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四大自由"的尘埃

拂去“四大自由”的尘埃

发布时间：2010-02-22　文章来源：投稿 文章作者：辛若水

（一）中国式的“四大自由”

我所以讲中国式的“四大自由”，那是为了和罗斯福所谓的“四大自由”区别开来。那么，中国式的“四大自由”又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个有趣的事例。据说77级高考的时候，有道题问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有的考生回答说，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个回答自然让我们觉得好笑，但也不由得让人悲哀，悲哀那个造就了几亿文盲的文革时代。四大发明，是中国人的骄傲，但现在，我们似乎觉不出什么来了。因为骄傲再大，那也是古代的，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真正骄傲的不应该是辉煌的古代，而是复兴的今天。但是，说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应该算是中国独特的发明。这“四大自由”最早诞生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盛行于文革年代；据说曾被写进宪法，但后来又被删掉了。对于1957年的反“右”，我们现在自然觉得有些过火，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似乎又都成了文化的英雄。所谓的“大鸣大放”，很有点引蛇出洞的味道；蛇一出洞，那自然要收网了。右派在1957年确实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我们若细看一下他们的言论，有些不仅过火，简直非常放肆。也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讲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本来是让大家畅所欲言，指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不足，以利改进，但渐渐地却成了要动摇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便引发了反右以至反右扩大化。那些畅所欲言的人，自然觉得冤枉，你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人家说出来，为什么又要打击呢？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任何言论的自由都是有限制的；就像搭台唱戏吧，人家好心搭好了台让你唱戏；而你呢，跑到台上去，不好好唱戏，却鼓动大家把戏台拆了，那人家还能容你么？所以说，那时被打成的右派，说冤，也不冤；说不冤，也冤。他们越过了言论自由的底限；所以，当时毛泽东就只能采取了措施了。那么，言论自由的底限又是什么呢？就是唱戏，但不能拆台，也即是今天所谓的政治正确。虽然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知识界受到了打击，但毕竟成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千古宏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1957年的时候，并没有成什么气候，它真正地大展雄威是在文革时代。可以说，这“四大自由”是一种民主的形式，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民主，而是大民主的形式。这种大民主，可以保证群众有力地揭发社会的阴暗面，并且能够形成与官僚机构的制衡。“四大自由”所通向的就是群众专政；也可以说，“四大自由”是革命群众的武器。那么，“四大自由”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也即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就是造反有理”。“四大自由”是与造反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看，所谓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所保证的也只是言论自由，即罗斯福所谓“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但实际上，中国式的“四大自由”，要比罗斯福的厉害多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发表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这一切，决不会导向、亦决不会容许暴力革命。但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中国式“四大自由”，所通向的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就是说“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已经逾越了自由的底限。论说逾越了自由的底限，就应该遇到干预才是。但是，由于毛泽东是坚定支持文革的，所以，所有的干预都变得无效了。而这也就造成了文革初期的天下大乱的局面，即造反、夺权、打派仗。其实，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也让毛泽东陷入了困惑，但他最终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即“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既然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天下大治，所以动乱的局面，也不能长久地为毛泽东容忍。针对当时大规模的武斗、派仗，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但这似乎并不能阻止局势的恶化。所以，毛泽东不得不采取凌厉的手段，结束了全面内战的局面。可以说，在文革中，所谓的“四大自由”决不是保证言论自由，实现大民主那么简单，它已经沦为了相砍相伐的工具。是非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而为了所谓正确的立场，也就泯灭了是非，造成了许多人为的悲剧。

（二）所谓的言论自由

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但是，我们在讲言论自由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言论并不怎么自由的事实。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讲过，焦大是贾府里的屈原，焦大所以对贾府破口大骂，并不是让贾府倒台，而是希望它更好，但结果呢，“荃不察余之衷情兮”，换来了一嘴马粪。如果言论不怎么自由，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只有沉默。但是，我们古人早就讲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然而，这也不过冠冕堂皇的话，如果谁信，那不免是要吃亏的。用沉默求生存，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却违背了“大鸣大放”的原则，而印证了所谓的言论自由都是有一定限度的。那么，言论自由的限度是什么呢？我想，一就是不能胡说八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胡说八道就是妖言惑众。但是，有一类人是可以放心地胡说八道的，那就是诗人，因为诗人是允许说谎的。伽利略要在科学上证实地球是转动的，所以教会去找他的事；如果他做诗说，地球在转动，就什么事也没有。言论自由，在诗人这里，似乎显得特别宽广。但如果细一考究，也并不是那么回事。在清代的文字狱，不是有很多都是几句歪诗惹的祸么？譬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譬如胡中藻的案子。可见，这言论自由在历史上，都是大打折扣的。有人说了在古代，那是专制社会，没有言论自由是很正常的。但我们现在，自由民主了，言论自由也就有保障了，然而，在文革，我们看得到这种保障吗？对革命群众来说，言论自由是有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但是，对知识分子来说，有言论的自由么？当然是没有的，他们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不能乱动，心悦诚服地接受群众专政。在群众专政面前，知识分子大抵只能保持沉默吧。所以，在文革，万马齐鸣与万马齐喑是统一在一起的。所谓的万马齐鸣，那就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万马齐喑呢，那自然是低头认罪，深刻反省了。可以说，文革中一方面没有言论自由，对那些被打倒、被专政的人来说；另一方面言论自由又起过了它的底限，对革命群众来说。在革命群众那里，言论自由可以等同于暴力革命了。因为人们信奉的就是造反有理的造反哲学；所以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革命的自由、造反的自由。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不是讲过“不许革命”么？而在文革中，如果谁不许革命，那就去革谁的命。革命被发挥到了极致，而天下大乱的局面也就由此形成了。革命是神圣的，这一点是不应该怀疑的，但是，革命的神圣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造成的。天底下从来就没有生下来，就无比神圣的东西。然而，现在我们早就厌倦了这种神圣的革命，我们渐渐地意识到生活本身是高于革命的。革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并且这一部分已经渐渐地逝去了。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惟一的。我们要的是生活中的言论自由，而不是等同于暴力革命的言论自由。伏尔泰说过，我虽然不能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是，大多人是没有这个雅量的。人们总是想着用权力来解决思想的问题，于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也就被挤到了墙脚里。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决不只是没有言论自由那么简单。他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思想的改造、灵魂的改造。但是，这种改造本身已经形成了对心灵的暴政。对于心灵的暴政，当然是要反抗的。而知识分子的反抗，也就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英雄般的死去，譬如傅雷、老舍；另一种则是卑贱地活着，譬如巴金、季羡林。英雄般的死去，在当时并不是英雄，而是自绝于人民；而卑贱地活着，则意味着成了木偶一样的人。有人说，没有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是很正常的，因为知识分子就是文革专政的对象，也就是说是革命群众的敌人。但问题的关键只是，知识分子危害到革命群众了么？没有的。既然没有危害到，那革命群众为什么和知识分子仇深似海呢？可以说，这种仇深似海来源于意识形态的贯输。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相对立的就是对心灵的专政。大鸣大放大辨论大字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知识分子的辛酸与血泪。对心灵的专政，确实应该终结了。

（三）真理愈辩愈明

真理愈辩愈明，我想，这也应该算作一条真理吧。因为真理总是有两面的，而大辩论，会让真理的两面充分地展开。真理的两面，自然是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但是在矛盾冲突中也有统一，而这统一也就成为了真理本身。但是，在文革中的大辩论，强调的并不是统一，而是矛盾冲突。也正因如此，阶级斗争的观念贯穿在大辩论的过程中。既然是阶级斗争，那争论的就似乎不是真理本身，而是立场问题了。也可以说，是正确的立场，压倒了明确的是非。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那都是对的；只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那都是错的。立场之外无是非，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站好队；如果站错队，那就是自绝于人民。可以说，两军对战的模式成了大辩论的主线。我们看一下李泽厚先生的分析：

由于强调政治挂帅，阶级觉悟，强调“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而“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又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两军对战，于是弥漫在政治、经济而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无论从文艺到哲学，还是从日常生活到思想、情感、灵魂，都日益为这种“两军对战”的模式所规范和统治。例如，哲学上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军对战”，历史上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两军对战”，文艺上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两军对战”；“百家争鸣”实际也是“两家”……至今为止，与军事毫无关系的日常生活和书面语言中，便仍然充满了“战役”“战略”“制高点”“突击”“突破口”等等军事术语。（李泽厚《试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199页）

如果“两军对战”的模式贯穿于大辩论的过程中，那么能把真理辩出来么？我看很难的。因为在“两军对战”中真理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真理成为了手中的武器。耶稣不是讲么：“要由真理而得自由”。大辩论所以要辨出真理，不正是为了获得自由么？但问题只是，即便不通过真理，我们依然可以获得自由。为什么呢？难道我们可以通过谬论获得自由？实际上，看看文革中的大辩论，这一点也是很分明的。大辩论的双方虽然是唇枪舌战，“两军对垒”，但实在无异于盲人摸象的。我说过，真理应该是矛盾双方的统一。但大辩论所展现的却是矛盾的对立与冲突。如果你去讲矛盾双方的统一，那就会被认为调和折衷。而调和折衷，是被认为没有前途的。调和折衷，左右摇摆，最终只能落到世界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大辩论本来是要争出真理的，但是，辩来辩去，真理跑到爪哇岛去了，可人们依旧争论不休。文革中的大辩论，应该肯定，还是否定呢？实际上，在今天的背景下，讲肯定，还是否定，都已经失去了意义；重要的是，我们能从其中吸取什么有益的东西。“两军对垒”式的大辩论自然是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在学术上，“真理愈辩愈明”还是对的。我们就是应该充分地展开矛盾斗争的两个方面，然后，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寻求统一。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把矛盾斗争发展到了极致，而是没有充分发展，只在那里调和折衷，讲多元化。诚然，多元化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但是，随便冒出一个观点来，便说是多元化，要宽容，而放弃了最为基本的判断，大抵也不对。所以，真理还是要辩的。我们总讲，真理会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那什么是时间的考验呢？也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辩驳。当然，能够验证真理的，只有实践，但是，理论的思辩同样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讲真理愈辩愈明，就不再是那种“两军对垒式”的大辩论了。因为在这是重要的不再是立场，而是真理本身。也可以说，真理，尤其科学公理，是超越立场的。虽然人们讲，如果几何公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也会遭到反驳。但问题的关键却是，几何公理并没有触犯人们的利益，所以，无谓的辩驳论，也就失去了意义。我觉得，真正可怕的是用立场决定真理，如果这样的话，就会抹杀了真理。真理不应该建立在党性原则的基础之上。真理是没有党性的，虽然它可以成为争取自由的武器。用党性去泯灭真理，这就是文革中大辩论的悲哀。

（四）停止争论的意义

我虽然知道真理愈辩愈明，但我更知道停止争论的意义。大的方面，且不讲，单是做学问，就要避免和别人商榷。和这个人商榷，和那个人商榷，最终有你自己的什么呢？恐怕无所有吧。当然，停止争论有更大的意义。我们知道有个说法，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真正的俊杰都懂得停止争论，可以说停止争论本身就是识时务。因为许多争论，是永无了时的，并且也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不是争吵，而是行动。已经火烧眉头了，依然喋喋不休，那不是自取灭亡又是什么呢？可以说，行动的意义远胜过争论。我们应该看重的还是行动，即便是要争论，也应该为行动服务。总是争论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就像文革时的争论，总是以“两军对战”的模式进行，我说要打倒走资派，你说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这样争来争去，又有什么结果呢？不过是在那里打派仗而已。虽然派性是难以超越的，但是，打派仗必须结束了。可以说，无论怎样的争论，在本质上都是人为的阶级斗争，而所谓的停止争论，也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那个时代，人们以为阶级斗争是争论的根源；而一切争论，也都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而人们呢，又非常地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并且懂得不失时机地上纲上线。也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争论，已不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打倒对手。许多从文革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派性是迷魂汤，谁要喝了这迷魂汤，那定要疯狂的。凡是属于自己这一派的，那就光荣、伟大而又正确，而不属于自己这一派的呢，则是卑鄙、无耻而又反动，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真理愈辩愈明，固然也是一条真理；但是，如果这真理为派性而服务，那就不再有什么光辉，反而变得可憎可厌起来了。阶级斗争，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对于完全没有经验过的我们，确实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从我们接触的材料来看，则是非常残酷的。我们早就听惯了“血债要用血来偿”的话，但却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总爱说，经历过文革的人，是不可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它的，因为他们所经历的痛苦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但是，我们完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就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它吗？我们即便能够做到客观、公正，也不过是因为无关痛痒。无关痛痒的客观公正，对的住我们的良心吗？在历史，不过几行字；在人们的真实生活中，却可能是太多的辛酸与血泪。其实，客观、公正评价文革的人，何尝知道大批判的痛苦。在众目睽睽之下，挨批挨斗，这难道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们知道，“士可杀，不可辱”啊。所以，有很多人选择了死亡，当然，也有许多人活了下来。这精神的痛苦，并不是冤屈两个字就可以穷尽的。灵魂的改造本身就意味着精神的痛苦。当然，你可以找一千条、一万条理由，为灵魂的改造辩护，但是，哪怕只是一滴眼泪，就可以让这辩护变得无力。曾经的痛苦，是无法忘却的，因为它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痕。虽然这伤痕是以崇高的名义留下的，但是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反思这伤痕了。可以说，正是停止争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束了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最苦痛的十年。当然，停止争论，所要解决的决不只是知识分子的痛苦，这一个问题；它要解决的是中国何处去的问题。只有停止争论，才能完成由文革转向改革的历史巨变。而也只有在改革的进程中，知识分子才有真正的前途。知识分子是受益于改革的，而文革对他们来说，则是永远的黑暗年代，那里只有专制与强权，而没有自由与民主。虽然这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但又实实在在的是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的心灵的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心灵的真实可以高于历史的真实，因为历史的真实永远是那么客观，它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心灵的真实，却夹杂着人们太多的情感，并且在里面有着人们美好而又痛苦的人性。文革是知识分子的中世纪，这个判断并不错；虽然就历史的真实来讲，可能并不是这个样子。十年浩劫，十年内乱，这是成立的，尤其对知识分子痛苦的心灵与风雨飘摇的命运来讲成立。当然，如果超越了这个范围，大约就变样了。

（五）寿终正寝的大字报

大字报早就寿终正寝了，这曾经是大快人心的事，但现在却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如果要问文革时代最明显的标志是什么？我想，就是这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么，这大字报在文革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我想，第一条就是发挥了革命民主的作用。我们知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自由，就保障了人民的“大民主”，并且在1975年写入宪法。我们总爱讲资产阶级的民主是非常虚伪的，并且带有极大局限性，所以，在文革中，人们就要搞无比真诚，范围无比广大的大民主。而这大民主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呢？也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而所谓的“大鸣、大放、大辩论”都是口头上的，而贴的遍街都是的“大字报”，才是书面形式的。也只有这书面形式的大字报，才真正地具有震憾力。虽然写“大字报”，被赋予了神圣的目的，要用群众的力量来揭发社会的阴暗面。但是，在文革的进程中，大字报却不过充当了打倒别人的工具。我们知道，贴谁的大字报，那就是要打倒谁的。而这大字报呢，又可以说是无往而不胜的。在大字报中，中国的暴力语言可谓发挥到了极点。“打倒”“砸烂”“批倒”“批臭”，这样的语言大肆盛行，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大字报”在文革中的角色是不光彩的，虽然它充当了斗争的武器，但是这斗争却是无谓的。当然，“大字报”只是文革的现象，并不是文革的本质，但是，本质不正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吗？可以说，使用“大字报”并没有错。那错在哪里呢？错就错在那一个荒唐的时代。为什么讲那个时代是荒唐的呢？因为它有着崇高的动机，却造就了灾难般的现实，也就是说天堂没有建成，但地狱却已经峻工。当然，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革命热情。革命热情本身，当然没有错，但如果因为革命热情，造就了人世间的悲剧，那就未必没错了。革命名义，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假借的，我们关键要看的，不是革命的名义，而是他们在以革命的名义做什么，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又造就了怎样的现实。“大字报”，只是表面，我们要找到“大字报”里面的本质。虽然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个本质是什么，但这个本质却早就被否定了。否定这个本质，自然是对的，因为它造成予灾难的、疯狂的、噩梦般的现实。但是，在否定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本质揭示出来呢？有人说了，它既然已经被否定了，那揭示它的本质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想给它借尸还魂么？其实，文革本质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恶贯满盈，它反而拥有太多美好的、崇高的东西。我们惟一感到诧异的，也只是，为什么美好的、崇高的东西，竟然造成了灾难般的现实。可以说，古往今来的哲人，并没有解决这一个问题。这也会成为永恒的历史之谜，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青年马克思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但是这种解答本身，何尝不是另一种历史之谜呢。胡乔木讲，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宗教，他所拥有的只是宗教的精神。这宗教的精神难道就是他进入精神迷宫的根源吗？但是，宗教的精神，从来都是伟大的。马列的先贤们，都拥有这种宗教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伟大的宗教精神，即献身精神，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我讲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革命的巅峰；但问题的关键只是，为什么巅峰本身同时又是灾难。革命是伟大的，但伟大的革命能不能够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呢？显然是不能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而人类生活的常态则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革命，是不可能天天革，月月革，年年革的，人们要的是一种稳定的生活，而不是动荡的生活。“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大民主，是革命的民主，它要确保的是革命的自由，造反的自由；也就是说这四大自由早已逾越了一般自由的底限。所以，人们在宪法中删掉这“四大自由”是对的。我虽然讲拂去四大自由的尘埃，但只是为了看清它的本来。可以说，文革中的“四大自由”，是没有对手的，这也许是因为仁者无敌；但是，还是让它们寿终正寝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