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中俄的赤色枢纽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随着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东北开辟了“国际地下交通线”，这条线被历史学家称为“红色之路”或“红色通道”。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它以哈尔滨为交通枢纽，东至绥芬河（中俄边境中方口岸），南至大连，西至满洲里，东西两端分别与俄国西伯利亚铁路接轨，成为连接中俄的重要交通要道。共产国际成立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这条通道成为“红色革命”的生命线，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说，有了“丝绸之路”中国人民与亚、欧、非各国人民建立了历史友谊的话，那么通过这条红色之路，则拓宽了马列主义传播渠道，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绥芬河不仅是中东铁路东部线中俄国境中继站，而且是共产国际地下东部线的主要枢纽站，一些党史学家称它为“赤色枢纽绥芬河”。 　　从清末开始，随着屯垦戍边政策的推进，“跑崴子”与“闯关东”形成东西相向对流，传统的长途贩运，促进了中俄边境易货贸易的开展，开始了绥芬河近现代的商业文明，也形成了以中俄文化为主的移民文化。1901年6月，中东铁路东部线出境段开通，并与西伯利亚铁路南端接轨，绥芬河站到俄格罗捷阔沃至乌苏里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站通车，成为最早通车的边境站，主要运营工程车、货车和旅客列车。1903年全线通车后，根据《中东铁路合同》，沙俄对绥芬河行使了中东铁路附属地治外法权，把绥芬河变成了“国中之国”，大量俄罗斯、日本、朝鲜商人和企业主、家属、工人等纷纷来到绥芬河，还有美、英、法等国的商家、政客、传教士相继进入。19世纪20年代，绥芬河被称为“东亚之窗”、“国境商业都市”。中东铁路穿过我国东北地区，在最短距离内实现了俄国远东出海口与中部地区的连接，为沙俄控制远东，掠夺和侵略中国开辟了道路。赤色枢纽绥芬河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在这条国际铁路线上被赋于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崇高的革命使命，在东北革命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并有着鲜明的传承文脉。 　　较早由中国人用中文对边关绥芬河沦为沙俄中东铁路附属地、惨遭殖民统治的真实记录和沉痛反思的是一位中国进步女性单士厘。1903年，她陪同其夫从日本长崎乘船经俄远东港口，再转火车回国。当火车进入绥芬河站时，她看见中国人在本国领土上仍然受到俄国人的肆意检查和欺辱，感到不平和愤怒，当日就在《癸卯旅行记》中十分气愤地写道：“由俄入华，其关权应在华而不在俄，然今日关权，乃在俄不在华。不胜慨呼言之。”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著名的革命家万福华，也是绥芬河屯垦戍边史中被称为“强边富民第一人”的功臣。万福华，安徽合肥人，1865年生，曾学医、经商，后考取候补知县为官，相继出任滦州铁路筹备局部办和粤、闽盐局主持。后感清廷腐败，国事日非，弃官赴川、湘等地广交仁人志士，图谋救国大业。他拥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曾因刺杀向法国殖民者出卖权利的原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果，坐牢8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出狱追随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出任北京政府政治咨议、中央实业顾问、阅边委员等职。袁世凯称帝时，拒绝其拉拢，感到看不到“共和之光”，把人生目标转向实业救国。1913年，万福华在考察吉林屯垦戍边时，看到大片领土被沙俄肆意侵占，绥芬河流域以北人烟稀少，致使沙俄肆无忌惮，于是萌生了兴边安邦的思路，并很快付诸行动。1914年他受命来到绥芬河，筹办阜宁屯垦公司。为同沙俄争夺主权，他把公司设在沙俄附属地附近，与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万福华从绥芬河长远利益出发，开始对土地、水利、村镇、道路、教育、商业等诸多方面进行实地调查和全盘规划，同时制定三年免税政策，给移民优惠待遇。在大力开垦边荒的同时，他注意开发中心集镇、兴办金矿，组建了护垦队，以徽商的智慧开设“中华市场”成为绥芬河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对俄、日、朝等国开放的互市贸易市场，有商户372家。截至到1917年10月，据官方统计，共开垦耕地3400多垧，新建村屯5个，定居农户903户；开设学校8所、市场1处、钱庄2家、开矿2处。万福华于1919年10月15日，由于顽疾复发病逝。国民党称他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斗士”。 　　万福华在绥芬河期间，一颗政治救国之心未泯，曾邀国民党左派人物张西曼到绥芬河考察，交流救国思想，谋求救国方略。后来在万福华的协助下，张西曼经绥芬河赴俄罗斯考察学习。张西曼，湖南长沙人，九三学社创始人，中国早期马列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1919年，张西曼在北京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创建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参与翻译出版了《俄国共产党党纲》，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作出了贡献。他不仅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支持者，还是坚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为国共合作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张西曼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逝世。逝世后，周恩来、郭沫若给予高度评价。 　　绥芬河还涌现出著名的共产主义战士杨明斋，筹建中共的“牵线人”，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杨明斋是山东平度人。1901年3月，杨明斋为了生计“闯关东”到哈尔滨南岗做苦力，后到绥芬河寻求“跑崴子”，在绥芬河铁路当工人。一年后结识了早期“跑崴子”的牟平商人，在老乡的帮助下到海参崴一家皮铺店做伙计。1908年到西伯利亚矿区做工。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前，秘密加入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一个工作组到中国，负责人是维经斯基，成员中就有杨明斋，兼任翻译工作。他协助维经斯基，联络“南陈北李”，为推动中共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春，工作组在北京与李大钊会见后，接着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8月，杨明斋参与发起建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1921年，他和张太雷赴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中国建党情况，成立了运东局中国支部；接着又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杨明斋是中共最早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成员之一，也是从绥芬河第一个走向共产国际的革命者。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地下工作者秘密潜入绥芬河，打入工人之中，建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带领广大中俄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积极有效地支持了十月革命和远东解放。五四运动爆发后，革命先驱马骏从宁安来到绥芬河，深入铁路工人之中宣传“五四”精神和马列主义。早期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罗章龙从满洲里来到绥芬河，深入工厂与工人一起劳动，考察绥芬河铁路工会和工人运动的情况，积极组织运动。回到北京后，罗章龙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东铁路中国工人受十月革命影响较早，工人觉悟高，已具备建党条件。由此可见，绥芬河被冠以“赤色枢纽”，名副其实。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通过决议，开辟东北共产国际交通线，在哈尔滨、绥芬河、满洲里等地设立交通联络站。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后，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等人，分别由共产国际海参崴工作站护送到格罗捷阔沃步行越境，再由绥芬河共产国际交通站白俄交通员掩护，用马车迎接进城，住在绥芬河铁路公寓（俗称大白楼),后乘火车到哈尔滨中转。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与会代表大部分是在哈尔滨国际交通站统一安排指挥下，途经绥芬河、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安全护送赴苏和回国的。尤其是六大代表回国时，大部分人员分批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到海参崴，在共产国际海参崴工作站安排下，分别扮成苦力和商贩，在共产国际交通员掩护下徒步越境至绥芬河，再由共产国际绥芬河交通员和中共满洲省委绥芬河交通员迎送接待，安全中转回到国内。据有关回忆资料，经由绥芬河回国的六大代表有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邓中夏、贺昌、罗章龙、邓颖超、蔡畅等。到绥芬河后分别被安排住在铁路公寓和欧罗巴旅馆。其中，周恩来在六大闭幕后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完成工作后，和邓颖超等一行四人一同途经绥芬河回国，是绥芬河一名白俄交通员赶着一辆拉饲料的马车，掩护越过边境。绥芬河交通站在迎送六大代表过程中没有发生意外，为保证六大代表的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共产国际绥芬河交通的情况，从有限的史料不难看出，共产国际成立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绥芬河就有俄罗斯人、犹太人、中国人从事国际交通工作，其中有共产国际安排的、有中共北满地委指派的。1928年冬，刚从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赵毅敏，在妻子的陪伴下，由共产国际交通员掩护，从格罗捷阔沃（中俄边境俄方口岸城市）徙步越境到绥芬河（中俄边境中方口岸城市），准备赴上海中共中央报到请示工作，在绥芬河接头中转时被留下。交通站负责的是俄罗斯籍的犹太人，早已从交通员那里得知赵毅敏的学习和工作表现情况，执意要求他留在绥芬河交通站工作。当时，所利用的小店铺被警察发现无法使用，需要新人迅速整顿并开辟新联络点。时逢中共派往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生毕业，陆续回国，其中有许多学生需要经由绥芬河中转掩护。赵毅敏欣然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留在绥芬河国际交通站工作。他和妻子开办一家名叫“双合盛”的估衣店，以此为掩护，开展接待护送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面临沦陷。在国际交通站陷入瘫痪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令共产国际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处中国部主任杨松在绥芬河秘密开展重建国际地下交通线工作，在国际列车员李春荣的掩护下入境。重新开辟了绥芬河东北沟等边境秘密通道，培养了十几名国际交通员和情报员，保障了与中共满洲省委和共产国际的联络，有效地传达了党的《八一宣言》、“一二六指示信”等重要文件和最新指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斗争，建立东北抗日联军，发挥了重要的交通联络保障作用。 　　绥芬河不仅是东北建立共产国际地下交通站的主要地区之一，还是东北建立党组织较多的地区之一。早在1925年中共北满地委就在绥芬河建立了“五站”党支部，支部书记胡玉臣是来自二七大罢工的优秀党员。之后支部数量和人员不断增加。在绥芬河党组织的领导下，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培养党的后备力量，带领广大群众与沙俄军警、反动势力、日伪政权进行不懈的斗争。在1933年1月5日绥芬河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统一战线，以绥芬河为交通集散地和情报源，在牡丹江以东地区，以铁路沿线为战场，开展了破袭战和伏击战，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抗联第五军在绥芬河建立的联络站和山东八路军在绥芬河设立的情报点，以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门在绥芬河培养的特工人员，为东北抗战和解放东北赢得先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辉煌篇章。 　　虽然由于当时秘密工作的特殊环境，有关绥芬河红色革命的文献记载的资料不是很丰富和完整，有些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如关于六大代表经绥芬河出入境的具体有多少人，他们都是谁？在绥芬河交通站工作过的同志还有哪些？他们都做了哪些有贡献的工作？随着俄罗斯对历史档案的解密，中共六大在俄的一些原始资料征集、翻译、核实工作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史料和进行研究整理。但就现有的资料，也足已证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绥芬河地处中俄边境，充分利用中俄陆路口岸有铁路、公路与俄相连的便利条件，在红色之路上所发挥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掩护、中转等重要国际通道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了自己应有贡献。翻过历史的那一页，站在今天的绥芬河，无数革命先烈或先行者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历史值得永远铭记，他们的革命精神更值得代代相传。为了纪念绥芬河交通站所做的贡献，国家发改委、宣传部等14部委联合批复将绥芬河铁路公寓（俗称大白楼)命名为“绥芬河秘密交通线遗址纪念馆”。同时，绥芬河市委、市政府提出在绥芬河建设“中共六大纪念馆”，已经得到黑龙江省有关部门的同意批复，目前正向国家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