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总体上评价苏联解体的后果

如何从总体上评价苏联解体的后果

苏联解体对从法理上承继了苏联遗产的俄罗斯来说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是我们从总体上评价苏联解体后果的逻辑起点，它决定后人应当吸取其正面经验还是负面教训。

从经济上看，从1989年到1999年10年间俄罗斯工农业产值和整个国民经济下降一半，超过卫国战争时期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直到2007年俄罗斯才勉强恢复到1989年水平。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如此一进一退，更拉大了俄罗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衡量社会发展另一最重要指标人均寿命方面，俄罗斯从人均70岁下降到64岁，男子寿命整整下降10岁;至于领土分裂、内战频仍、道德沦丧、恐怖威胁、吏治混乱等等，带给俄罗斯民众心灵上的创伤至今难以平息。所以俄罗斯总理普京说：“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

据俄罗斯多次民意调查，大多数民众也持此看法。这就有力驳斥了国内外一些人鼓吹“苏联解体是历史的进步”、“历史的必然”的谬论，同时也是对国人居安思危、避免苏联解体悲剧的警示。

从民调看俄罗斯人如何看待苏联解体

当我们在讨论苏联解体原因时，首先应当听取和尊重俄罗斯人的意见，因为这毕竟是他们的国家，是他们的切身经历和感受。

据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2000、2001年的几次调查，占被调查者66.5%、63.2%、57.6%的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2005年12月俄罗斯“全俄民意调查中心”对俄罗斯46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153个居民点进行了民意调查，57%的人则认为，苏联解体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就是说多数俄罗斯人并不同意“当时的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

2001年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就“苏联解体主要原因”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4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而认为是“苏联社会经济危机”所致只占17.2%，认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危机”所致占11.2%。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2001、2004年两次就对戈尔巴乔夫评价进行了民意调查。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对人民造成更大的危害”的人分别占56%和51%，认为“他给人民带来更多利益” 的人仅仅占14%和11%。

关于苏联解体原因两种主要观点的争论

关于苏联解体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至今仍然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争论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人们应当从苏联解体吸取的主要教训到底是什么。

一种观点认为：是“苏联模式”，或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体制、社会制度导致了苏联解体。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以苏联名义所建立的共产主义集权制度”，政治上是一种“官僚化等级制统治整个社会”的“有罪和残暴”的大规模谋杀制度;经济上“无法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经济的替代办法来取代自由市场制度”致使“经济不振和最终制度上的运作不灵”;更由于“道德上的肆无忌惮”，“摧毁了人的精神”，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敲响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丧钟。

俄罗斯“右翼力量联盟”认为：“我国在长达四分之三的世纪里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试图实现共产主义的空想，它建立了血腥的集权制度和变态的毫无效率的命令经济，以巨大的代价建立起了核强国”，“由于军国主义和泱泱大国自负心理所导致的严重的失调和过重的负担，由于对劳动和工作经济性的自然刺激受到了严重破坏，更由于大规模民主运动所施加的压力，共产主义制度破产了”。

我国部分学者尽管也承认斯大林模式取得的成绩，但认为苏联解体主要原因是“制度问题”。认为苏联体制弊端主要在于：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在册权贵”的形成，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他们坚决反对把苏联解体原因归咎于戈

尔巴乔夫，认为：“如果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然会忽视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所以戈尔巴乔夫的“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性的，属于导因性质”。

与此相对的一种观点，不否认苏联体制历史上存在的严重的弊端，甚至可以把它视之为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因素。但认为相较于历史因素，现实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上台后奉行“人道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路线，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历史，造成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的混乱，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削弱乃至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他在修改苏联宪法时，废除了关于作为政体核心的苏共的领导作用的《宪法》第六条，实行“多党制原则”。这不仅意味着削弱了苏共的领导，同时削弱了国家政权。因为“苏共本身也是苏联国家管理机构的基础”;在经济方面，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正如俄罗斯新版历史教师参考书指出：戈尔巴乔夫没有连续性的、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反而导致生产下降、国民生活水平降低、以及群众对党的领导人的不满;他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苏共领导人，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和人民思想的混乱，社会失去了精神的支柱。

吸取苏联教训必须处理好“改革、稳定、发展”之间的关系

评价“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必须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其实如同任何社会体制一样，自身都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苏联当时仍然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按照美国、日本、中国学者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综合国力占据世界前两位，并非一定是“无可救药”。

这一点甚至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认可的。2006年，在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时，有人问他：“如果不搞当初的改革，你现在干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如果我身体还行的话，仍在当苏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在我执政的时期，社会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曾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馆长的鲁·皮霍亚教授也认为不存在苏联解体的必然因素：“80年代笼罩着全国的经济危机是严重的。然而，国家的巨大资源使人们能够指望有效地克服经济困难。可以深信不疑的是，苏联(当时)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和群众性的政治反对派。”

几千年世界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任何执政者上台之初都会承继一笔巨大历史遗产：其中既有保证发展的资源，也有阻碍前进的因素，或许一些执政者承继的“负担”多些，一些少些。从辩证法的角度看，这些都不成其朝某种状态发展的“必然因素”。贫困的国家可以发展壮大，“穷则思变”;而一些看似非常强大的国家也可以霎时间“灰飞烟灭”，“富则骄奢”。断言即便是“具有严重弊端”的国家必然灭亡，是“失败国家”，如同把那些貌似强大的国家视作“亘古不变”一样都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戈尔巴乔夫接受的苏联根本说不上

是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这里的关键在于：执政者如何“趋利避害”。

当然，强调戈尔巴乔夫等人负有主要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或者弱化旧苏联计划体制对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影响，这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旧体制的认识前提。我们强调的是，吸取苏联解体最为主要的教训：必须处理好“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削弱，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