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问题研究

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108条规定，“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授权性规定表明已允许外国企业、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或参与设立合伙企业，实际上就创设了一种新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形式——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包括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但是，由于合伙企业最根本的特征是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在我国境内若还没有商业投资的外国企业或个人因其财产主要在国外，赔偿执行的难度大大增加，因而此类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往往会落空，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此外，还涉及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与《合伙企业法》、“外资三法”及其他利用外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适用和衔接问题。在国务院正式出台“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管理办法”之前，笔者就外商投资合伙的法律适用、审批制度和产业政策、合伙人主体资格、合伙人的出资管理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外商投资合伙的法律适用和依据

从“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管理办法”的性质看，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是以《合伙企业法》为其上位法，但因外商投资的特殊性，我国现行利用外资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一般规定对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同样应当适用。值得指出的问题是：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属于非法人制企业，而按照《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条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九章“关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的特别规定”，中外合作也可以设立非法人制企业。这两种“非法人制企业制度”该如何衔接呢?由于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与合作法中的非法人制企业在制度设计上有很大不同，因此“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管理办法”不应该适用于按照《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

二、外商投资合伙的审批与产业政策

(一)设立与变更审批。由于现行外资准入制度、外汇管制以及公平性等因素，目前还是应该参照对“三资企业”的外资管理制度，要求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设立、重大变更需要经过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称“审批机关”)审批后，向登记机关申请设立或变更登记：而一般事项的变更则需办理备案手续。

(二)产业政策的限制与把握。现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某些产业规定了“限于合资、合作”、“中方控股”、“中方相对控股”等外商投资产业政策上的控制，这些表述从本意上看主要是针对股权式比较明显的企业(公司制企业)而设定的。如何体现在“合伙”这种特殊形态的企业上呢?第一，“限于合资、合作”从表面上可以理解为“从事‘限于合资、合作’产业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中，“必须有一名以上的中方合伙人”。至于中方是否必须至少有一名普通合伙人，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加以限制。第二。如何体现特殊产业对“中方控股”或“中方相对控股”的规定?有一种观点认为，将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控股”地位理解为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以及分红比例。即表述为，从事叫，方控股”或者“中方相对控股”产业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中，中方合伙人对于《合伙法》第31条所规定事项之外的其他事项应当具有决定权。从事“中方控股”产业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中方合伙人分配比例之和为51％以上：从事“中方相对控股”产业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中方合伙人的分配比例之和大于任何一方外国合伙人的分配比例。笔者认为，将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控股”地位理解为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是可取的，但与分红比例没有必然联系。理由是：首先，合伙企业是一种个体权利的联合体，原则上每个合伙人都对合伙企业事项享有决策权。同时，针对合伙制企业的特点，《合伙法》第31条设计了“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的条款，赋予企业各种事项、包括第31条所列重大事项的决策方式选择自由权。因此。针对外资特殊产业政策的限制，可以要求从事“中方控股”或者“中方相对控股”产业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中，中方合伙人对重大事项具有决定权(当然，不是决策权)。其次，从分红比例来看，依《合伙法》第33条之规定：利润分配完全可以由合伙人之间自由协议约定，若强制要求中方占分配比例的优势无疑会大大挫伤外方合伙人管理合伙事务的积极性。最后。从产业控制的目的看主要是考虑我国产业、经济的安全，其关键在于掌握好企业运作管理的过程，而不是企业运营的利润和分配结果。“中方合伙人对重大事项具有决定权”才是对“过程”的有效掌控。

三、外商投资合伙人的主体资格

(一)中方自然人主体资格问题。

现行中外合资、合作法中排除了中方自然人的资格(通过并购变更的除外)。在合伙制企业中，以自然人作为合伙人较为常见(原合伙法也只规定了自然人作为合伙人的情形)。在外商投资合伙中，中方自然人理应具有投资主体资格，否则将大大限制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发展。

(二)外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问题。按照《合伙法》第14条第(一)款、第48条第二款、第50条第三款及第79条之规定，普通合伙企业中的自然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有限合伙企业中的有限合伙人可以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在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中针对外方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问题是否应作出特别规定呢?有一种意见是，外商自然合伙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不分普通合伙人或有限合伙人。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只要允许外商有限合伙形式的存在，就应该承认外方可以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否则将违背《合伙法》的基本原理和公平原则。尤其将无法适用《合伙法》第48、50及79条所规定的有关情形，就造成下位法与上位法的明显冲突，企业将无所适从。

其二，从自然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标准看，各国民法虽均以是否成年为标准(智力、身体等条件正常的前提下)，但也是有区别的，该如何认定呢?如，法国、日本、瑞士等国民法规定为20岁，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民法规定为18岁，还有些国家可以依法律程序宣告成年，等等。至于哪些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各国民法规定的情形又有较多不同，与我国的规定也有不少区别。介于外商在我国境内投资应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自然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以我国民法规定的条件为准。但可能出现的问题是：符合我国民法规定条件的外商自然人在其本国却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一位19岁的日本普通合伙人)，当其所投资的合伙企业因债务问题而要求其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时候，是否会增加难度呢?笔者认为此时应当按国际通行的有关监护、代理责任的一般原理处理其应承担的债务。

(三)是否应设定外方合伙人消极资格的规定?有意见认为，对外方合伙人应设定诸如“因经济犯罪被国内外司法机关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外国人不得设立合伙企业”，或“外国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作为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应具有良好信誉，并且没有受到过其所在国行业协会的处罚。”等类似的消极资格。笔者认为此类规定涉及我国对外国司法审判的承认等复杂因素，而且无法穷尽、无法有效审查，因而不具可操作性。当然，为尽可能过滤不安全因素，可以参照2006年国家工商总局等“四部委”《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的有关规定。要求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在审批、登记时，外方投资者应提交其合法身份的公证和认证文件。

四、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出资管理

由于合伙属于非法人企业，其本身不能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因此，合伙制企业不存在“注册资本”、“最低注册资本”等概念。综观《合伙法》关于出资方面的规定(第14、16、17、64、65条等)，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原理：合伙人有出资的义务但没有最低限额要求，合伙人必须有认缴或实缴的出资但没有强制规定出资期限和验资，合伙人非货币出资方式灵活多样且未强制要求评估，等等，充分体现了合伙制企业高度自治的特点。在外商投资合伙人的出资管理中，是否要作出特别规定呢?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否援用“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的比例制度?现行三资企业规定了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的比例制度，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是否需要援用这一制度呢?笔者认为已没有必要。因为合伙企业本身投资不需太大，出资总额的多少就足以体现企业的实际规模，也足以满足外方投资人的外汇需求。

(二)非货币出资是否必须评估作价?有意见认为：“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合伙人以实物、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的，应当经境内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这样的考虑是由于外方合伙人境外非货币出资估价的种种复杂因素，可能会给中方合伙人带来不利。但合伙制企业本来就是建立在合伙人之间高度信任基础上的。非货币出资的价值如何确定完全可以通过合伙协议来自由约定，如强制要求评估就违背了《合伙法》的基本法理。

(三)是否规定出资期限并强制要求验资?我国对合伙制企业没有设定出资额的最低门槛，对出资期限的规定也交给了合伙协议来约定，合伙人可以视企业运行的实际需要而按协议要求逐步投入出资。当然，合伙人出现违约出资情形时。可以按《合伙法》第17、65条等规定由合伙人之间按约定程序处理。由此可见，在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中也没有必要明确规定出资期限和强制要求验资。

(四)是否允许外方合伙人以劳务出资?由于《合伙企业法》规定了普通合伙人可以用劳务出资，是否也应允许外方普通合伙人以劳务出资呢?笔者认为目前还不能放开，理由是：外国居民若通过自己的劳务出资成立合伙企业，就完全可以以“投资”的名义在中国就业，外国居民会借此变相在中国境内“就业”，甚至“劳务移民”：而且还会与中国在WTO规定下的“自然人流动”的严格规定产生矛盾。因此，应明确禁止外方合伙人以劳务出资，以更符合我国当前国情。

(五)是否需要审查和登记外方普通合伙人的主要财产?外方普通合伙人的主要财产很可能都在境外，肯定会给经济交易安全带来更大的风险。因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外方普通合伙人应向审批和登记机关提交其投资、不动产及其他主要财产清单及财产权属证明文件，并在财产发生重大变化时将该变化向审批和登记机关备案，便于交易相对人获得关于外国普通合伙人偿债能力的信息。这样的制度设计对交易相对方虽然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一方面会大大增加审批和登记机关的行政成本：另一方面无法掌握“财产权属证明文件”的真实性，而且财产权是一种处于经常变动状态的权利，投资方将因此而怠于履行申报之义务，最终会造成这样的规定形同虚设。笔者认为，既然普通合伙人是要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特殊普通合伙除外)，其财产状况究竟如何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原则；而且，按《合伙法》第91条、92条之规定。即使合伙企业清算注销、被宣告破产后，普通合伙人仍不能逃避这种责任。同时，即便是外方普通合伙人的主要财产在境外，债权人也可以按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的规定，通过司法协助的途径实现自己的债权。所以，外方普通合伙人债务清偿问题可以由属于“私法”领域的民事法律来调整。

五、需要明确的其他几个问题

(一)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合伙人的资格问题。外商投资的投资性公司和创业投资企业作为合伙人设立合伙企业时，应适用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管理的规定；其他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合伙人时应按设立内资合伙企业的规定办理，并可以参照执行《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中关于产业政策的特殊要求。

(二)港澳台及华侨投资主体资格问题。为与现行利用外资政策保持协调一致，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及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在大陆设立合伙企业，应参照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管理的规定办理。

(三)外商投资企业的退出制度。上位法《合伙法》第四章已比较详尽地规定了合伙企业的解散、清算制度，因此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相关事宜应主要以此为依据；《合伙法》未规定的，可以参照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的相关规定办理。

■ 徐春雷曹秀峰《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