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关乎党的命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一、道路关乎党的命脉 　　以苏联共产党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苏联和东欧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曲折， 1990年苏联解体，有其深刻的根源，一是经济因素。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形成与30年代，在发展进程中显示过巨大的优越性，创造过公认的历史功绩，使苏联得以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但这种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有很大的缺陷和弊病，一方面只注重重工作的发展，不注重关于改善民生的轻工业的发展，从而导致这种争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这种争霸型经济不能够充分发挥地方、企业以及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缺乏活力与生气，最后失去创新的动力；二是政治因素。苏联政治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其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执政党没有找到如何管好党和参与国家管理的途径。苏共长期的执政地位加上法制不健全，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使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党严重脱离群众；在党内还难免有各种不良分子，他们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并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干出各种违法乱纪的事情，严重地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败坏党的声誉和形象，引起人民的不满以至痛恨。其二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集中于党和领导干部手中，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削弱了社会主义民主，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趋同”，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实际上完全采用西方的一套，搞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削弱和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权力。三是在文化问题上走极端。先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神圣化、教条化、封闭化，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一概排斥；后来又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民主化”、“公开化”、和“多元论”，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并最终在指导思想上完全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四是苏共背离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无视苏联各民族发展的实际进程，出现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失误，严重伤害了非俄罗斯族群众。1936年，斯大林提出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从1917年到1936年，短短的19年何谈建设社会主义。）并以此为出发点，认为各民族权利平等、经济和文化等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在实际工作中又容忍俄罗斯大民族主义长期存在。苏共的这些错误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不仅引起各少数民族对共产党的不满，而且造成少数民族对俄罗斯民族更大的仇恨和隔阂，人民群众对苏共的强烈不满，民族矛盾的激化和冲突，最终导致一些共和国宣告独立，苏联解体。五是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妄图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非战争手段搞垮社会主义。1975年尼克松提出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战而胜”战略；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明明白白的指出，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前苏联不幸被尼克松言中，他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年已经解体了。 　　二、道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 　　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历经半个多世纪，一次次的伟大尝试都失败了，无论是国家还是民族及人民都处于埃打、埃饿、受凌辱的命运，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才开始找到一条救助国救民之路。 　　（一）天朝帝国梦被打碎 　　中国人民从1839年虎门消烟开始，先进的中国人都在寻求中国的富强之梦。大家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后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共有13款，主要内容有：五口通商、割让香港岛、勒索赔款、协定关税、干涉司法、自由贸易等。鸦片战争的结果：首先是社会性质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领土、领海、司法等主权遭破坏。外国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次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再次是社会革命任务（革命对象）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中国从此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此，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二）师以长技以自强的探索破灭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如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上海），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然而法务运动发展到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却彻底的失败了，法务运动的失败却必然的：因为，首先，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其次，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再次，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对外妥协投降，（并联合资本主义国家围剿太平天国军）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最后，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对洋务知之甚少，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总之，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三）君主立宪制的软弱尝试 　　自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国土大面积被割占，而此时软弱的清政府却任凭帝国主义列强宰割。正在此时，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哀求光绪帝行新政，光绪鉴于民族危机也不得不考虑如何使中国富强进而抵抗外国侵略，免除亡国灭种的危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一场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初步设想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从人民生活的视角来看中国人民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埃饿、埃骂、埃打的悲惨境遇。在当时的英租界悬挂着，清同治七年闰四月（1868年6月），公家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建成后，英租界工部局即在公园门口派驻巡捕看守，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不准华人入园游览，引起中国人民的抗议，长达六十年之久。 南南京大屠杀中被日本人杀害了340000人。 　　总之，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看出，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运动还是辛亥革命运动都没有寻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只有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才逐步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