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理论的谱系及社会管理再生产

　　摘 要：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批判洛克、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的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主要内涵包括：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和源泉；经济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本质；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启示我们在当前社会管理中，要以服务型政府为指导，正确处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发展非政府组织，促进社会的和谐自治和依法管理社会。

　　关键词： 市民社会； 服务型政府； 非政府组织； 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1-0015-04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Theor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MA Quan-zho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ffairs，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23，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society theory which is on the bases of many persons such as Locke and Hegel is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m. Its main ideas are that civil society is the base of the nation， and economy is the essence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future world is combination of people with liberty. This implies us tha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governance we should follow the theory of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nation better， and develop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mprove the self-governance of society itself.

　　Key words： civil society；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ocial governance

　　自上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以行政国家为特征的国家主义的没落与市民社会逐渐兴起，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股“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全球热潮。在我国，随着行政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入，也迫切需要加强对市民社会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从中探寻适合我国语境的社会管理的治理路径。笔者尝试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谱系进行梳理，揭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以及其中蕴含的社会管理思想，旨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社会管理的具体思路。

　　一、市民社会理论的谱系

　　以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为标准，市民社会理论大致分为近代自由主义时期、国家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三种市民社会理论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哲学家们对政治和现实的不同理解，同时也折射了时代的变化和演变。

　　古典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这一时期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是，没有明确提出市民社会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是隐含在国家理论之中。霍布斯的国家理论是建立在人性论、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论基础上。他认为人的本性具有这样的特点，在缺乏权威约束的情境下，人们彼此互不信任、相互恐惧，人们被迫运用自然权利保护自己，因此人们便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为结束这样的状态，人们便彼此约定，放弃自己的全部权利交给一个人或一些人组成的会议，这样“利维坦”便诞生了，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便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因此，在霍布斯的理论中，国家是绝对国家，对臣民拥有绝对的权威，国家是高高在上的“利维坦”，在国家之下只有臣民而没有市民。只有在国家权威的笼罩下，臣民才能获得生命和安全的保障。洛克也是在自然状态的假定下展开他的理论体系的。但他的自然状态与霍布斯有明显的分野，他认为自然状态下，所有个体都是他本人和私有财产的拥有者和绝对主人，所有人彼此之间是平等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是一种重要的权利，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1] 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最缺乏的是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权威，为此，人们应当订立契约从而建立国家，这样的共同体便是政治社会，在洛克这里，市民社会是和国家是重合的，市民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文明社会的同义词。洛克认为，公民社会高于政府，所以政府必须对公民社会负责，因而公民社会必须对政府进行制约，保证此目标实现的举措是宪政、法治和分权。在洛克分权理论的基础上，孟德斯鸠更加注重权力的制衡，由此提出了他的三权分立的思想，通过权力的制衡和相互制约，使社会免受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侵蚀，从而保障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古典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由于没有形成清晰的市民社会概念，而是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混为一谈，遭到了黑格尔等的批判。黑格尔在批判洛克等人的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国家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是国家主义市民社会理论集大成者，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市民社会概念的思想家。他认为，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市民社会是一种在家庭和国家之间有一定差别的阶段，市民社会需要以国家为前提，同时为了巩固国家而存在，市民社会需要一个作为独立的事物在它面前。[2]197在黑格尔看来，个人的私欲是市民社会的原动力和市民社会运行的原则，在市民社会人们彼此之间的身份是市民；与市民社会不同，国家关注的则是普遍的公共利益，是人们根据和依照法律和政策进行的公域，个人在国家中的身份是公民。[2]96因此，国家的公共利益高于市民社会的私人利益，国家高于社会，为了克服市民社会的缺陷，需要国家对市民社会进行干预和控制。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建立在他的绝对精神观念之上的，他认为，自由意志的发展要经历抽象的法、道德和伦理三个阶段，与此对应则是家庭、社会和国家三个阶段。市民社会虽然具有独立的特征，但由于市民社会强调个人私利的天然缺陷，只有代表着普遍利益的国家才能克服这些缺陷。黑格尔是系统论述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一人，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与国家明确区分开来，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建立在伦理精神之上，而非现实之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受到了马克思等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 　　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再解读

　　马克思首先肯定了黑格尔的国家和社会二分思想的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他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马克思首先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批驳，认为黑格尔颠覆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社会决定国家而非相反。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社会是第一位的，国家是第二位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国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乃是一种私人利益体系，基本包括了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马克思认为，官僚体制和等级会议也无法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因为国家和市民社会已经分裂，市民社会的缺陷只有在对国家的去魅中通过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克服。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建立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其不同于之前市民社会理论内涵的理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第一个支点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与黑格尔认为国家高于社会不同，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 由此可见，市民社会构成了社会生产领域，属于经济基础，而与此对应的，国家则构成了上层建筑范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表明国家是社会的衍生物，社会的发展制约和影响着国家的变化和管理模式，只有国家管理模式适应了市民社会需要才可能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相反，与市民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国家管理模式，只能阻碍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其本质在于这种组织是建立在物质交往之上，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经济关系。“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政治国家”。[4] 市民社会的经济交往关系是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关键。市民社会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有深刻的时代和历史背景。所以，市民社会的一切变化都可以从生产的发展和人们之间的交往中寻找源头。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这段时期，市民社会的最大变化是非政府组织的勃兴。根据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本质的论述，可以推断，非政府组织是人类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风险不断增大、社会不确定性增加和复杂性增大的情况下，市民社会为了实现自我治理而出现的新型社会组织。非政府代表着一种新市民社会，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矛盾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国家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不能继续有效实现市民社会治理需求的一种表现，因此，可以认为，随着新市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它必定取代并超越市民社会。[5]121-127

　　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阶级的和以阶级对立为特征的那些社会，终将会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而在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单个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描述，是对市民社会最终发展道路的展望。在自由人联合体中，马克思扬弃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创造的新社会，这是对个人与社会以及国家关系的新思考。马克思认为，个人他的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表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才能克服市民社会的弊端。在此，马克思把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把人的解放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当前的社会管理中，人的全面发展和对人的伦理关怀是社会管理首要目标。因此，在具体社会管理治理路径重新选择上，强调服务价值和伦理精神的服务型政府便是当然的选项。

　　三、社会治理路径的再生产

　　当前，我国正处于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如何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市民社会，是我国当前政府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必须面临的问题。新的历史时期，以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为指导重建我国的市民社会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原则，同时也能有效避免当前一些地方社会管理的一些错误做法，促进我国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具体治理路径的选择上，首先要以服务型政府为社会管理的方向，其次，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同时还要避免目前社会管理的一些不适当做法。

　　1. 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人类社会经历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是低度复杂性的社会，与此相对应的是强调权治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是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社会形态，与此对应的是行政范式和社会治理模式是管理行政；后工业社会是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社会，管理行政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下无法应对新的社会现实对它的挑战，因而时代需要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以应对风险社会的需要。在后工业社会，社会深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利益主体多元且分化，导致社会危机事件频发。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是属于一种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6] 是以“服务价值”为核心价值的社会管理模式，它能克服管理行政“效率至上”和“形式理性”的缺点，从而能够使社会风险最小化，促使社会管理向走向善治。

　　2. 社会管理创新要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我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和国情，导致我国的市民社会长期处于发育不健全的状态。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如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成熟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仍然处于成长阶段。因此，扶持和培育市民社会是我国政府社会管理的首要任务。由于市民社会发育不充分，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会导致两种倾向，一种是由于弱社会而造成的国家集权主义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状态。我国建国后的30年计划经济是这一模式的典型写照，这种模式的负面效应体现在社会的严重萎缩、政府职能的全面扩张、行政效率和效益的双重低迷。这种模式已经被历史所否定，因为它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科学论断。另外一种是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忽略，导致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混乱，形成国家权威流失和市民社会失范的双重效应。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当前的社会管理既要体现市民社会的主体地位，又要发挥国家的引导和培育市民社会的职能，促进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国进行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避免立基于原有结构的政府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运用及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或者说，要避免因政治危机而引起的社会失序或动乱，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现代化导向’，必须防止转型中政府权威因其不具有外部社会制约性或因社会失序而出现的向传统‘回归’”。[7] 　　3. 社会管理创新要培育发展非政府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后工业社会的扑面而来，特别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的到来，一种和政府不同但却具有某种政府实体地位的组织诞生了，这就是以代理机构、权力主体与其它政府实体等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5]121非政府组织具有协助政府提供与居民密切相关的公共物品的功能；能培育公民的自治和民主参与能力；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起到中介作用；非政府组织的伦理特性能促使市民社会道德精神的培育和对政府伦理精神的促进和示范；非政府组织在风险管理和促进社会公平上也有其独到的作用。建国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非政府组织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这一局面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改观，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了相当数量的非政府组织，为我国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仍然存着官办色彩浓厚，独立性不强、资金来源渠道狭窄、准入限制约束多、自身内部管理官僚化和暗室操作等问题，这些特征因素都阻碍着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发展。非政府组织是新兴事物，他代表着“新一轮的社会运动正在发生，那就是以非政府组织为标志的新市民社会的生成”。[5]121因此，作为新生的市民社会因素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因子，政府要创造条件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首先要改进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模式，改变我国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降低非政府组织的设置标准，为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发展制造一个适宜的环境。同时，政府在必要时给予非政府组织一定的财政支持，支持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活动。[8] 其次，使非政府组织“去官化”，增加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功能，使其能够真正成为独立的市民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去官化”主要是指非政府组织摆脱政府的行政指令，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是两条平行线，没有交集。与此相反，非政府组织需要与政府密切合作，承担政府不适宜承担的部分职能，政府从非政府组织中购买服务或政府委托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从而形成二者的合作治理伙伴关系。

　　4. 社会管理创新要避免目前社会管理中的一些错误做法，要加强依法管理社会，促进市民社会的自治。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从工业社会迈入后工业社会，我国社会也正处于工业社会或向后工业社会前进的阶段。后工业社会的特点是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危机事件频发和不确定事件增加，许多地方政府的因应之策是实行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是不适宜的。网格化管理在本质上属于管理型社会的集权管理模式，以固定的思维去应对高度复杂的社会现实，实际造成的效果只能是社会管理高成本和低效益，社会和政府矛盾会越来越尖锐。正确的因应之道是继续深化经济、行政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正确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还市民社会以独立的空间，促进市民社会的自治。所以，危机事件频发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不是政府加强对社会控制的理由，相反，政府的过多控制和不规范行政以及政府和行政人员的寻租行为是造成危机事件频发的根源。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目的是使社会达到良性运行和善治状态。[9] 因此，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政府重新给自身职能定位，给予社会以自治的空间和发展社会组织，同时加强依法行政，建设透明政府，效能政府。

　　参考文献：

　　[1]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三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290.

　　[2]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9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49-251.

　　[4]郑光梁，魏淑艳.马克思主义分析域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生成 逻辑[J].求索，2011，（11）：54-56.

　　[5]张康之，张乾友.公共生活的发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121.

　　[6]张康之.论伦理精神[M].南京：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 出版社，2010：186.

　　[7]邓正来.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M]//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 国视角，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4.

　　[8]姚迈新.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边互动 [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0，（1）：21-25.

　　[9]马全中.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2，（5）： 92-96.

　　[责任编辑、校对：任山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