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第七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地位(上)

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地位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精神本质的认识，关系到能否从根本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区分开来。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

一、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曾经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觉的辩证法”“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形成“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这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个方面，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在这个基础上改造世界。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本书中，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各个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强调“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而“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而“决不是要捍卫黑格尔的立脚点：精神、思维、观念是本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这种立脚点已经被费尔巴哈屏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自然辩证法》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辩证法来改造自然界，改造人类历史，坚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

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指方法：“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7～48页。）在这里，卢卡奇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本质，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以与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别：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即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也就是要按照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相统一、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如果离开了这个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失去了它的根本特征，也就成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毫无区别的一种普通流派。但也应注意，他认为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这无疑是对的；认为任何想要克服它的企图都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衷主义，也是对的。但他进而认为甚至连任何“改善”它的企图也是错误的，这就陷入了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绝对的泥潭之中。同时，还应该看到：唯物主义辩证法不仅是一种认识方法，一种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更是一种改造世界的方法，一种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方法！卢卡奇把它仅仅作为认识方法，并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本质。

总之，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是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与灵魂，与其他哲学形态有着根本区别。目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由几个部分组成的绝对体系的做法是错误的，是按照黑格尔《哲学全书》的模式来构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种构造，是违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它不仅不能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面目，反而会堕入形而上学的泥潭。对于这种情况，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曾经作过自我批评：“在阅读马克思手稿（“手稿”，即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者注。）的过程中，《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所有唯心主义偏见都被一扫而空。毫无疑义，我本来可以从以前读过的马克思著作中发现那些与今天使我在理论上如此震惊的思想相类似的东西。然而，事实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这显然是因为我一直是根据我自己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来阅读马克思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34页。）

然而，长期以来对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地位有一个比较“正统”的说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是关于世界，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它的主要范畴就是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以至结构与功能、系统与要素，等等。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两段论述：“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但是，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恩格斯在“辩证法作为科学”中的“辩证法”一节的开头所申明的：该书的宗旨是“阐明辩证法这门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辩证法”是包括黑格尔概念辩证法在内的一切辩证法，而不仅仅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形而上学”则是黑格尔以前的“旧形而上学”。并且，恩格斯这里是“阐明辩证法„„的一般性质”（着重号是本书作者所加），而不是阐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性质，恩格斯只是从“事物的真实面目”的角度阐述事物联系和发展的一般性质，而不是全面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说：“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按照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当做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这也是全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表现为构筑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中推导出来的。由此就产生了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令人震惊的结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适应于某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本身又只是人类思维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就会立即变得

简单而朗若白昼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在对待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态度上，恩格斯是想批判其在理论与现实关系方面的错误，把它“顺过来”。而在对自己辩证法的阐述上，恩格斯“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说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研究也是有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也就是说，恩格斯的目的是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指导“理论自然研究”工作，而不仅仅是揭示规律、认识规律——这才是恩格斯的辩证法在目的上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地方。

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时，始终贯穿着唯物主义，认为辩证法的规律不是人们臆造的、主观的，而是客观世界所固有的，主观辩证法不过是客观辩证法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始终把‘观察的客观性’看作辩证法的首要因素。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名二实一，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这些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对唯物主义辩证法本质的认识上，仍然没有摆脱从哲学的“两个对子”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旧模式，把“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均看作单纯的思想方法，以至于把作为哲学形态的传统形而上学（即所谓传统哲学）混同于作为方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把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混同于作为方法意义上的“辩证法”。因而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各自的本质特征以及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甚至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看作是“彻底严整的科学体系”。至于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运用的观点，更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从哲学形态中剥离出来，使其降到单纯方法的地位。

可见，传统的描述并不能使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也不利于正确认识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实际上，以理论与实际统一为特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关键所在，这对于马克思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新哲学是至关重要的。

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地位

众所周知，马克思虽然反对建立绝对体系的传统形而上学，但他仍然有写一本辩证法著作的打算。他在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马克思在1868年5月9日给狄根慈的信中更是进一步表示：“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5页。）此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导言、序言，《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对辩证法问题也有一些重要的论述。之所以这样，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马克思意欲建立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新哲学，就必须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改造；二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与灵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因

此，阐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系统阐述自己的哲学观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

也就是说，不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辩证法”，都应该把它作为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哲学形态来理解，从目的、功能、内容、方法等各方面来认识二者的根本区别。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括，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一词更为贴切，更能从哲学形态的高度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从实际出发，在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中，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不论是对德国意识形态、对法哲学的批判，还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批判，都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必然遇到的重大课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为地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等几个部分，把马克思主义人为地划分为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个部分的做法，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割裂成互不相关的几门学问，不利于正确理解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

对于这个问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也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7页。）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事实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

三、唯物主义辩证法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几千年来，这哲学工程的建筑师，即那唯一的活生生的精神，它的（本性）就是（思维），即在于使它自己思维着的本性得到意识。当它（精神）自身这样成为思维的对象时，同时它自己就因而超出自己，而达到它自身存在的一个较高阶段。（哲学史）上所表现的种种不同的体系，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只是（一个）哲学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罢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那些作为各个哲学体系的基础的特殊（原则），只不过是同一思想整体的一些（分支）罢了。那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体系，乃是前此一切体系的成果，因而必定包括前此各体系的原则在内；所以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哲学体系，必定是最渊博、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体系。”（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55页。）他认为哲学史上的种种不同的体系，都可以说只是同一个哲学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这虽然是从传统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问题，但也确实正确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古今中外各种哲学流派，都是世界文明发展、特别是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因此，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世界哲学发展的大环境之中考察时，我们便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世界哲学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世界哲学发展的最前沿，或说仍然是世界哲学发展的最新的、最具生命力的形态。简单说来就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西方近代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高于西方近代哲学的全新的哲学形态；相反，西方现代哲学在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致性，但它仍然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深刻影响，大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着拒斥的态度，只是部分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后现代哲学在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方面更加彻底，并在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方面转向对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但对现实的理解仍然是从抽象的人出发，并在为宗教保留地盘方面有一定的退步。

1．近代西方哲学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产生奠基

海德格尔在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时说：“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

“对此当然也有必需做的事情就是，人们要从关于唯物主义的纯朴的想法以及从会打中唯物主义的公正的反驳中解放出来。唯物主义的本质不在于一切只是素材这一主张中，而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中，按照此规定讲来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的材料。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384页。）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存”，“对人的本质的规定”、“对人的本质的任何一种规定”“都是形而上学的”（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66～369页。），从而把马克思对“历史的本质性”的探索归为形而上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混为一谈，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费尔巴哈曾经想把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结合起来。他说：“哲学的主要工具和器官是（头脑）——这是活动、自由、形而上学无限性、唯心主义的来源。同时是（心情）——这是痛苦、有限性、需要、感觉主义的来源。用理论名词来说，哲学的工具和器官就是（思维）和（直观），因为（思维）是（头脑）所（需要）的，（直观感觉）是（心情）所（需要）的。思维是学派和体系的原则，直观是（生活的原则）。在直观中我为对象（所决定），在思维中我（决定）对象。在思维中我是（我），在直观中我是（非我）。只有从思维的（否定）中，从对象的（确定）中，从（欲望）中，从一切快乐和烦恼的来源中，才能创造出真实的、客观的思想，真实的、客观的哲学。直观提供出与存在直接同一的实体，思维提供出与存在（异化了）和（分离了）的间接本质。因此只有存在与本质结合、直观与思维结合、被动与主动结合、（法国感觉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经院派的热情原则）与（德国形而上学的经院派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页。）但是，他的结合是在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下的结合，因而并不能真正完成这一任务。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才通过哲学与现实的结合入手，真正实现了唯物主义与哲学的结合。

（1）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康德哲学

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对康德在反传统形而上学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一方面，康德推翻了关于太阳系永恒不变的学说：“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永恒不变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策3卷，1995年版第362页。）另一方面，康德推翻了牛顿的上帝“第一推动”说：“在这种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位自然研究家，而是一位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推动的问题被排除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生成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_267页）

但是，康德终究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克思揭示了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3页。）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他说：“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5页）

对于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学派，从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认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而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却跟着哲学上的反动派别走，跟着以休谟主义和巴克莱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康德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走。”（《列宁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207页。）正是由于康德哲学的二元论特征，才使它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列宁说：“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在康德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时，他是在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感觉论而引向唯物主义。在康德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由于康德的这种不彻底性，不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以及‘纯粹的’不可知论者即休谟主义者) ，都同他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者责备康德的唯心主义，驳斥他的体系的唯心主义特征，证明自在之物是可知的、此岸的，证明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没有原则的差别，证明不应当从先验的思维规律中而应当从客观现实中引出因果性等等。不可知论者和唯心主义者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认为这是向唯物主义、‘实在论’或‘素朴实在论’让步。此外，不可知论者抛弃了自在之物，也抛弃了先验

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则要求不仅从纯粹思想中彻底地引出先验的直观形式，而且彻底地引出整个世界(把人的思维扩张为抽象的自我或‘绝对观念’、普遍意志等等)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页。）列宁这段话的意义，不仅在于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种因素来理解康德，更在于揭示了康德在理论与现实关系认识上的缺陷，指出了“不应当从先验的思维规律中而应当从客观现实中引出因果性”。

（2）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并不否认唯物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在1870《资本论》第二册手稿脚注中，反击杜林的批评时也说：“杜林博士在对本著作第一卷所作的评论中指出，我太眷恋于黑格尔逻辑的骨架，即使是在流通的形式中，我也暴露出黑格尔的推理形式。我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很简单。黑格尔是我的老师，自认为已经和这位著名思想家决裂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模仿者们的废话，我感到简直是可笑的。但是，我敢于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我的老师，剥去他的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它，如此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他在1868年11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批评狄根慈时也说：“他恰恰没有研究过黑格尔，这是他的不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页。）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虽然承认自己的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但仍然把黑格尔哲学看成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看成传统哲学的代表。

首先，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予以应有的肯定：“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做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第一，黑格尔善于用巧妙的诡辩把哲学家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想象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本身所完成的过程。第二，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这种思辨发展之中的现实的发展会使读者把思辨的发展当做现实的发展，而把现实的发展当做思辨的发展。”（《神圣家族》，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5～76页。）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做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恩格斯也强调要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和差别的认识提到显著的地位，认为“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同马克思一样，他也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像在他的体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着的。但是，如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辩证法时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363页。）恩格斯指出，黑格尔之所以不能解决这个任务，是因为，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三个方面的限制：首先是受他们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受他们所在那个时代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其三是受世界观的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不是他头脑中的思想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抽象的反映，而是事物及其发展是“观念”的实现了的反映。这就使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从而把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弄颠倒了。造成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即使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是被歪曲的。因此，恩格斯批判杜林“犯了错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5页。）。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也说：“只有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的辩证法才真正变成了赫尔岑所说的‘革命的代数学’。但是它不是简单地通过唯物主义的颠倒使然的。确切地说，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原则之所以能够在这种颠倒中并通过这种颠倒而显露出来，是因为马克思维护了这种方法的本质，总体的观点，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7页。）

然而，如果说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是对立的，不会有人反对；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形而上学，也许会有人同意。但如果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本身就是传统形而上学，赞成的人则会少之又少。因为在人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从黑格

尔那里来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合理内核就是辩证法，如今反而说其是形而上学，这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实际上，这只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共同本质，不了解思辨辩证法仍然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形式，更不了解与传统形而上学全面对立的只能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辩证法。这也是我们的教科书难以摆脱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影响，以及我们很难在现实中把握住形而上学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全面对立，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划清唯物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界限的根本原因。

即使是卢卡奇本人，也曾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黑格尔传统。他自己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说：“《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由于当时资产阶级哲学对黑格尔正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这一任务甚至变得更加重要。”（《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页。）

（3）唯物主义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哲学

费尔巴哈调和唯物主义与思辨形而上学的努力，由于受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限制而没能成功。他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说：“由此可见，经验论认为我们的观念起源于感觉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经验论忘了人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感觉对象乃是人本身，忘了意识和理智的光辉只在人注视人的视线中才呈现出来。由此可见，唯心主义在人里面寻找观念的起源，是正确的，但是唯心主义却不正确地要想从孤立的，被固定为独立存在的实体，固定为灵魂的人中引导出观念的起源，总而言之，要想从那没有作为感觉对象的‘你’的‘自我’中引导出观念的起源。观念只是通过传达，通过人与人的谈话而产生的。人们获得概念和一般理性并不是单独做到的，而只是靠你我相互做到的。人是由两个人生的——肉体的人是这样生的，精神的人也是这样生的：人与人的交往，乃是真理性和普遍性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3页。）力图通过抽象的“人与人的交往”来解释一切观念，这是很难获得成功的。

费尔巴哈还认为，现实界的规律也就是思维的规律：“我们只应当如事物实际上所表现的那样去思想事物，而不能用别的方式。实际上分离的东西，在思想中也不应当是同一的。思维，理念——新柏拉图派哲学中的理智世界——之为超乎现实界规律的例外，乃是神学肆意妄为的特权。现实界的规律也就是思维的规律。”（《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7页。）因而，“只有那通过感性直观而确定自身，而修正自身的思维，才是真实的，反映客观的思维——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思维”（《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8页。）。这是非常正确的。但他的努力仅仅局限于理论思维的范围内，认为“对立范畴的直接统一，只有在抽象之中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用的。实际上对立物总是通过一个中间概念而联系起来的。这个中间概念就是对象，就是对立物的主体”，并认为“将对立的或矛盾的特性以一种适合实际的方式统一于同一实体中的中介，只是时间”（《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7页。）。他认识不到实践的作用，认识不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性。

尽管如此，马克思在评论费尔巴哈时，还是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功绩：“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马克思指出，“反对思辨神学的斗争之所以把费尔巴哈推向反对

思辨哲学的斗争，正是因为他看出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从而不得不迫使神学家从虚幻的科学返回到粗野的、可恶的信仰”（《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2页。）。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同时，马克思也揭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缺陷：“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一般人’实际上是‘德国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6页。）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和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它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8页。）因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费尔巴哈由于理论与实际相脱离而最终导致了错误的历史观。

马克思认为，要正确认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决不能依靠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不能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也不能像费尔巴哈那样只是停留在“词句”上。他强调：“当然，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经验的物质的行为的。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

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1～262页。）只有从现实出发，“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而不是仅仅依靠“哲学词句”，才能真正实现哲学与现实的统一。

可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尽管是在批判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它与德国古典哲学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哲学形态。与此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企图建立无所不包的体系，把哲学当做科学的科学，将理性绝对化，将主客、心物、思有等的二元分立绝对化，把人的存在抽象化的倾向。与以往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不是如何去揭示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不是如何建立描绘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接面向人的实践和现实生活，认识和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