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五四运动

看五四运动

摘者按：《剑桥中华民国史》，《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对五四运动前后的变化及五四运动的认识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五四时期抨击这时不仅指向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制度，而且指向整个传统，包括“儒道佛三教”， 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是五四时期汇集的学说中新近增加的一种，否则五四时期就只有较老的论题。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更带普遍性的想象与极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总会作为一个“人民-国家”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五四时期学说的种种趋向有多次冲突，比较重要的冲突之一是胡适、李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7月和8月号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映了他对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共产主义阵营的烦恼。如他后来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不只李大钊）准备致力于创建政治（终极是）军事力量的问题，并根据当前难以改变的力量的实际情况行动，不管这些实际情况是否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范畴。

不论就年龄还是就经历而言，毛泽东都是五四运动那一代人中的一员。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起，毛泽东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

度过了他在政治组织和政治研究中的见习期。他作为革命者的经历实际上是在五四示威游行之后开始的。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他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和其他文章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摘者注：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民众的大联合（二）：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对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的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应当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民众的大联合（三）：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剥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万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

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在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影响是胡适的影响。已经指出，毛泽东1919年的几篇文章发表以后，曾受到北京《每周评论》的热情赞扬。一位评论家概括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期的内容，说道：“《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探讨。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胡适本人。至于政治变革的目的，和实现变革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东（萧瑜）和其他人细谈自己观点的信件，收到学会会员间在法国辩论这些问题的情况的几封来信之后，于 12月1日 回了信。蔡和森、萧旭东，连同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的几年中组成三人小组，自称“三个豪杰”。但是，随着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已分道扬镳了，蔡和森走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东走向更温和的有模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幻景。毛泽东则不含糊地同意蔡和森的观点——中国的道路必须是俄国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在批驳萧旭东和罗素——这时他正在长沙沿着类似的路线演讲，赞成非暴力革命，不要专政——的论点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是十分模糊不清的。于是，他把世界的总人口15亿，分成5亿是“资本家”，和10亿是“无产阶级”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理解还有点不明确，他在1920—1921年冬这一时期，肯定是朝着与列宁对政治的解释和谐一致的方向前进的。最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条列宁主义的原则，即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他今后一生中一直居于他思想的中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

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封信见地[按：中国“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知识分子自身并不能创造历史。由于割断了他们与其所属的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知识分子虽然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但在政治上和历史上还是处于软弱地位。只有当知识分子感觉到将自己与其他社会阶级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并把握住这种时机，从而成为表达穷苦群众的社会经济不满情绪的政治代言人，并将群众的活动纳入新的政治活动的形式中之时，知识分子才能够认识和利用近代中国历史环境提供的革命变革的潜力；也只有在这时，知识分子才能利用时机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改造社会现实。那些将建立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所以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启蒙作用，是因为他们在这一理论中看到了解决中国社会危

机的途径。《新青年》编辑部有两个来自北京大学的教授即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期共产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追随他们的年轻学生，这些学生受到了这价非同寻常的杂志所阐发的观点的熏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以及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都是来自这个早期的年轻革命活动家的团体，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泽东。他曾在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当过图书馆助理，并在政治上追随李大钊。

正是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在此之前，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但真正皈依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并不多。随着对西方民主的信仰的破灭，随着国内的政治觉醒为在中国舞台上采取有效直接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希望，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和新的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不仅被看作是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精神产品，而且还被作是对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西方世界及其与中国的帝国主义关系的否定。后面这一点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国际革命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论述民族主义的要求的有关部分和新苏维埃政权放弃老沙皇在中国的特权这一事实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接受俄国革命的经验从而变成共产主义者，是寻求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政治行动方针

的出路所在，也是在国际范围内的革命变革进程中为中华民族谋求一席之地的出路所在。虽然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预告的国际革命的理想的鼓舞下产生的，但他们是通过一条有着深远意义的民族主义道路而走向新的社会主义理想的。由于“五四”运动造成了民族主义的并在政治上表现为行动主义的冲动，并且这种冲动又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即将到来的国际革命高潮的乐观期望结合在一起，这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在这个基础上承担起了组建共产党的任务。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这种惊奇的感受（以及兴奋的心情），反映在毛泽东写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中。在本书中，毛泽东将农民自发的革命行动说成是一种自然的和根本的力量，“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是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①。［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页。以下凡引《毛泽东选集》均为四卷横排合订本，不再——标明。——译者］

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个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的一个教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总结出一个新的著名的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还认识到，莫斯科并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贮藏所，至少就涉及中国革命的情况是这样，因为正是由莫斯科制定的那种“统一战线”战略，才使中国共产党人惨遭败绩。中国共产党决不是要否定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他们现在决心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独立性。其后，他们又对农民的革命潜力作了新的估价。这一方面是出于需要，因为现在共产党已

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效地开展活动，另一方面也是新的革命的前提。尽管那种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一再强调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但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已不再受这种教条的束缚了。经历了1927年血腥镇压的城市无产阶级，在其后的20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着政治上的沉默。直到1949年共产党率领其获胜的农民军队进入城市以前，共产党人一直未能重新获得他们在城市地区的力量。它在农村则力图维持社会现状，满足于将权力建立在传统的地主豪绅的现存地方势力的基础上。因而即使只把国民革命当作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革命，国民党的胜利也只有表面的和不完全的。因为“国家统一”并不是建立在消灭军阀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与中国北方较为强大的各军阀武装结成不同的、脆弱的联盟的基础之上的。而“民族独立”则意味着与帝国主义列强握手言和并让外国经济继续左右着本民族的经济发展。这样，资产阶级革命依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共产党人肩上。

[参见：“新启蒙”开启的“思想解放”是对“五四”传统的全面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