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清华校长

　　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梅贻琦 　　他24岁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但他连教授都不敢做。他跑去找自己的老师张伯苓求教，张伯苓劝导说：“年轻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于是他就老老实实地回到清华，老老实实做起了他的教授。没想到的是13年后，老老实实的他当上了清华的校长，他似乎无所作为，却充分发挥了教授在学校建设中的作用。他说：“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不是因为它有大楼，而是因为它有大师。”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期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他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逝世。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2011年，清华大学迎来了它的百年校庆。在历数清华灿若群星的人物时，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他就是服务清华近四十年、执掌清华和西南联大十七年、又在海峡彼岸创办了新竹清华的梅贻琦先生。 　　梅贻琦毕生的事业是和清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09年，他考取第一届庚款留美名额，在清华校史上的“史前期”就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除1915年初回国时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以外，他毕生在清华任职。1948年12月后离开大陆赴美保管清华基金，1955年返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成为新竹清华大学的实际创始人。梅贻琦毕生的事业在清华，他和清华的感情极深，常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来比喻他和清华的关系。他在清华确立了一套在今天看来还是颇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管理办法，领导清华大学走过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带领它度过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八年和复原三年。 　　梅贻琦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但在大陆他的一生却并不被更多人所了解，这或许和他晚年的选择有关。翻阅民国名人的传记和自传时，我们会发现许多大家都出自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要知道，1925年清华才从预备留美学堂改成大学。清华大学短时间内能跻身全国一流乃至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和梅贻琦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梅贻琦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他是一个最没有“大师范儿”的大师，寡言少语而内心坚毅，初与人相交并无多少人格感染力，看上去没有什么鲜明的领导才能。梅贻琦话少，更少下断言，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正是他办事公道、生活俭朴清廉、尊重人才和教学规律、刻意和政治保持距离的品德和办事风格，使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生敬服，从而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梅贻琦比蔡元培小21岁，比梁启超小16岁，和胡适、蒋梦麟是同龄人。与蔡、梁、胡等人相比，他少了些传奇色彩。和他们相比，他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家，一个纯粹的大学校长。他不去追求自己的学术地位，他也很少就政治、经济等公共事务发言，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办好清华这件事情上，心无旁骛，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这才是他的最伟大之处，这也是清华的最大幸运。 　　而且，与梅贻琦同时代的诸君子“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陈独秀、傅斯年、蒋梦麟、罗家伦自不待言，就是一代宗师蔡元培亦不免于小人之微词、敌手之非议，唯独梅贻琦是个例外，世人“翕然称之”，洵非虚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收集和研究过相当广泛的文字材料，而且一直抱持“苛求的心理”，搜寻时人和后人对梅贻琦的“异词”和“谤语”，却一无所获。这不能不说是梅贻琦创造的另一个奇迹。 　　风口浪尖上的继任校长 　　1930年初夏，北平一片平和景象，西直门外的清华园里，教授授课，学生读书，也是一幅象牙塔风光。然而，这景象的背后，却潜伏着清华大学建校以来空前的危机――任期不到两年的清华校长罗家伦走了，政府派来乔万选接任校长一职，也被清华学生们请进了小礼堂，签署了“永不任清华校长”的承诺。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校长往往挟政治势力而来改造清华，与清华历来盛行的学术独立于政治潮流之外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悖。 　　可是大学不能没有校长。一天，清华大学师生接到开会通知，又来了一位新校长，他要与大家对话。这新来的校长，就是本校教授，叫梅贻琦。 　　在就职演说当中，梅贻琦提到，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 　　“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的“大师说”，使清华师生对他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其实“大师说”不是梅贻琦一夜之间想出来的。早年清华国学院成立，邀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这四大导师，使清华成为中国国学研究的重镇，这其中就有梅贻琦的主张。那时，他是清华的教务长。就在梅贻琦就职演说时，被他尊崇的大师们也在静静聆听。清华自建校起就有尊崇教授的传统，梅贻琦的“大师说”，是将这个传统表述的更明确。他并不是把教授用来提高大学的声望，他是希望教授在学问和人格上，对学生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 　　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才，但如何教育学生，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才，一直是清华大学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梅贻琦一直旗帜鲜明地主张，教育学生的首要任务，是成就学生完全的人格。他希望清华能培养博极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而这种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出来。 　　清华师生就是这样看到了新校长的亮相，知道了他的想法。就在梅贻琦演讲的礼堂外，有一座清华毕业生捐赠的日晷，基座上刻着这样的字句：“行胜于言”。清华一向崇尚实干，师生们对这位新校长的态度同样如此。说是说，做是做，清华学子拭目以待。 　　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好像是故意要让人失望，梅贻琦在发表了颇有新意的演讲之后，便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似乎是整天躲在公文的后面，显得非常缺乏主见，他有一句口头语流传最广，叫作“我从众”。梅贻琦完全不同于那些被驱逐的校长，他没有独断专横，可是堂堂清华校长也不是这样无为而治随大流吧？是懦弱？是萎缩？是有所顾忌？ 　　仔细观察，人们发现，沉默寡言的确是这位校长的性格，而并不是什么畏缩的思想作怪，人们逐渐理解和接受了梅贻琦寡言的性格。但不久后梅贻琦的作为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梅贻琦开始从行政上削弱自己作为校长的权利。 　　二十世纪初，国内大多数知名大学都有“教授治校”的传统，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选出来的评议员和校行政首长共同组成“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常务机关，负责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在具体问题上，梅贻琦可以从众，旁人对他的批评，他都接受。但是，在大的问题上，他不遗余力地倡导鼓吹。譬如在清华他崇奉蔡元培先生的主张，把“学术自由”当做办学的原则。 　　教授们都清楚，梅贻琦是为学术自由极大地尊崇着“教授治校”的传统。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出于推行党化教育的需要，曾经力图摧毁“教授治校”，可是没有奏效。清华虽是国立大学，但办学资金来源于美国庚子赔款，并不依赖政府，所以能坚持“教授治校”的传统，那些要执行党国意图的校长就只好离开。梅贻琦上任后，不仅尊崇这个制度，并且把它的效用发挥到极致，教授们关于校政的决议他都认真执行，对于学术蛮横干预的事情没有了，教授的作用发挥了，梅贻琦也做稳了他的校长，而他寡言的性格也被清华师生理解和接受。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这句话，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

　　梅贻琦上任后，将延揽一流师资作为“努力奔赴第一事”。一方面他充分尊重原教授队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又多方礼聘。1932～1937年，先后聘请的国内外名师（包括一些当时即已崭露头角的新秀）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张岱年等。30年代清华园内名师荟萃，极一时之盛。 　　清华的文、理两学院历史悠久，基础很好，而工学院则是后起之秀，这与梅贻琦的大力建设紧密相关。梅贻琦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添设机械、电机两系，组成清华工学院。而后，清华开始实行文法学院大一不分院系，工学院大一分院不分系的措施。这种制度旨在加强学生的基础，拓宽学生的视野，避免过早进入专门研究的弊端。学生在这种制度下可以较多地照顾到个人兴趣，转系也不难，这是对清华的通才教育传统一个重大发展，事实证明是合情合理的。清华以后名家辈出，与这种“底子厚，后劲大”的制度息息相关。 　　总之，从1931年到任至抗日战争爆发起，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而且是在华北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梅贻琦在校政、教学、学术研究、学风、人才等诸多方面擘画精详，成绩卓著，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战火纷飞中的西南联大 　　1935年，当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华北的危机关头，是清华师生首先呼吁：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鼓舞着当时的青年，却遭到当局的镇压。军警到学校来抓人了，学生们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场的教授们没有对策，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梅校长。怎么办？然而平时很少讲话的梅贻琦仍然没有话。 　　后来国民党来跟他要名单，说：“你把学生的名单给我一个，好按照那个抓人啊！” 　　结果梅贻琦竟提供了一份名单。学生们不解，他们不相信梅校长会出卖学生。军警开始按照名单抓人了，后来的事实是一个学生也没有被他们带走。 　　为什么呢？后来弄清楚了，梅校长只是把前年的学生住宿的名单给了他们一个，结果他们到那儿一抓就都不对头了。 　　不知不觉间，梅贻琦做清华校长已经六年了，没有人再提出要更换校长，有人问其中的奥妙，梅贻琦幽默地回答：因为我姓梅，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时间走到了1937年夏天，清华放暑假了，然而仍旧有二百多师生留在学校。七月七日，留校师生听到了隆隆的炮声，不久，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开始流亡。 　　在“一二・九”运动之后，清华是对战局有比较清醒认识的学校之一。梅贻琦跟教授开会讨论如何应对。会上，果断地停建了几个大建设，把省下来的建设款转向投入了湖南，所以后来战争爆发以后，长沙临时大学才有一个落脚之地。 　　在长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三校师生齐心协力，艰难地度过了一个学期。但是，时局发生了变化，南京沦陷，武昌告急。1938年2月，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临时大学奉命于云南省会之昆明，4月底全部到达，本校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以来，学校的最高行政领导虽然仍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共同担任，但由于张伯苓和蒋梦麟两人常在重庆，并另有职务，西南联大校务工作实际上落到梅贻琦一人肩上。所以梅贻琦实际上既是清华校长，又是联大校长。而梅贻琦确实不负众望地把三校的兼容并包、坚韧自强、严格朴素的学风融为一体，创造了中国战时教育的奇迹。 　　1941年4月，值清华三十周年校庆，逢十本应该大庆一番。他认为国难校难时期，没有什么可庆祝的，“无已，则惟有吾辈工作之努力，作母校纪念之贡品……则他日母校之光荣，其清其华，不系乎一园之水木矣。”殷殷之情，不言自明。 　　战时的非常状态使梅贻琦不得不改变沉默寡言的性格。他常常要牵头去做许多与教学无关的事情。清华有庚款做后盾，经济实力远胜于其他两校，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这种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所以人们说：联大成功的奥妙就在于梅校长的“大”。 　　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大师，西南边陲因为有了这样一批文化守望者而孕育着希望。西南联大使中国在战乱频仍、半壁沦陷的情况下，保存了教育的元气和一份精神力量，可以想见，这里蕴涵着梅贻琦的多少心力和贡献！ 　　一生只为清华 　　时间迈过1946年的门槛，经过八年抗战，日本军队终于被赶出中国的土地，清华师生踏着满目疮痍的国土返回清华园。然而，学生们的课程刚刚开始安稳下来，国内情势聚变。1948年国共双方大决战，人们心里都清楚胜利的一方将会是谁。在这样的大局势下，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走和留的问题。但梅贻琦是决定要走的人。 　　很多人不能理解梅贻琦为什么要离开大陆，而他却有自己的考虑，他要保护好清华基金。清华大学的基金来自庚子赔款，想动用这笔校款必须要有两个人的签字才能生效，一位是教育部长，另一位就是清华的校长。梅贻琦离开大陆后，先在美国呆了几年，后来又去了台湾，他利用清华基金在台湾新竹创办了“清华原子能研究所”（后改称新竹清华大学）。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享年73岁。学生们心中的梅贻琦是“永远的校长”，他肯做事，忠于所做的事。在近五十年里，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清华，弥留之际的梅贻琦仍然不忘一直跟随着他的手提包。他去世后，人们发现里面装的竟是清华基金历年的帐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对清华的热爱无物可以隔断，他对清华的贡献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曾为清华大学题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他终身践行，给清华学子树立了完美的典范，他馈赠给清华大学的精神遗产必定与母校相始终。 　　（编辑 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