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向郭林老师学习
向郭林老师学习
描述:庞明老師在泰山極頂
图片:
简体文
向郭林老师学习
余 洋
前 言
我在這裏又要發發牢騷了。
今天我聽到別人告訴我:石家莊某某老師说,搞“庆贺智能健身节——祝老师生日快乐”活动如何如何的不对;河南洛陽某一個“大老师”也说了重話:這樣搞是破壞智能氣功!
有些人,胆小如鼠,自己不敢去做的事情,別人去做了,還要指東說西的,根本就不是智能功人的所為。正如前一段我鼓吹“網络電話组场調氣治病”,说我是“坑矇拐骗”,看看現在各個智能功的群体,不是纷纷都在開展“網络電話组场調氣治病”了嗎?不是都取得了相當的成效嗎?
我建议9月26日訂為智能健身節,是有着多重的意义,對我们的老师生日祝賀一下,也是无可非议的。我现在在泰国清迈教功治病,他们对智能氣功治病的效果惊訝无比,把我捧为“仙人”、“大師”。我很老实的告訴他们,我只是一個智能氣功的老師,我的老師才是真正的大师,过几天就是我老师的生日了,我们一起庆贺他的生日吧!
我前两天才從老師的書上看到,老师對对他的老師郭林前輩的讚揚和肯定,一個女人,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對以往的古氣功進行了彻底的改造,成為氣功科學的啟蒙導師,他曾3次被公安局抓進去,放出來以後,仍然繼續完成他的氣功事業。這和那些膽小如鼠的人,伸出個头,探探風向:這樣不可以,那樣不可以……相比的話,我想他们自己應該问心有愧!有什么資格還指手划腳呢?
我们的老師為了推廣氣功事業,也吃尽了苦头,也被抓起來过,正象老师文章里說的,“這個班還沒有開完就被逮起來了!”,放出來了以后,繼續推廣智能氣功事业,這才是我們真正的智能功人應有的精神,我们要學習老師的这种精神。智能氣功科學事業是一個改造人类的未來科学,我们必須要有前仆後繼的精神。
说東道西的人,也许是好意,但是纵觀整个智能氣功科學的研究者,還有几人念念不忘我们的老师?口口聲聲只是在吹捧自已。这樣做的人,不論他们用什么籍口为自已辯護,都不是真正的智能功人所为。所以我對他們的“忠告”也只好一笑了之!正像有些人說:地球要毁灭了!,嚇得都快了神經病了;我們的農民有一句很好的成語:聽“拉拉蛄”叫,就不敢種田了!就是讥讽那些胆小如鼠的人。
為了说明這個問題,我把老师對他的郭林老師的肯定到文章摘錄出來,可能對於某些人有一定的啟發作用。也許他們也是好意,但是我们智能功人不應該不停的發放一些壞的信息,僅就從這一點來看,我奉劝这些老师们還要好好學習,提升自己的功力才對!
一頓牢騷,又会得罪一大堆人,可能我70多岁了,已經不怕死了。就用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的两句詩來结束我的牢骚吧!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下面是摘錄老师的文章:
郭林老师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创立了新的功法,也吃了很多苦头
………………………
改革传统气功为什么从1971年开始呢?更确切的说是从72年开始。因为郭林新气功在这一年间问世。
郭林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一个烈士的后代。她本人姓林。她的名字叫林妹姝,又叫林冠明,她姥姥家姓郭,她以后改成姓郭,把她家的姓算作名,就叫郭林了。她是个中国画院的画家,刚解放时,周总理接见过她,她成立了画院。她是从美国到台湾回来的。她家有练气功传统,她祖父练气功,她还在外面学过气功。
1971年她想教气功,那时文化大革命是很严厉的,67年、68年连太极拳也不让打,你打太极拳红卫兵给你扫帚让你去扫地,说不是想锻炼吗?王八拳(指太极拳)不管用,拿这个锻炼吧。郭林一开始教站庄,还是旧的,第一个病例锅炉厂一个老工人是癌症,练站庄练好了,这一下来劲了。不能老站着,得走,她又编一套行功。一走吸吸呼,这样慢慢拧着走,也挺好看的。她就是根据她练过的气功,基本上按着五禽戏熊行步改过来的。不过,这样的步伐以前少林拳的逍遥步、太极拳的狮子滚球丹法跟它有相类似的地方。它改成这个样子,搞了搞,效果不错。因为那个老工人癌症好了,好多病人找来练功。
就在北京东单公园,郭林在前面带着扭扭,把派出所扭出来了,把她逮起来了,一查,又没有别的事,放了她吧!放了之后她还扭。前前后后派出所关了她三次,一次就关两天,她出来后又教又不要钱,到最后她教了李淑一(柳直荀的夫人),把李淑一的青光眼治好了。这么一来,好多人不敢惹她了。不过派出所还是找她,有时抄她的家去,夜晚十二点敲门说查户口,看你在家干什么,一看没事,吵你一顿,完了走了。应该说这个女同志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创立了新的功法、搞行功,也吃了很多苦头。
记得1973年,我搞气功不敢搞(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牛鬼蛇神一级的,也没有靠山),就帮她去搞吧,她第一次印出的材料《气功漫谈》选了28个病历,是我亲手给整理出来,刻蜡板,印出来,发给大家。因为是气功事业嘛,和她搞了三年,她的人员都齐备了我就走了。
郭林女士她把传统功法改变了,不像过去那样练了。过去练功入静、放松、意守、调息一大套,她改了,改得很简单,就这么扭呀、扭呀的这么走。她提出“三关分度”。什么是“三关分度”呢?练气功一开始,先练松静,不要去搞意守,就这么走,又松又静地走,在走的动作中练松静。松静完了第二步搞意守。第三步搞调息。松静、意守、调息,三关分度。我79年见她时,她还在练行功,后面的意守、调息怎么度,没有弄出来,85年就去世了。郭林应该算气功界的老前辈。我给她的评价是“气功科学的先驱”,是她擂响改革传统气功的战鼓。这一改把气功很多的禁忌打破了。以前练功有很多清规戒律,她这个功,谁来练都行,什么病都能,你只要不死,你来练就行。她又不要钱,就在公园带着大家走,从东单公园把她赶到龙潭湖,从龙潭湖又赶到中山公园,走到哪里,公安派出所赶到哪里,赶得她在全北京好多公园跑。但是,影响越来越大。
“文革”以前,气功主要治四大慢性病:高血压、神经衰弱、胃溃疡、关节炎,别的病不治。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也一样。所以,气功只能作为医疗的辅助手段,慢性病疗养一下,帮助健康健康身体可以。
周总理1958年有一句话:“西医都要学打太极拳。”搞中西医结合嘛,搞了个简化太极十三式,有好多疗养院,比划比划气功,比划比划太极拳,那时候的太极拳什么样的姿势都有,那个难看劲呀!简直糟蹋太极拳了。可是,郭林这么一改,大病、重病、不治之症都有好的。就在东单公园的时候就有两例青光眼,她不敢拿李淑一的病登出来做广告宣传,宣传的是一位叫赵明的女孩子,二十多岁,青光眼很厉害,练功眼睛好了。以后也有了红斑狼疮的病历。在那几年有典型病历,我就把它搜集起来,从医学观点整理出来,整理出来好往外发。
郭林打破了气功治病的范围,把它进展到了治疗重病、大病。所以说她是改革了传统气功,改了功法搞“三关分度”,搞行功。她没有功理(她本来是个画家),在东单公园、龙潭公园、中心公园教功,讲不出功理来,就给人讲点西医。这个老太太真不得了,看点西医书,就给人讲:这么走一走,肺呼吸量增多,氧气多了,病就好了。所以西医就不干,“氧气多了,高压氧层比你这个氧气多,那是骗人的,别听那一套。”这么一来,我就帮她讲气功课。
1975年在北京邮电学院正式讲气功课,讲了六讲。要推广气功嘛,帮她们搞起来,讲完课,我就走了郭林不仅创立了那一套功法,而且创立了一套辅导方法。过去气功非常神秘,一位老师传教徒弟非多少年不行。她不那么讲,我教你,你会就带着他,大辅导员带小辅导员,前面走的好的就教后面的,这么走、这么比姿式,那时还没有总结出规律来。在1975年我就讲三个字:圆、软、远,走行功就注意这“三个字”,这是完全按她的功法来讲的。
我在哪儿评论郭林老先辈的时候就讲:
这是第一点,她的功绩不在于她的功法如何好,而是她敢搞创新功“三关分度”;
第二点,她搞了一套大辅导员带小辅导员、“金字塔”式的气功辅导队伍的组织形式,为中国气功事业奠定了组织基础。现在全国各门气功都是这种组织形式,智能气功也是这样;
第三点,她把气功治病的范围扩大了,打破了过去的圈圈,敢于提出和古人相反的论调。古人练气功调息要深、细、匀、长,不能快呼吸,她治重病让做短促呼吸,气不出声不算数,叫“风呼吸”,正好和古人相反。但是用它治病效果很好,什么道理?过去练功要成仙成佛,要静之又静;现在为了治病,一吸鼻子里有个筛板,有好多小孔和脑子通着,也可能多进点氧气,对脑子振动;而且再一吸气,鼻子嗅神经兴奋,十二对脑神经中,第一就是嗅神经。一下到脑子里,有很大好处。这叫“一代时教”,时代变了,教的方法变了。所以郭林的改革,很有成绩。
到了文革结束之后,这个功就起来了。当时中央组织部有个魏老,练功效果不错,政府部门知道了,不怎么压了,练功人多了。但是从全国来说,当时气功还是没有起来。在文革当中,气功在古典文化里所处的地位是最惨的一个,处在十八层地狱最低层,你搞点气功就成了牛鬼蛇神。我还算便宜的,还没有揪出来挨揍。说搞气功就给你戴三反分子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整个气功压得非常厉害。文革之后,一直到1979年,郭林行功在北京各大公园都有了,都过万人了,但在全国还不行。
当时,卫生部中医局局长是吕炳奎,吕老这个同志很特殊,只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有关的,他都支持。他就是《沙家浜》中的政委,程知的原型。当时他是闽西根据地司令兼政委,沙家浜就是他的游击队打的,是他游击队的真事。他家是祖传三代中医,1979年他正在扶持衰败的中医。他打给中央的报告题目是抢救老中医。在这个同时,接触了气功。他首先接触到南方气功,到上海去看他们在研究气功发放外气,是顾涵森、林厚省等搞的。回来之后就访问北京的郭林,郭林给我打电话,把我找去。吕老谈了发放外气。但郭林不发放外气,她反对发放外气,可卫生部来了,她也不能谈反对外气,我就帮他谈气功有两种:一种是练气功治病;一种是发放外气治病,郭老的气功是练功治病的,治病范围很广,效果很好,但不搞外气。
然后又给吕老讲了气功与中医的关系,把《黄帝内经》里有关气功的内容讲了。吕老一听让我给他写个材料。这是1978年11月份的事情。吕老接触气功之后,在全国到处支持气功事业,这样,就把传统气功和政府接上头了。
就在这个时候,1978年下半年,全国体育运动会在南宁召开,那次有几个硬气功表演:有北京的侯树英(去加拿大了),湖北的赵继成,主要是这两个人,侯树英表演“头撞石碑”“力托双吨”,赵继成表演的“腹卧钢叉”、“卧钉破石”,他们都得了特殊奖。全国的钉床破石赵继成是最好的,就四十九颗钉子,躺在上面,石头放在肚子上,把石头打碎了。侯树英用头把石碑一撞就撞断了。这次硬气功表演,通过电视传向祖国大地,引起中外人士的震惊。到了1979年年初,群众中开始嚷起来了:“气功了不得!”观众被气功师的“神功异彩”所折服,气功一词在民众中不胫而走。一说气功,就说硬气功,宣传的比较厉害。
这个表演结束之后,正赶上1979年全国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座谈会,1979年2月份在北京海军大院招待所开的。因为我和吕老接触过了,他看我年岁不大对《黄帝内经》那么熟,学术观点与他搞的经方派的伤寒论相近(全国搞经方派的不多了)。他从侧面一了解我,这个小大夫治了很多病,又了解到我在北京市参加过好多高干会诊,这样我就成了全国中西医结合座谈会的一位正式代表了(全国63名代表)。
这次会议上,本来是开中西医结合会议,但倒成了讨论气功的了。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中医的精华是经络论、气化论“西论”;另一派认为中医的精华是辩证论治。吕老支持我让我讲了观点,实在不行就比武。他知道我针灸治病比较好,也知道我搞气功,看到一些病例,当场就见效。
正好科学院一个同志去了,他脚骨折了,脚肿了。我说就治治试试看,我离开他两米远拿手一比,他走起来了。这一下子震动很大,比武谁也不比了,当时还有新华社一位记者叫陈光曼(现在到光明日报去了),她怀孕坐骨神经痛问能不能治?我说可以,让她躺在床上,刚一躺上床,我说你起来吧!她说你还没有治哩。我说拿眼睛看就行了,起来看看,一起来不痛了,抬腿也不痛了,她说她怀孕后每天早上痛,明天不痛就算好了,第二天也不痛了,她就嚷开了。这样一来,开会成了谈气功了。
会议完了之后,就请上海顾涵森把他们搞气功发放外气科学研究结果给大家做报告,而且江波也跟着来了。结束时,江波表演查病。北京新华分社的李淳同志,说“给我查查”,江波坐在他对面一查说:“你右眼眼底有动脉硬化,有点出血;颈椎第六、七节骨质增生;肺气肿;胃下垂;第四、第五腰椎骨质增生;左腿有点关节炎,对不对?”他说:“我就是眼睛最近没去查,有没有毛病不清楚,别的都对。”一位卫生部干部说:“这么大年纪,概率学统计大都有动脉硬化,搞医的都懂得这个问题;60多岁的人,大多数有骨质增生,颈椎六、七节那是多发部位,一猜就猜着了;老头,慢性气管炎,大部分都肺气肿;瘦人胃下垂多。”他看到也不信,说是蒙的。所以这个会成了变相的气功讨论会,这个会对气功界震动很大。
吕老对气功接触多了,看到气功很神,吕老这个人非常支持新鲜事物,对气功坚信不疑。他跟方毅副总理(管科技)汇报了,方毅总理说:“你组织个汇报会我看看。”什么时候看?四月八号,还有七天,我们赶紧准备。那时卫生部不支持,吕老成了游击司令,下面我们这些爱好者成了游击队员。每天晚上到他家开会。他一天上两班,白天到卫生部上班,晚上在家里上班,每天不到11点半不结束。老头已经七十来岁了,他身体也好,精力还很充足,气功老师也帮他的忙。到了四月七号,说方毅同志要出国。改为七月十四号汇报,十九号又汇报一次。十四号来听汇报的有方毅、耿飙、陈慕华三位副总理,有卫生部的部长钱信忠、体委的王猛、还有国家科委、科协、科学院的。
这个汇报是由我们“游击队”筹备的有郭林的20例癌症的实际病历材料,有一癌症患者叫高文彬(海军文工团的团长、现在还活着,退休了),他肺癌在301医院打开之后不能动手术了,练气功好了,他在大会上做了现身说法的报告;然后上海有几个人做了当场发放外气:有林厚省的红外,有刘锦荣头部的磁,还有赵伟的隔一米远发气,让吊的线动弹了;还有硬气功表演“力托双吨”、“头撞石碑”、拿刀砍、砸石头等。这一次汇报成功了,对气功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电视台放了录相,气功消息传遍了全国大江南北。那次汇报,还真得到了些东西。汇报完了得请副总理讲话,三位副总理推来推去,最后方毅同志没法推了,讲得很艺术,不讲气功,讲下围棋(因那时还真没有人敢直接对气功表态),他说下围棋有很多未知数,讲了半个钟头,到最后,他说“气功与中医都一样有好多未知数应该研究。”方毅副总理有了这句话,我们就抓住了,发通告、发通知、发材料这是领导的支持嘛!这样气功的影响就大起来了。
七月十九号的汇报会谭震林副委员长亲自去听的。他讲“我看了,我相信,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做一个义务宣传员。”这个汇报会的成功,对全国气功事业推动很大。湖卖艺、江湖传递、私人垄断气功的局面打破了,这个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部门——科协领导下的气功群众组织,这是气功史上破天荒的事情。北京市气功组织建立起来之后,就得搞活动,主要是教功,就教郭林的新气功。
当时郭林没有进北京气功研究会,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当时“文革”中极左的思潮还没有肃清,认为郭林有“特嫌”,因为她在解放之前去美国;有好多家人在美国与国外有关系,说是什么派回来的“特务”。所以成立气功研究会时,一了解档案,她没能进入研究会,而他的学生们进来了。现在听说有的学生不争气,跟老师闹翻关系,把气功名字改了。有这么一段历史悲剧。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那时我是气功研究会的常委,是发起人之一,我说话还是算数的。可郭林的“特嫌”在那儿摆着,你敢说“特嫌”进气功研究会了?这个组织一开始就背着很大的包袱,说是“变相道会门”。所以那时非常严格。政治标准第一,她没能进来,但郭林的新气功是教了。
摘自《智能气功科学概论》函授辅导材料第二章“气功科学概论”
2011-09-22 寫于 泰国 清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