！”润叶指着前面的一个草坡，大声喊叫起来。少安停住脚步，向她手指的方向望去，他什么也没看见。他奇怪地问。“什么？”“马兰花！看，蓝格莹莹的！”少安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哩，原来是几朵马兰花。这些野花野果，他天天在山里看得多了，没什么稀罕的。润叶已经跑过去，坐在那几丛花的旁边„„[9]女性天生喜爱花草，更何况在乡野长大，此刻已萌动爱意的润叶，因此，润叶先喊了一声，再过去坐在花旁自在情理之中。而此时少安是个地道的农民，整日要为生产队操心，为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奔忙，故而既无闲情逸致浪漫一下，也实在觉得这些花草没什么可稀罕的，与他每天手握肩扛的农具没有什么两样。如此精到传神的描写显示了路遥体察生活、雕塑人物可透纸背的力量。阅览路遥的作品，我们可以获得对自然、社会、历史与时代更为真切的认识。

如果说身份、地位差距对爱情的影响只是外在的话，文化层次则可能伤害爱情的实体。爱情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感情的交流，而交流则需要畅通的交流渠道和对等的交流平台，这就是所谓的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不可避免地需要文化层次的参与。我们知道，不同文化层次使人对相同事物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在交流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理解上的障碍，这种障碍必然会对爱情的产生、发展、结局产生重要影响。当一发不可收拾的情感突遇世俗的无情冰川，情要凭借什么来正常延续，而爱又怎能实现应有的升华？润叶和少安之间的文化

水平的差异，必然会对他们之间的交流产生影响，尽管上述的小插曲没有引起热恋中润叶的丝毫不快，但我们不能忽略这背后所蕴含的东西，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未来如果走到一起时所可能面对的棘手问题。真正面对婚姻生活的时候，文化的差异会很现实的显现，交流的障碍会更多地产生，到时他们如何去填平那巨大的鸿沟，又怎么去维持感情的天长地久？仅仅是那彼此之间的欣赏吗？恐怕还远远不够！

当然我们不是提倡那种绝对“门当户对”的婚姻，只是在论述爱情当事双方存在巨大差距的不可行性。爱情当事双方的差距应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否则和谐的爱情必然会掺入不和谐的因素，甜蜜之中也会显现苦涩。所以我们就应该理解路遥对爱情的如此安排，这是一种尊重现实和生活规律的表现。文学作品虽高于现实但毕竟是来源于现实，作者不可能无视现实对于文学作品的要求。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

路遥是一位追求崇高博大，恪守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真诚的拥抱生活，表现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笔耕不辍。“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可以用‘四个一’来概括：发现并描写了一个典型的环境——‘城乡交叉地带’，成功塑了一批典型人物——高加林等；一部蜚声文坛的中篇小说——《人生》，一部具有史诗风格并获得茅盾文学奖，而且长期以来深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10]

从根本上说，路遥小说的成就（魅力）在于成功的塑造了奋斗在“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系列形象，反映了城乡交叉地带丰富多彩而又纷繁复杂的生活，从独特视角反映了城乡对立格局下的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进程，立意高远，气度恢宏。这些青年来往于城乡交叉地带，为寻觅理想，改变自身状况而奋斗，如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马建强、薛峰和郑小芳、兰兰、刘丽英等。

在这个群体当中，小说《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是最有争议和值得注意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普通的但却是才华横溢的乡村知识青年，他身上既体现着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 自尊、自卑、自信错综复杂地交织在高加林的性格中。他向往一种新的生活，对现代文明有着热烈的追求。然而他又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角落”里：一个能呼吸到城市文明的空气却有保留着古老、落后的习俗的城镇郊区，一个交织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具体的生活环境。

小说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多层次地展现了高加林这种悲剧性格的

形成过程。高加林并不是那种在爱情上很随意、见异思迁的人。相反，他在爱情上是相当严肃的，他对巧珍的感情真实的令人无可置疑。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一开始就存在的，甜蜜而又痛苦的矛盾。在他由于偶然的机遇而出现命运转机后，在对自己做了重新估量之后，矛盾的离心力很快就超越了向心力，他和巧珍的爱情逐渐被同黄亚萍高雅而又世俗的恋爱所代替。 他和巧珍的离异标志着他同“土地”的最后决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终于迈出了令人遗憾的关键性一步。高加林无法安于做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所以他遭到了城市和农村的双重拒绝。一直以来，人们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褒贬不一：称颂者有之，咒骂者亦有之，很难把他按照惯常标准，归结为“好人”还是“坏人”。其实这也正好契合作者的创作意图，使人物形象不再格式化和单一化，不再把主人公塑造成“高大全”，而要让人物形象存在争议，制造一种“残缺的美”。这样才更接近和符合现实存在，更好的说服读者，感动读者。特定的年代、特定的环境、特殊的经历造就了高加林典型的性格形象。“高加林是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在高加林身上集聚了种种的矛盾的性格„„种种矛盾汇聚一身，可能使习惯欣赏简单化人物的读者感到不可理解，但我们却通过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格，看到了像万花筒的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11]高加林对生活环境的强烈不满，要求摆脱土地束缚的渴望和骚动，完全符合人类生存的正常要求。作为一名知识青年，他对农村窘困的生活状况有切身的感受，也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精神文明的匮乏深感痛苦和悲哀。所以，他的逃离或者背叛（故土），不是对农村贫困生活的畏惧，而是对单纯物质生活的超越，体现了对故土现实生存状况的理性认识与思考。由于他对历史和时代发展潮流的缺乏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所以在现代文明积极主动的靠拢与追求中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高加林的悲剧，是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文明在向现代文明转换中所必须付出的惨重代价。从本质上说，高加林“就是复杂到相当真实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 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双重性的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生社会的复杂性、流动性的生活反映和深刻表现”[12]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艰难选择的成长历程，浑厚苍莽，丰富深邃的内心世界，痛苦、矛盾和焦灼的灵魂，高昂的生命激情，使高加林这个典型人物富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胜利者和失败者。[13]高加林的形象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当之无愧的。

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和创新

路遥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创作的继承者。当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人生》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他决定还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平凡的世界》。此时，我国文学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风起云涌般地席卷全国，冲击着作家的创作，而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的一些人又过分夸大了这些新思潮、新流派的作品，他们开始贬低甚至排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出了“现实主义过时论”，面对这一文学现象，路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决不人云亦云，附庸新潮。他首先客观冷静地正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个现实，即：文学形式的变革同人类生活自身变革一样，是经常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某些新文学的表现形式失败了。也无可厚非。而作为作家，绝不能狭隘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学观点和创作。接着他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思考。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乃至我们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方面，还没有达到类似19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伟大的程度；现实主义在我国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正处在一种发展的阶段。他坚信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现实主义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投向广大的读者，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14] 虽然我国的读者层次比较复杂，但是就大多数读者群来说，容易接受的还是现实主义这种文学样式，只要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就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因此，现实主义应该存在和发展。他说：“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15]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决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来结构《平凡的世界》这部规模宏大的作品，他说：“我要在前面大师们的伟大实践和我自己已有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经验基础上，力图有现代意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16]他决定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结构这部作品的另一个心理动机就是对这样一部作品，绝不能盲目地追赶时髦，不能用“实验”的态度投入，而必须采用自己认为是较可靠的现实主义的方法执行。坚持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创作《平凡的世界》，在当时来说，无疑是坚持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品格，很自然地就陷入了一种孤立的境地。面对这种孤立，他以更强大、更振奋的精神进行了一种个人向群体的挑战，并在这种不懈怠的挑战中，胜利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在发表之初，却没有引起评论界的足够重视，认为它落后于文学潮流，不合时宜，

很“土”，很“笨”。然而正是这“土”和“笨”却获得了成功，成为西北地区首部“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这一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柳青精神的继承和坚守。在《早晨从中午开始——创作随笔》中，路遥写道：“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创业史》第二部在《延河》发表时，我还做过他的责任编辑。每次见到他，他都海阔天空地给我讲许许多多独到的见解。我细心地研究过他的著作，他的言论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他帮助我提升了一个作家必备的精神素质。在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我比较重视柳青的《创业史》„„这次，我在中国的长篇作品中重点研读了《红楼梦》和《创业史》，这是我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17]

正是对柳青的继承，使路遥取得了在文学道路上的成功。当然，路遥不但有继承，还有创新和突破。首先表现在，路遥小说的题材上已不是柳青固定一地的农村，而是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生，反映现代生活方式与古老生活方式、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其次是，路遥在人物复杂矛盾性格形象的塑造上也超越了柳青。在《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已有了“自我意识”，他们以个人而非集体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拼命的劳作，不懈地追求，为了是寻找自己的幸福和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的成长史就是直面生活，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史。《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他肩负的是集体使命，他始终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受苦就是享乐。徐改霞想进城当工人，她并不是从自我的角度替自己未来的生活和前途着想，而是坚定地从共青团员的使命和责任方面要求自己必须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贡献。另外，拿《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在对待恋爱问题的态度上可作一番比较。在爱情问题处理上，梁生宝和孙少安同样都对自己与心爱的姑娘采取了“回避”态度。但梁生宝对徐改霞的回避是因为忙于互助组的组建工作，这显然是一种为理想的实现而做出的牺牲，是人的公而忘私好品格的体现，其精神境界固然显得崇高，却也让人感到不近情理。而孙少安拒绝了田润叶的爱情，则是一种紧贴现实的描写。他虽然对田润叶那一份真挚的感情始终难以忘怀，但他又清楚地看到了彼此之间由于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巨大悬殊所形成的现实距离。所以他没有沉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去放纵自己的感情，而是非常冷静地忍痛平息了感情上的波澜，迅速在现实提供的机会中把握你一份属于自己的平实的美满。在人物把握上，作

者一点也没有把他写成《创业史》中梁生宝那样的“先进思想”的代表，而是将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中国农民来表现。对孙少安曲折的爱情生活描写不仅准确地把握了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这种爱情悲剧产生的根源，固然是由于孙少安传统的婚姻观念导致了他不能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然而作品的深层之处更在于提示了孙少安、田润叶的爱情不但受着社会生活的制约，而且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极大地影响着孙少安的心灵和感情，使他的合理人性和自我意识不能得到张扬，而只能成为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受害者。总之，《平凡的世界》对农村年青一代的爱情描写，不仅 表现了人物美好的心灵世界，而且通过他们种种的爱情纠葛，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使人们看到了特殊的年代，特定的社会环境是如何制约着人的正常感情和追求、造成了悲剧的爱情和婚姻，这就大大强化了人物爱情的时代内容，深刻提示了人物性格和命运所包蕴的丰富的社会意义。同时，也显示了路遥小说创作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更高层次的理解和把握。后人在学习和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时往往会有意识地加进你本人对时代、对文学、对生活的理解，使得前人的经验进一步完善。路遥真正的做了这一点，他对柳青创作手法的创新、发展多于继承，毕竟时代在变，文学在变，人的思想观念也在变。

注释：

[1] 阎慧玲：“城乡交叉地带”的文化冲突[J]. 长治学院学报，2006，23（3）：42

—45

[2] 晓蓉、李星：《深入生活，写变革中的农民的面貌和心里》，文艺报 1981年第

12期

[3] 廖晓军：《论路遥爱情题材的短篇小说》《路遥评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P306

[4] 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致路遥》《路遥评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P125

[5] 王永军：《论路遥的现实主义精神》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2期

[6] 路遥：《答延河编辑部》 《路遥文集》 第二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P306

[8] 路遥：《风雪腊梅》 《路遥文集》 第二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P253-P258

[9] 路遥：《平凡的世界》 第一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P116

[10] 王国彪：《平凡的世界中不平凡的成长故事》 《名作欣赏（学术版）》2006

年第6期 龙源期刊网

[11]陈骏涛：《对变革现实的深刻呼唤》 《人民日报》1983年3月22日

[12]阎纲：《关于和阎岗的通信》《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P404

[13]路遥：《关于的对话》《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P413

[7]、[14]、[15]、[16]、[17]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文集》第二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P23、 P11、P15、P16、P19

参考文献：

[1]《路遥评论集》 李建军、 刑小利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版

[2]《路遥研究资料》 雷达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年版

[3]《路遥文集》五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4]《对变革现实的深情呼唤》陈骏涛 《人民日报》1984年3月22日

[5]《在交叉地带耕耘——论路遥》王愚 《当代文学评论》 1984年第2期

[6]《扶路遥上山》 高建群 《延安文学》 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