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缘何偏离国际经验

作者：曾蓓崔焕金

财贸研究 2012年01期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1)05-0018-10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制度变迁的双轮驱动下，中国产业结构演进明显趋向高度化，而且呈现出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等基本特征。同时，产业发展出现了明显偏离国际经验的现象，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制造化趋势、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升级缓慢以及产业空间结构失衡等现象。对于中国产业结构演化明显偏离一般发展模式但仍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问题，学者们早已予以关注并给出解释。郭克莎(1999)从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改革进程以及调节机制等存在的差别出发，得出由于二三产业改革不同步导致第三产业供给不足的结论。江小涓等(2004)从“统计口径的影响”、“低消费率”、“服务业参与全球化程度”、“观念、体制与政策障碍”等多角度剖析了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成因。马晓河等(2008)、郭熙保等(2010)认为，中国特殊的产业发展现象是由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持续高速增长，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造成的。可以说，他们的论述基本涵盖了这一问题的全部，因而具有代表性。然而，这些研究的共同缺憾是没有重视当今国际分工的影响，而仅局限于从中国产业发展的内向视角作观察，因而不能对“服务业发展滞后并没有成为经济增长障碍”的产业结构演化偏差问题给出更为深刻的见解。这些现象都离不开当下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简称GVC)分工和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的影响，因此，从国际分工视角着手，全面系统地剖析全球价值链分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特殊演化路径的机理与方式就构成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产业转移则是实现产业空间分工布局的重要途径。GVC分工作为当今国际分工与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把产品价值链的不同工序分工和价值链环节的全球分散布局有效地结合起来，以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从而提升竞争优势。所以，GVC分工模式的产业转移机制是国际前沿的技术整合与实施机制，不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各国竞争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在GVC分工模式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明显不同于以往将其失去竞争优势的整体产业或产品转移至其他国家的情形，只是转移了GVC中的低附加值环节，自己则保留了产品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这样，基于产品价值链的一体化协调治理模式，在微观上就形成了发达国家集聚高附加值环节和发展中国家低附加值环节集聚的二元结构，在中、宏观上则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联动发展和产业结构分化。譬如，Defever(2006)在对欧洲接受跨国公司投资调查时发现，过去三年实际接受跨国投资共有11183项，其中属于研发、物流、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投资为5967项，其中有5451项安置在发达的原欧盟成员国，而经济欠发达的中东欧8国则只有516项。与之相对，在中东欧8国引入的1820个外资项目中，有1304个属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为71.6%；属于高附加值环节的投资项目只有516项，仅占总投资的28.4%。可见，GVC分工模式的产业转移所形成的全球产业联动发展产生的二元集聚结构，使得发达国家把高附加值环节放置在国内，避免了整体产业转移带来的“产业空洞化”。此时，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的夕阳产业或衰退产业，有的只是高技术或高附加值的服务环节，由此，扩大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加快其产业升级进程，而且呈现出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主要是集聚依赖于廉价初级要素的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最终促使参与GVC分工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制造化或加工化趋势，锁定于加工制造的低级化结构，从而产生对国际技术和市场的路径依赖。而且，由于低附加值环节进入壁垒较低，往往会存在过度进入现象，由此形成的高度竞争的市场结构会恶化贸易条件，使集聚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陷于“贫困式增长”；同时，全球搜寻低成本的经验模式会导致GVC的低附加值环节的持续转移，一旦某国丧失成本比较优势，GVC模式的产业外向转移就会使该国成为“产业飞地”，很容易引发经济的严重衰退(Jones，2005)。也就是说，GVC分工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深入解析全球价值链驱动的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对于产业结构的持续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全球价值链分工驱动的中国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自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中国抓住了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重构的机遇，全方位集聚国际要素，努力以加工贸易方式融入GVC分工，加速产业规模发展，取得了30年经济连续增长的奇迹。首先，产业规模迅速增大。中国从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基地，钢铁、煤炭、化肥、电视机、手机等百余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其次，中国GVC分工的地位发生明显变化。一是在世界贸易排名从1978年的32位，提高至2005年以来的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2010年仅位居德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二是贸易结构明显改善，体现在服装、鞋类、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的不断下降，从1995年的36%降至2006年的24.5%；同期，以IT产业为核心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更快，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从9.8%增加到30%(金芳，2008)，产业结构国际化进程显著。

　　然而，中国主要以低廉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以及加工贸易方式快速参与GVC分工，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不断积累了因GVC分工带来的多重矛盾，中国参与GVC分工衍生出的内在矛盾更值得重视。首先，GVC分工模式的产业转移在中国形成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代工发展模式，它们只是利用了中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的外生比较优势，对中国自然资源消耗影响大，具有不可持续性。薛惠锋(2008)援引国际能源署的研究表明，2004年中国出口产品蕴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6亿吨，占中国排放总量的34%。而且为了集聚国际要素，又人为扭曲和压低了生产要素投入成本。沈明高(2008)研究得出，中国企业2007年从投入品价格低估和成本扭曲中节约3.83万亿，这相当于2007年GDP的15%，其中劳动力成本低估2000亿元，土地成本低估约1500亿元，大宗商品成本低估1.6万亿，环境成本低估1.08万亿，因而损害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次，中国在多数行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结合的加工领域，这些领域不仅因附加值低而获益小，且由于进入壁垒低下，容易发生贸易摩擦而导致收益状况恶化。据吴解生(2005)的研究，中国制成品出口份额占世界比重从1984年的1.1%升至2004年的9.7%，但中国制成品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仅从1980年的3.3%增至2004年的7.8%，后者增速明显小于前者，这意味着出口份额的增加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增加值同步上升，意味着俘获型GVC分工对中国产业分工利益的榨取。同期，中国成为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从1995年以来，一直远高于其他国家，至2006年10年间总共被立案调查多达500次(隆国强等，2007)。最后，中国多以代工方式参与GVC分工，使得加工贸易比例过高，长期维持在贸易总量的50%以上，而且多数都处于低附加值价值链的低端，被锁定于加工制造化倾向的产业发展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产业结构的畸形化，使中国的产业结构长期偏离国际发展的一般模式，造成工业比重过高而服务业比重相对过低。在较长的时期内，这种异化的产业结构将可能导致自然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对国际市场与技术的依赖，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也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偏离效应的作用机理

　　全球价值链分工以生产和市场的一体化机制作用于中国产业发展，这一过程发生的机理可以概括为：GVC分工模式的产业转移通过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制造化演进、加剧中国服务业的滞后发展、引致中国产业空间结构失衡等途径，最终导致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偏离了一般发展模式。

　　(一)GVC分工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制造化演进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渐由原先的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中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和大量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积极介入GVC分工模式的产业转移，承接GVC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成为发展中经济体承接FDI最多的国家和全球最大的产业代工平台。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仍高达923.95亿美元。然而，GVC分工模式所发生的产业转移主要在易标准化、技术成熟和贸易性较强的加工制造价值链，而附加值高的研发与服务环节则较少移入，即使在服务外包领域，也仅限于可贸易的低附加值环节。由此可以推断，源于GVC模式的产业转移所产生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行业间的分布应该是不平衡的。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以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为主要方式，以外资的大量进入为特征，大量承接欧美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制造加工价值链转移，由此决定了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成为GVC分工影响最深的部门和行业。

　　从FDI的三次产业分布来看，第二产业的外资比重始终最大，是吸引外资的最主要部门。1990-2010年间，尽管外资在第二产业的比重存在波动，但始终是外资进入的主要选择，而且在经过90年代初期的短暂下降，自1997年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第二产业吸引外资的比重重新跃上70%，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进一步，从外资在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的分布来看，制造业集中了绝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制造业各行业每年实际利用外资比重占工业总体的90%以上。这说明了中国大量参与本轮产业GVC分工的事实，而且发展的重点在于加工制造产业。

　　在GVC分工生产网络里，产业联动发展引致了不同国家结构分化的二元集聚，而在中国主要集聚了低附加值的生产加工价值链和加工贸易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结构上则表现为偏向生产加工制造化的转化。倘若这一命题成立，则意味着中国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在产业结构的比重会增大，产业结构演进偏向制造化。事实上，在体制转轨初期，随着原先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模式的自我调适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二产业比重从原先明显偏离经济发展阶段的超高位收缩，产业结构体系向着合理化方向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GVC分工模式的产业转移大量移入，原先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势和低廉的劳动力相结合，外向型工业经济得以更快发展，迅速发展为全球最大的代工生产能力，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随之增加，第二产业的结构变化情况同外资的产业分布结构高度吻合。在整个90年代，第二产业的比重得到恢复性增长，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第二产业比重在2003年甚至达到48.6%，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的产业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制造化趋势。

　　(二)GVC分工加剧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滞后

　　对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问题，有学者认为，服务业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较之标准型偏低的现象，是由于中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致，也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使然，并不能说明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落后(郭熙保等，2010)。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判断是毫无疑义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落后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的不足不仅导致服务业比重偏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其实，服务业比重偏低这一现象的成因以及相应的发展思路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只有厘清经济现象的成因和发生机理，靠近事物本源和实质，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滞后既有内部的制度性原因，也与GVC分工模式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在GVC分工这一主导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最终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国际经验。

　　1.GVC分工模式下中国承接服务业转移较少

　　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的程度。经济的理性诉求将促使单一经济体内部的产业分工扩展到全球市场，从而获取经济增长的高效率。随着国内分工扩展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深化到行业内部的不同产品，再从行业内部的不同产品深入到同一产品的不同环节或工序，这意味着国际产业转移也相应地由产业的空间变迁向产品的空间变迁转换，再到同一产品不同价值环节的空间变迁，形成了按照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布置的全球空间结构。当然，全球价值链分工主导的国际分工对不同经济体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利益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发达国家扮演着“推平”世界产业结构和改变全球经济格局的主导角色，通过GVC分工把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强化控制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市场渠道等高端环节，从而达到控制产业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目的。可见，在GVC分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引入的主体是生产加工企业，而相应的技术研发和终端市场仍留在发达国家，这就使得承接GVC模式产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加工能力和服务能力不平衡发展。

　　倘若联系到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平台是以外资为主体的事实，那么可以推测，中国GVC分工模式的外资引进集中在产品生产加工能力，而承接的服务业转移较少，生产性服务业引进外资的比例较低。过去30年间，中国吸引外资占世界的比重持续增加，从1980-1889年的年均1.7%，到1990-1999年的年均7.2%，再到2000-2005年的年均7.6%，虽然金融危机后引资增速下降，但占世界比重份额仍增至2009年的8.1%。然而在吸引外资份额持续增加的同时，外资结构并没有同步改善。中国的外资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状况一直没有改观。1979-1990年间服务业吸引外资平均仅为工业的58%，1990-2008年间服务业吸引外资平均仅为工业的43%(数据来源于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外资在服务业中不仅所占比重较低，而且在内部分布也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零售贸易、餐饮酒店和房地产等消费型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则集中于交通运输物流等产业，而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如软件服务、研发设计和管理咨询等较少，这也决定了服务业技术水平低下和内部结构的低级化。可见，外资在各产业的不平衡分布增加了中国产业结构不平衡发展的力量，使得服务业与工业发展更加不平衡。

　　2.GVC分工模式阻断服务能力的内生成长

　　根据斯密定理，随着市场规模和范围的扩大，经济体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当然，产业分工的发展并不止于此。分工的不断深化意味着更多的新的产业生成和发展，新产业的不断生成和壮大，一方面扩大了市场规模，形成了扩展分工的新动力，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促进交易效率提高的手段。扩大的市场规模和产生的新交易工具反过来又推动新一轮的分工发生。也就是说，产业分工是一个不断循环上升的内生成长过程。由此，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源于产业内部分工与深化，服务业的发展与工农业分工而形成的服务需求密切相关。在经济体内部，产业分工的深化不断衍生更多的中间服务需求，从而形成服务业成长的重要推力；高水平服务业，特别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反过来又促进工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继而产生服务业发展更广阔的市场支撑。因此，经济体内部产业结构体系存在着一条关联发展的内生成长路径。

　　在内生成长的理想状态下，服务环节从制造环节不断分离出来，使作为中间要素投入的服务业不断发展。从整个经济运行来看，社会专业化分工更加细化，专业化分工也有利于服务业的规模经济形成，提高服务业自身效率，促进经济更快增长。通常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在初期往往需要大量的装置投资(set-up cost)，而一旦投资完成以后，则边际成本相对较少，规模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知识密集型的生产者服务业，这一特征更加明显。随着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其成本不断降低，实质是降低了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制造业效率(江静等，2009)。所以，产业体系的内生成长以服务业与工业和农业的关联互动为基本特征。

　　然而，自90年代以来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外资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发显著。其中，90年代后，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快速上升，特别是在21世纪初期当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期，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连年超过30%(《中国商务年鉴2008》)。外资工业产值超过1/3的比重足以说明外资地位的重要性，而且这还不考虑内资工业中也有相当比例和外资经济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资工业在中国的发展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来推动，它体现了中国和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分工，比较优势不仅反映在不同产业之间。相对而言制造业的优势最大，而且反映在产业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其中主要在加工装配环节。上世纪80年代，中国吸引的外资来源主要是港澳台地区，并且主要投向纺织服装、制鞋、玩具、五金、家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有一定资金密集度的家电、电子行业，形成中国大陆和这些地区之间在生产加工和市场服务之间的“前店后厂”式的分工形态；上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日以及韩国的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在中国投资，主要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的电子通信设备、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等行业的加工装配环节，以加工贸易的方式维系产业的跨国运营。在GVC分工模式的产业转移中，中国大量集聚于第二产业的附加值低的加工装配环节，跨国公司所在的母国则着力发展研发、设计、材料采购、品牌、渠道、金融、物流等产业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它们恰恰属于第三产业高级生产者服务业。也就是说，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参与GVC分工模式是以中国从事第二产业和发达国家或地区从事第三产业之间的分工为特征。在GVC分工模式下，中国制造业成长内生的生产性服务需求被漏出，由跨国公司的母国的金融、商务服务等相关服务业的离岸服务来提供，因而这种“切片式”的分工阻断了经济体内部分工衍生的上下级产业需求的相互支撑，以及需求支撑的各产业互动成长的路径，最终体现为中国工业与服务业发展偏离一般发展模式的形态。

　　(三)GVC分工引致中国产业空间结构失衡

　　改革以来，中国依赖于原先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的快速改善、富足的劳动力资源以及高速成长的产业集群，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装配环节，以加工贸易为导向迅速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代工生产制造平台，创造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然而，中国高度依赖外资和国际市场的外向型产业发展方式，本质上是发达国家通过GVC分工控制和俘获中国低端产业的关系，并逐步演变为产业升级的低端锁定和产业空间结构失衡，对中国地区差距的扩大和区域协调发展造成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一是东部地区率先加入GVC分工网络，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体，自完成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后，在向更高级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过程中则遇到了阻隔和瓶颈，有陷入产业“低端锁定”和“贫困式增长”的可能。二是东部地区在加入GVC分工网络的过程中，其产业发展只是定位在“世界加工厂”的低端，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空间，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沦落为原材料和劳动力等低端要素的供应地，演变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明显扩大的格局。

　　GVC分工模式的产业转移对中国产业空间结构失衡和地区差距扩大的影响概括为：

　　1.东部地区先发优势和在位优势的作用

　　由于东部地区先行开放，具有先进的基础设施优势以及后发生成的在位优势，东部地区一直是外资首选地，外资的引入使得率先加入GVC分工的东部地区获得了不断自我集聚的力量。这种产业集聚的优势会促进集聚的扩张，直至演变为所谓的“中心—边缘”模式，其结果是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且，东部地区加入GVC分工的比较优势是一般的初级生产要素，在GVC中被动性的低端定位，着力发展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环节，对要素需求较为单一，不仅缺乏产业价值链的关联带动效应，而且还会形成地区间的高度竞争关系。这种增长方式只会增大中西部地区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需求，压制中西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简单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的供应地，形成要素的单向流动和对中西部地区明显的“挤出效应”。这既是扩大中国地区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中国发展多层次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障碍。长期以来，我国外商投资经济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从资产分布情况来看，《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0年数据显示，广东、上海、江苏、北京四省(市)的外资规模占全国外资总资产比例均超过50%，第二梯队的浙江、福建、山东、辽宁、天津5省(市)的外资规模占外资总资产比重超过20%，可见东部地区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外资在各地区主要投向第二产业，其中，东部地区外资在第二产业比重基本维持在65%左右，中部地区为70%，西部地区为60%。外资的科技投资方面，东部地区占有的比重为90%，具有绝对优势地位，而中部地区接近7%，西部地区仅为3%。当然，受本轮爆发于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性经济衰退、增长前景黯淡、信贷紧缩和企业利润下降等因素都对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投资区域布局也悄然发生了变化。2010年，东部地区实际吸引外资783.40亿元，同比增长19.35%，占全国的84.79%，比重比上年下降3%；中部地区实际吸收外资74.36亿元，同比增长36.44%，占全国8.05%，比重比上年提高0.76%；西部地区实际吸收外资66.19亿元，同比增长79.84%，增幅比上年提高10.8%，占全国总量的7.16%，比重比上年提高2.24%。中西部吸收外资增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从我国外资分布结构演变的趋势来看，外资集聚于东部地区的格局仍没有发生根本性改观。可见，长期以来，外资经济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且科技资源以及利润也同样集中在东部地区，这将进一步加大东部地区的在位优势，势必加深地区产业空间结构的扭曲程度。

　　2.GVC分工模式弱化了中国区域产业联动发展效应

　　改革以来，外资经济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从1992年的26.4%上升至2008年62.5%，加工贸易近5年一直维持在65%左右，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外资进行国际代工为主的生产分工模式。这种外资GVC分工主导的国际代工模式，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并且通过出口带来了外汇收入，但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这种产业发展模式，主要是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初级要素禀赋优势，使得发达国家大量榨取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要素租金”，而且极大地破坏和污染了环境，引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贸易利益所得极少。过去10年间总共被立案调查的贸易摩擦超过500多起，频繁的贸易摩擦严重影响了中国产业的安全发展。当然贸易摩擦是单纯由劳动力的低成本竞争所致。然而，发达国家主导的GVC分工目的就是为了单纯利用中国的初级要素优势，当中国企业选择沿着GVC进行产业升级必然遭遇发达国家的重重阻击。为了维持产业控制和防止技术外溢，发达国家只是转移技术水平低且标准化的环节，对于技术水平较高的环节，特别是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基本上仍由外资企业独资生产完成，形成了封闭性的网络生产体系，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核心技术、尖端技术。譬如，日本本田汽车在广东虽然是整车生产和销售与中国内资企业合作，但关键零部件如发动机还是由日本独资生产。于是，在GVC分工模式下，外资集聚在中国东部形成了相对封闭式的生产网络，而且技术水平越高生产网络越封闭，从而达到发达国家利用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同时又把自身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关联控制在安全范围内的目的。另外，发达国家大量利用专利保护和技术标准战略，以最大限度地控制技术和市场。其结果是东部地区参与GVC分工的企业仅限于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在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方面则遇到厚重的“壁垒”而进展缓慢。由于GVC上越是低层级的分工环节，越具有生产简单的标准化流程而产生较弱的中间性服务需求，特别是产业技术前后向联系效应弱化的特点。因此，GVC主导的东部地区产业发展与中西部地区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大为减弱，技术在地区间的外溢作用被阻止，使得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产业联动发展的效应大大降低。

　　3.GVC分工模式割裂了国内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

　　中国大规模融入GVC低端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是通过进口发达国家机器设备和一部分关键的中间品，然后生产和加工制成品进行出口销售，以满足国际市场为主的产业成长方式。这样一种“两头在外”的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极易产生对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的高度依赖，使本土先进技术的装备制造业和高级生产者服务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内产业关联和循环链条产生“断点”和“裂缝”，也就是说，GVC分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中国国内产业的有效循环体系。

　　首先，由于在GVC分工模式中，中国加工的最终产品面向国外市场，国内生产厂商必须按照主导厂商的产品规制、技术标准及国外消费者需求进行生产，在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有较大的落差、技术标准和产业控制权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国内生产厂商只有被迫高价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装备和技术，其生产的产品才符合国外标准。一方面，机械装备的引进挤占了原本服务于国内生产需要的装备工业的发展空间，使其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国内装备工业在市场被挤压乃至市场不断萎缩的情况下，产业研发和技术更新的资金投入难以为继，正常的技术更新链条被打乱，研发和技术更新的投入长期得不到市场的补偿，因而造成装备工业在失去市场的同时，又失去了技术追赶的机会，导致国内产业循环体系发生系统性的紊乱和失衡。

　　其次，东部地区参与的GVC分工模式也抑制了先进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两头在外”，其实质是产品价值链的高端在外，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在外，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在外。GVC分工模式的产业一体化，核心是发达国家通过从事非实体的现代服务业，如研发设计、金融、法律、品牌、物流和渠道等活动，控制低端的生产、加工制造环节。对于中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以消耗自然资源和初级要素为主的低附加值环节，这种以微小利润和追求产量规模增长的模式，对中间性的服务需求微弱，对知识密集的生产服务需求很小。而且，产品价值链上高端的生产服务型活动，一般都配置在跨国公司的母国，或者通过离岸服务来实现。发达国家生产服务业活动规模的扩张和内涵深化，非但不能有效地促进东道国服务业的发展，相反还会产生明显的挤出和替代作用。因此，必须超越GVC分工，以国内市场需求为支撑，独立发展先进的装备工业，继而对知识密集的现代服务业产生近距离的需求。同时，生产者服务业越发展，就越有可能实现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摆脱在GVC分工中的低端地位。

　　最后，由于在全球价值链上东部地区企业只是一定程度地实现了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而难以在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上有所作为。这样，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循环链条和运行环节极短，不利于国内不同产业之间的关联带动发展，压缩了国内产业链在三大地区间延伸的可能性，降低了产业关联发展效应和产业增值水平。刘志彪(2008)在对中国玩具产业出口状况调查研究后得出，中国对美国1000美元的出口可以产生的完全国内增加值为368美元，美国对中国1000美元的出口可以产生的完全国内增加值为868美元。因此，GVC分工模式片段化与相对封闭性特征导致中国国内产业链延伸不足，降低了产业关联度和增值能力(Bond，2005)。

　　可见，中国东部地区长期在GVC的低端发展，不仅使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呈现低端的结构固化和一定程度的贫困式增长特征，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正常的国内产业循环体系，抑制了上下级产业因需求而内生的互补效应的发挥，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现代产业结构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四、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特殊制度变迁模式的影响

　　在改革以来的产业发展进程中，中国特殊的制度变迁路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潮流，从而也为中国产业结构演化提供了独特的动力机制与制度环境。

　　(一)制度约束下的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滞后

　　在GVC分工的背景下，中国成为FDI的大国，而且主要投向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然而，当前国际FDI流向与中国FDI产业分布形成鲜明对比。联合国贸发会议外资司司长索旺(2004)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全球FDI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服务业的外资流动占到60%～70%；在经历金融危机冲击后，2010年全球外资流量逐渐复苏，而且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得到了强劲的增长(联合国贸发厦门会议《2010-2012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当然，这种强烈反差的形成离不开中国特有的制度演化模式。制度变迁与产业结构演化是一个互动演进的过程，产业结构演化离不开制度的作用，而制度变迁也往往成为产业结构演化的推力。此外，不同产业对制度的需求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服务业较之制造业的制度依赖性更高。宋晓芬(2008)认为，法制与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产权保护越充分的国家，其服务业就越发达，而产权保护不力的国家，其第三产业的表现也就较差。其实，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对制度的需求也很不一样，现代生产者服务业较之传统服务业对制度有着更高的要求。如果这一推演恰当，那么就中国服务业的四个层次①的行业而言，第二层次的具有知识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较之其他三类服务业的发展可能更为滞后，而且偏离一般模式的程度可能会更大。

　　

　　从表1数据来看：中国第四层次的服务业发展情况与其他国家基本持平，没有明显的结构偏差；第一层次和第三层次的服务业明显落后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但同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的国家相比，也不存在明显的结构偏差；与制度密切关联的第二层次的服务业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明显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是服务业发生偏差最大的部门。可以推断，中国服务业偏差主要体现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滞后，服务于生产要素流动的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法律活动、管理咨询、技术服务等各种商务活动发展的滞后。

　　比较分析的结果基本验证了上述推论是成立的，尽管中国在整体上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各个层次的市场发育并没有保持同步。其中，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明显滞后于商品市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调配资金、土地、技术等要素资源，名目繁多的招商引资大都以土地、资金、税收方面的优惠为条件。换句话说，政府的政策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通过市场交换的生产性服务业，或者说是政府行为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了“挤出”效应。所以，中国特有的制度变迁模式导致了生产性服务业乃至整体服务业的发展滞后。

　　(二)制度设计偏好于工业增长

　　改革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逐步确立，同时，政府职能转变也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是以GDP为导向的政府政绩考核模式使得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某种主导作用的状态却一直延续了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深深地刻上了各级政府的意图、政策和行为等制度性因素的烙印。首先，就各级政府肩负的责任而言，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通过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可以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因此GDP的高增长是各级政府政绩的最重要衡量指标，同时也是考核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业绩的决定性内容。其次，就税收制度体系设计而言，中国的税制一直采用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方式，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在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之间进行分成，这样的一种税制设计激励着各级地方政府大上、快上工业项目。最后，行政权力在配置资源方面仍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就各级政府所拥有的配置资源的权力而言，土地、信贷、水电等重要资源配置权力仍然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各级政府官员手中，或者受党政领导决策的影响。各级政府也正是充分运用这种动员和配置资源的权力来实现各种“政绩”目标。

　　对于服务业发展，特别是金融、房地产和商务服务业的发展是分工深化的结果，也就是说，生产性服务业需求是一种间接需求，面临的服务对象需要长期培养和以要素市场的充分发育为条件。这就意味着服务业发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对于GDP的拉动作用不会立竿见影；而且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培育要素市场，这意味着市场取代行政权力配置资源，从而使其丧失了寻租的空间，这远非政府官员所愿。相对而言，工业品有强劲的国际和国内需求，上工业项目见效快，在行政考核的压力和“经济性激励”的诱导下，各级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必然是利用掌握的权限鼓励和支持对GDP拉动效果显著的工业投资项目。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保持了高于其他产业的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1990-2008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0.1%，第二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2.6%，工业更是高达12.9%。同时，在90年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各地大建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竞相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吸引外资也就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经济发展指标。所以，制度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偏好于工业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加快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产性服务业乃至整体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

　　(三)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与中国制度变迁的高度契合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产业分工更多地是由微观的企业来推动，以产品价值链分工的形式来实施。由于服务环节的国际分工需要更高条件，服务业国际分工也多发生于发达国家的企业之间；而生产制造环节的可分性和便于标准化，使得发达国家更倾向于把这些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借以整合发展中国家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以及市场扩张，维持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而中国工业增长偏好的制度设计顺应了国际分工演进的潮流，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入各类产业园区，外资主要投向各类制造业，并且在很多制造业部门已占据半壁江山。截至2008年，外资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接近67%，家具制造业超过51%，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接近49%。虽然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中国引进的外资流入服务业较之工业更快，增幅比上年提高32%，但是外资集聚制造业格局仍占主导(《中国外资统计年鉴》，2010)。可见，在GVC分工和偏好工业的制度诱导下，中国参与的国际分工形成了以中国从事第二产业和发达国家或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分工格局。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外资在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主要由其母国的金融、商务服务等相关服务业所提供的离岸服务来满足，因而在一定范围内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滞后并没有构成工业增长的瓶颈，中国经济也就在产业结构长期偏离一般模式的情形下得以实现规模性高速增长。

　　五、结论与政策寓意

　　通过理论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是改革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偏离国际经验的主导力量，而中国特殊的制度变迁方式进一步助长了产业结构的偏离。这一演进过程可以描述为，在地方政府追求GDP高增长激励的制度设计下，普遍偏好发展对GDP增长见效快的第二产业，以带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之相应，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则利用中国各级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等人为形成和客观存在的比较优势，迎合了中国各级政府发展第二产业加速经济增长的意愿，把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国际前沿的技术实施机制与中国工业化偏向的制度设计完美地契合在一起，最终打造了在中国加工制造、在母国提供生产服务的产品价值链一体化分工形态，把中国封锁在“加工制造化”结构内，形成依赖国际低端市场的俘获型产业发展形态，使中国的工业经济得以在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演进偏离一般模式的条件下维持较长时间的粗放型增长。当然，这样一种分工模式导致了中国产业被封锁于低级化结构状态，主要体现在过多集聚于加工制造产业和东部地区，一方面畸形化了中国产业结构，加剧了产业空间结构的失衡，另一方面造成了各种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恶性竞争以及贸易摩擦频发等问题。

　　因此，要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须超越当下全球价值链驱动的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把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和重视国内市场需求的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摆脱对全球价值链驱动的外来力量的高度依赖，走出一条外向型和内向型发展模式有效结合的产业发展道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遵循要素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大国内需成长、引致创新功能的复合型产业结构高度化模式。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参照国家统计局对第三产业四个层次划分和联合国制定的产业分类标准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我们把第三产业划分为如下四个层次：一是流通服务部门，包括批发零售业、旅馆与餐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通讯业(中国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二是生产性服务部门，包括金融业、房地产、租赁以及商务活动；三是科学文化服务部门，包括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其他团体社会和个人服务业(中国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四是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包括公共管理和国防、社会保障(中国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作者介绍：曾蓓(1971-)，女，广东兴宁人，山东工商学院管理学院，讲师，山东 烟台 264005；崔焕金(1969-)，男，山东胶南人，经济学博士，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处，讲师，山东 烟台 26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