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中的西方风格
中国建筑中的西方风格
一、 中西建筑的比较 中西建筑风格的不同，从本质上看是因中西文化的不同。按一般的理解，中国文化重人，而西方文化重物；中国文化重道德和艺术，西方则较重视科学与宗教；中国文化重融合、统摄且讲究并存与一体性，西方则重不同时代或多种流派的独特精神，等等。文化传统的不同反映在建筑风格上，也就是中西建筑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幻想与理念
法国著名文学家维克多·雨果高度概括了东西方两大建筑体系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说“艺术有两种渊源：一为理念——从中产生欧洲艺术；一为幻想——从中产生东方艺术。”也就是说，西方人在造型方面，使建筑具有雕刻化的特征，其着眼点在于两度的平面与三度的形体。而中国建筑具有绘画的特点，着眼点在于富于意境的画面，不很注意单座建筑的体量、造型和透视效果，往往致力于以一座座单体为单元的、在平面上和空间上延伸的群体效果。西方重视建筑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之间的比例、均衡、韵律等形式美原则；中国重视空间，重视人在建筑环境中的“步移景异”的空间感受。可以说，欧洲建筑的理念性集中体现在一个“实”上，中国建筑的幻想性集中体现在一个“空”上
2、模仿与写意
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起源于模仿，艺术是模仿的产物。希腊建筑中的不同柱式就是对不同性别的人体分析性；中国人则重视人的内心世界对外界事物的领悟和感受，以及如何艺术地体现或表现出这种领悟或感受，即具有很强的写意性。中国人也讲究逼真与论证，但须以写意性的“传神”为前提。比如，我国古典建筑物上的形如飘风的飞檐翼角，其传神的写意性很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激情和心理感染力。
3、 封闭与开放
中国的四合院、围墙、影壁等显示出内向的封闭心态，甚至有人认为：“封闭的庭院象征着我们封闭的社会。”而西方强调以外部空间为主，把中心广场称为“城市的客厅”、“城市的起居室”等等，有将室内转化为室外的意向。中国人往往将后花园模拟成自然山水。用建筑和墙加以围合，内有月牙河，三五亭台，假山错落„„表明有将自然统缆于内部的取向。可以说，这是某些文化心态在建筑上的反映和体现。
4、 稳定和多变
中国，封建皇朝实力强大，封建制度稳定。封建主长期压制自然科学的发展，用主张顺从统治的儒学和佛教驯训人们。天子臣民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很少有强烈的突破愿望，甚至认为被皇权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因苦难而发动的社会革命，只是在皇朝之间转换，并没有对封建制度产生根本性的突破。正是如此巩固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封建时代持续了整整两个世纪，是欧洲的两倍。同时，也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繁华稳定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中国的传统建筑也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下产生并发展到了高潮，成为了世界建筑史上一个辉煌的分支。4到15世纪，欧洲也步入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但与中国迥然不同，欧洲封建势力并没有建立起统一强大的帝国。封建主的政治力量比较弱。这归功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中市民自由的观念。这种观念已经深种在欧洲民众的思想中。反对压制，追求自由，追求世俗生活可以说是欧洲人民的性格。这种本能的叛逆，使封建政权缺少稳固的思想基础，封建势力相对较弱。这时期的欧洲建筑也因为政治原因走上多元多变的道路。
二、中国建筑中的西方文化
西方建筑在中国的明清时期就已经出现过，但那时基本上是局限于教堂式的少许建筑。那时的中国人对西方建筑的看法就像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所说的：“欧洲的住宅和高大建筑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我们的街道被他们看成是在大山之间凿开的路。我们的房屋他们认为像是远处看的穿了窟窿的悬崖，多少有点像是野兽的洞穴或是熊窝„„”。
中西建筑交流的最大成果应是圆明园的落成，从此西方建筑成为中国建筑一道奇异的风景。
1、 清末民国的建筑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建筑转入近代时期，开始了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进程。但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过程中，在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走过的道路是扭曲的。
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是被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和鸦片冲开的。中国的开放是被动的开放。外来的、诱发中国启动现代化的冲击要素是以侵略的方式撞击的。租界的设立、通商口岸的开辟、港湾租借地、铁路附属地的圈占，都是通过不平等条条约来实施的。这些城市或地区，作为中国控化的前沿和聚点，引发其城市转型、建筑转型的外来因素，很大程度上都和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活动息息相关。在近代化过程中搅拌着殖民化。因此近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自然深深受制于这种二元结构的影响，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型。主要体现现在没有取得全方位的现代化转型，明显呈现出新旧两大建筑体系并存的局面。如民国时期的仿罗马风建筑石鼓路天主堂，西方古典的原中央大学建筑群，还有欧洲乡村别墅式的原星汉别墅(Former Xinghan Villa)。
2、 现代主义风格的诞生
1930年前后的中国建筑界有两点史实十分清楚。其一，在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青岛，以及在日本人侵占的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出现了现代建筑式样，或称"摩登式"、"现代风格"、"万国式"、"国际式"、艺术装饰风格、日本摩登等，其中包含有为数不多但较纯粹的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其二，西方现代建筑文化及思想通过报刊杂志、建筑师的交流、建筑教育等方式在中国广为传播。这说明西方现代建筑运动的影响在其肇端初始就已波及到中国，并产生效应，中国近代建筑界与世界建筑发展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 作为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工业都市以及对外通商的窗口城市，20年代末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现代风格的建筑最早正是在这里诞生。1929年9月5日，沙逊大厦在上海外滩南京路口落成，大厦10（局部13层），塔顶高77m，平面为A字型。钢框架结构，顶部设有19m高的金字塔形铜屋顶。从其形式来说，尽管与我们今天从历史书上看到的世纪初年的世界最高摩天楼--美国芝加哥蒙特格美力公司大楼（Headquarters of Montogomery Ward，1900年建）形象何其相似，但20年代末在复古主义及折衷主义盛行的上海建成无疑给人们带来强烈的视觉刺激，它体型轮廓线类似蒙特格美力向上逐渐收缩，腰部及檐口部位仍然有几何图案装饰，整体姿态尚未走出复古式样，但与周围沉重的西洋古典建筑相比，无论体型、构图，还是装饰细部已有大幅度简化，给人清新挺拔的现代感。沙逊大厦的建成标志着现代思潮的开端，它拉开近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现代建筑设计的帷幕。
西方的建筑师以及西方培养的中国建筑师在上海开埠以后引进了欧洲建筑文化，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建造了一大批富有艺术性和功能性的建筑，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建筑型制和建筑空间。从新古典主义、哥特复兴式、折衷主义到盛行欧美的现代主义建筑、装饰艺术派建筑、复兴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中国新古典建筑等，各种风格的建筑鳞次栉比，数量之多、种类之繁杂、规模之宏大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诸如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作汇丰银行(1921—1923)、麦力利银行(1922—1923)、上海邮政总局(1922—1924)、嘉道里公馆(1924)、法国体育总会(1924—1926)等；哥特复兴建筑有中国通商银行大楼(1893)、徐家汇天主堂(1910)等；中国古典传统复兴的代表作如原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1931—1933)、中国银行大楼(1937)等，以及一些具有中国传统装饰的商业建筑；折衷主义的代表作如有利银行大楼(1913—1916)、海关大楼(1925—1927)、王伯群住宅(1930—1934)、马勒住宅(1936)等；二三十年代流行全世界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对上海的影响使上海成为国际上装饰艺术风格的中心之一，其代表作有沙逊大厦(1926—1929)、国泰大戏院(1932)、中汇银行大楼(1934)、峻岭寄庐(1935)，以及遍布上海西区的许多公寓建筑；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作则有国际饭店(1931—1934)、大光明大戏院(1933)、毕卡第公寓(1934)、吴同文住宅(1938)以及许多花园洋房等。
三、新中国的建筑的发展及其多元化的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建筑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大规模、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推动了建筑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现代建筑在数量上、规模上、类型上、地区分布上、现代化水平上都突破近代时期的局限，展现出崭新的姿态。在政治路线、经济建筑、意识形态、建
筑方针政策、建筑科学技术、传统建筑文化、外来建筑文化、建筑创作思想等一系列直接的、间接的因素制约下，中国现代建筑风格大体上经历了以下的演变过程：
1、50年代前期的复古主义 1953年，中国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的第 1个五年计划。在全盘学习苏联的热潮中，建筑界接受了苏联当时的建筑创作理论，把建筑创作等同于一般文艺创作，把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视为“没落的世界主义”文化，把强调民族风格当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把“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提到建筑创作方向的高度来贯彻，从而掀起了创造民族形式的热潮。在北京陆续建造了友谊宾馆、三里河办公大楼、地安门宿舍、中央民族学院、亚澳学生疗养院等建筑。在其他城市也出现了重庆大会堂、杭州屏风山疗养院、南京农学院教学楼、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组群等建筑。这些建筑基本上沿袭着20～30年代的古典式手法，以局部应用大屋顶为主要特征。这种一刀切地普遍滥用大屋顶，形成新中国建筑中一股被称为复古主义的潮流。与此同时，也建造了一批不带大屋顶的、以在古典构图体量上采用传统细部装饰为特征的民族形式建筑，如北京首都剧场、建工部办公楼等。这阶段也出现了像北京和平宾馆（1951,杨廷宝设计）、北京天文馆（1954,张开济设计）、广州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大楼（1955，夏昌世设计）、北京电报大楼（1956，林乐义设计）等摆脱传统形式束缚、格调质朴清新的出色作品。
2、国庆工程和中国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的出现，为迎接国庆10周年，北京建造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等十大建筑。建筑界在批判复古主义之后，曾一度过分强调节约，几乎完全忽略了建筑艺术问题，建筑创作思想沉闷，国庆工程设计激起了建筑界对中国现代建筑风格的新探寻。1959年 5月在上海召开了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提出了“创造中国社会主义建筑新风格”的口号，主张在学习古今中外建筑上一切好东西的基础上，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新风格、新形式，国庆工程正是这种新风格探寻的重大实践。在这些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纪念意义和复杂功能要求的建筑创作中，为新的大体量、大空间、新结构建筑寻求民族风格作了多种形态的探索，设计手法有明显进步，但基本上仍未超越近代古典式、折衷式的范围，没有摆脱中国和西方的古典构图体量和装饰元件的沿用、改造。这批建筑对各地大型公共建筑创作有较大影响，一度成为各地建筑探寻新风格的样板。
3、广州风格的崛起，60年代前期，中国处在经济调整时期，非生产性建设基本停止，建筑创作活动冷落。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进入“设计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建筑设计队伍受到严重摧残，广州的建筑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少量建筑活动，在冷寂的建筑创作园地中，广州的建筑师在他们为出口商品贸易活动所设计的一批宾馆、展览馆、剧院等建筑中，在建筑风格的探索上勇敢地迈出创新的步伐。广州白云宾馆、矿泉别墅、友谊剧院等都以自然的、切合功能实际的平面安排，灵活通透的空间构成，明朗清新的造型格调，体现了现代建筑的时代精神。他们创造性地在现代建筑中有机地融合进具有传统特色的庭院、园林，造就了富有现代气息、又有浓郁民族意蕴的建筑意境，形成着引人注目的广州风格。广州风格的崛起，突破了长期以来通过中西古典构图体量和传统装饰元件来
塑造民族形式的造型特征的局限，开始了以现代设计方法创造具有民族意蕴的建筑空间环境的尝试。同时，北京、杭州等地也出现了一些格调清新的建筑，如北京国际俱乐部、北京友谊商店、杭州机场候机楼等，它们和广州风格一起，标志着中国现代建筑风格发展的重要转折。
4、多元风格──80年代的新趋向 进入80年代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建筑事业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城乡建设、特区建设、旅游建设、高层建筑建设等蓬勃开展。“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改革方针推进了建筑现代化的进程。引进外资、引进外来材料设备、引进国外设计、广泛介绍国外建筑理论等，进一步活跃了建筑学术思想和建筑创作活动。短短几年间，在建筑风格上涌现了不少新事物。广州白天鹅宾馆以高低层结合的优美体型和浓郁的岭南风味中庭，继续推进着广州风格；上海龙柏饭店以协调的环境、新颖的造型和地方特色的和谐融合，呈现出上海风格的新姿；北京长城饭店、西苑饭店、建国饭店、香山饭店以崭新的现代格调或清新的乡土气息，突破了北京风格的原有模式；其他如南京金陵饭店、上海宾馆、广州中国大酒店、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山县中山温泉宾馆、重庆航站楼、西安的渭水园温泉度假村客房别墅等，也都呈现着多样的形态和迥然不同的格调。这批建筑在现代化水平和现代设计手法上展开了新的一页，出现了新颖的建筑形体和组群构成，运用了玻璃幕墙、
齿形墙面、透光大厅、旋转餐厅、景观电梯等新的构成要素。在民族风格上,也从更广泛的角度去认识传统,从空间构成、序列组织、群体布局、室内装饰、庭园意匠等形式上，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地探寻求索，创造了一些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乡土特色的建筑形象和室内环境及庭园环境。标志着中国建筑思想开始摆脱狭隘的、封闭的单一模式，逐步趋向开放、兼容，中国现代建筑开始迈上多元风格的发展道路。可以预见，在不断繁荣的建筑创作活动中，必将写出中国的多元建筑风格的新篇章。
四、结论
中国现代建筑与西方经过了两度对接：以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运动波及国内为发端，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进程不仅因战乱出现过明显的时间断裂，也因政治、经济等原因几度起落。他将“对接”期锁定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代留学归国建筑师的执业阶段，以及1990年代经济体制转型之后当代本土建筑师的创作活动。而“对接”意味着充分的信息共享、相互理解和同期的平行发展。有着相近教育背景的‘官派留学’建筑学者的群体构成是为第一个‘对接’时期存在的前提。他们大多在美国的著名学府接受了正统的现代建筑学教育，庄俊、梁思成、童寯等中国第一代建筑大师均在此列。巴黎美院的教育系统不仅对美国的建筑学发展影响深远，也经由同期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传入国内。直至我们80年代进入大学时，依然能从前辈的教育中感受到这一点。从这一点上讲，中国现代建筑的起源不仅与欧美一脉相承，其同期的建筑活动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