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从哪里来:论作为职业的大学教师

和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比较起来，中大教师每年220-290学时的工作量，真是少得可怜。然而，内行人都知道，大学教师的工作几乎是全天候的，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教学和科研背后都需要大量的隐性时间。“影子工作”①指的是消费者使已购商品变为可用物品的任何劳动。这个概念运用到大学教师身上，就包括青年教师成长为好教师、好学者的任何工作和时间。

就我5年的教学经验来说，备一门新课，每一个教学时间至少需要6-10倍的课程准备。而一门课只有开到3-5次以上，才会成为一门成熟的课程，在教案方面不用大动干戈也能够讲得自圆其说。而认真的教师，依然需要3-6倍的备课时间。也就是说，上述看起来少得可怜的教学时间其实需要3-10倍的“影子工作”。何况，大部分青年教师的年工作量都超过规定工作量一倍以上。2015年7月-2016年6月的考核年度，我可以计算的工作量已经是198小时，而下学期还有三门课（144学时）和50个学时的论文指导任务（5名本科生毕业论文和5名大三的学年论文）。系里其他同事的工作量也都是严重超标，我肯定不是最多的那个。按上述计算法，我这一年的工作量将在392*3-10=1176~3920之间（有一门课对我而言是新课）。而上班族即使不休年假，每年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992小时【52周*5天-11天公共假期）*8小时】。

此外，科研需要的时间更多。大部分自然科学的学者们需要大量的实验室工作。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虽然不用被实验室固定，但要想成为一名好的学者，必须通过持久的大量阅读、调查以及无时不刻的思考和写作。阅读将体现在文献综述方面，调查获得的资料将为这些阅读和思考赋予生命。也就是说，只有靠近学校和尽可能地呆在学校，大学教师才会更好地利用校园里的实验室和资料室。我的工作合同要求每年发表一篇CSSCI期刊文章，从写作到顺利发表，所需时间按100小时算并不为过。何况并不是每篇文章都能发表。

除了教学与科研，大学教师们还有一些学校与社会事务，比如作为学生活动的指导教师、评委、评审，以及随时接受学生（及家长）咨询。担任班主任、硕博士导师的教师们虽然有工作量可以计算，但除了少数人，实际工作量基本上都会超标。还有部分教师要担任行政职务，填表、写报告、组织会议、排课等决策也需要很多时间。有的教师还会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同学们开读书会。

另外一项很耗时间的事务就是报销。报销并不一定意味着“有钱花”，而是大量的实际工作。比如我所在的人类学系，每年都有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是一门必修课。每个教师负责带领6-10位同学去全国各地的农村调查，全天候地陪着（指导）学生进行实习并且负责衣食住行的统筹和报销，并且在事后指导每位学生写出一份3万字以上的田野实习报告（论文）。农村吃住基本上都没有发票；交通耗时较长但学生们不愿意乘坐硬座（学校只能报销硬座）；还需要“招呼”好当地的“话事人”；向导和翻译的劳务费也只能打白条；这些都不符合现行的财务制度。所以有社会实践课程的教师们常常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自己需要通过实践课程来教学相长，一方面又要面对着令人绝望的报销制度。一个不小心，会影响你整年的心情。2014年我带的暑期实习，收集到了所有能够收集的发票，但财务处就是不认可，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导致这两年每到年终我的个人账户就被封杀。去年底，我还因此被学校白白收回了个人项目的6000多元。今年我只能借用其他同事的账户才能报销其他的差旅费。

好吧，我说的是，大学教师其实是没有“下班”这个概念的，只有在家还是在办公室（实验室）的区分。我们需要几乎所有的时间来使自己成为一个好教师、好学者。我曾经开玩笑说，“我的假期都是假的”——连女教师休产假落下的工作量同样要补回来！这也是很多大学教师都很宅的原因。当然，混到大牛级别，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所以普通市民看到牛人们到处演讲、开会、作报告的轻松自在，绝不是大学教师们的常态。一个对教学负责并且处于学术成长期的大学教师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他们的工作绝不是朝九晚五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靠自觉和自我剥削来完善自己。那么，时间从哪里来？

听闻搬迁附属学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某些校领导认为中大西区到处都是老人和孩子，成了幼儿园和养老院；而年轻教师整天都在忙孩子，对科研不上心。对此，我非常讶异。每位校领导都是普通教师走过来的，对普通教师的成长规律和所需要的环境应该有过切身体会。一般来说，大部分博士毕业时26-30岁，都需要或者已经开始成家带孩子的家庭生活。而到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才会有成块的时间。众所周知，与获得文凭的时间相比，大学教师的收入在全社会绝对算不上高工资。中大虽然是名校，但工资在广州市高校却绝对是排倒数的，但是学校里提供给年轻教师的周转房的租金却是最高的（50年左右楼龄的房子每平方米30，东区新房子50元起。每租满3年租金还要上调30%，最多也只能租12年。欢迎其他学校同行爆料）。系里一位年轻教授租了学校里100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是6000左右。他开玩笑说，每个月工资是13000元。买房？普通教师能够拿到手的月薪不到1万，而中大附近的房价绝大部分都在3万以上！家务活是另外一大杀手，能够“杀死”青年学者大部分的非教学时间。因此大学校园里除了退休教师，确实有不少老人带着孩子。但带着孩子的老人，恰恰意味着他们在支撑着青年教师逃离家务和日常事务去进行教学和科研。没有老人帮忙也请不起家政工（也不一定有地方给人住）的青年教师，要么牺牲自己的时间，要么小小的家里总是乱的很。根据调查，“这客观上挤压了他们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不固定，心理压力较大，日常生活质量反而较为低下。”②

剥离高等院校的社会化职能，是中国改革进程的一部分。我们并不反对。但当前中国的教育资源不说公平与否，即使连平均分配都很难。因此拥有好的附属学校，解决教工子弟基础教育问题，是青年教师扎根学校，甘于奉献，安心教研的重要保障！如果缺少此类能够减少“影子工作”的资源，青年教师就需要与市民一起面对学位房、托管班、补习班，以及远离工作单位所致的交通成本和经济投入等。仅这一项就能轻易消耗大部分时间，瓦解青椒斗志！因此对于需要大量业余时间来进行备课、阅读和科研等“影子工作”的大学教师来说，附属学校成为了大学应该提供给他们的基本保障。不是福利，是基本保障！福利可以削减甚至被剥夺，但基本保障是绝对不能被剥夺的！

然而，拥有校园中的系列附属学校这些优质资源的中山大学，在急需大量引进人才、稳定师生比严重低于其他高校的现有教师队伍的时候，将改革的大火烧向了全体青年教职员工的这一基本保障——这也是中大在相对低薪且高要求的工作条件下能够稳定教职员工队伍的重要手段，却未有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安抚手段，未免不使人心惶惶。

窃以为，按照孩子的成长规律和社会安全的实际情况，附属学校的初高中部外迁基本可以接受，因为初高中生已经基本不需要接送。但是附小、附幼则必须尽可能在大学里面，至少要靠近大学校园。这样，即使住在校外的教职工，也能够在上班的同时带着孩子一起上学，节约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更加尽力地投入教学和管理。坦率地说，一旦安排在第三地，除非采取配套设施，如安排校车专门接送，将来教职员工消极怠工的机会将会大大增加。教师的时间还灵活点，职工就很难说了。那个时候，恐怕校领导在学校里见到的不是青年教师接送孩子的身影，而是连青年教师的影子都难以见到了。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职业，大学教师的问题不是“时间都去哪儿啦”，而是“时间从哪里来”！位于校园里的附属学校，恐怕是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① 伊凡·伊利奇：《性别》（纽约：庞锡农出版社），1982年。第48页。转引自丹尼尔·A.科尔曼，著，《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90页。2006。

② 文军 吴同：“上海青年社科工作者基本状况调查——在生存与发展之间”，《社会科学报》，2015-03-21来源：澎湃新闻网(上海)http://news.163.com/15/0321/11/AL7QCO6A00014SE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