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起源新论

元宵节起源新论

作者：韩 梅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4期

[摘 要]元宵节的来源历来说法不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三家，分别为汉武帝太一神祭祀起源说、道教起源说、佛教起源说。然而，这几种说法都难以成立。从节期来看，元宵节的节期正月望日与上古时期元日祈谷的时间孟春元日同为农历正月里的一个吉日；从文化内涵来看，元宵节与元日祈谷的祭祀活动都具有祈求丰收的文化内涵；从活动内容来看，元宵张灯与燔燎祈谷都有灯火娱神的内容。因此，元宵节的起源与农业文明有直接的关系，元宵节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农业祭祀活动，“元日祈谷”为元宵节的滥觞。

[关键词]元宵节；元日；祈谷

元宵节的来源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三家：太一神祭祀起源说、道教节日起源说与佛教节日起源说。第一种说法即认为元宵节起源于汉代祀太一之俗，这一观点出自《史记·乐书》。宋洪迈在《上元张灯》一文引此说：“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宋朱弁《曲洧旧闻》亦赞同洪迈的观点。此后，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沿用了这种成说。这一说法遂成为较有影响的说法之一。第二种说法来自《岁时广记》卷一○引吕原明《岁时杂记》：“道家常以正月十五为上元”嘲第三种说法认为起源于佛教。《岁时广记》卷一。引《僧史略·汉法本传》云：“西域十二月三十日，乃中国正月之望，谓之大神农变月。汉明帝令烧灯，以表佛法大明。”今人关于元宵节起源的看法也多有分歧，如向柏松先生认为起源于“燎祭”，而曹飞先生则对其观点提出质疑，并认为元宵节起源的研究应该围绕群体性、非理性、世俗性和娱乐性的特点进行才有意义，学界至今对此仍然没有一致认可的观点。

为了厘清元宵节起源的问题，笔者首先对几种影响较广的成说进行辨析。前人关于元宵节起源的几种说法都有各自的根据，似乎也都能自圆其说，但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上述几种成说都存在自身无法解释的问题。

一、几种成说的辨析

元宵节起源于汉武帝时太一祭祀活动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史记·乐书》所言汉武帝祭祀太一神的“正月上辛日”，根据中国的干支纪年来推算，是指正月上旬的一个吉日。在不同的年份，这一天可能是初一到初十的任何一天，但绝不可能是正月望日。而元宵节节期是正月之望，其民俗活动、审美及文化心理都与农历新年的第一轮圆月有关；同时，其祭祀太一神的活动为天子直接进行的祭祀活动，这一活动上承上古时期的祭祀上帝，下为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延续，直到明清时期，天子祭祀上帝的活动仍然多在正月上辛日。从节期、祭祀主体、活动内容和文化内涵几个方面来看，汉武帝祭祀太一神的活动与民俗意义上的元宵节都有极大的差别。

元宵节起源于道教的说法同样难以令人信服。作为一个成熟的宗教，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早已为学界所公认。道教为了发展信徒，增强势力，对于原始宗教和民间传说多加以附会。如早期道教的一个重要人物张道陵本是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在道教中被尊为张天师。据晚出的道教传记《汉天师世家》记载：“祖天师讳道陵，字辅汉，沛丰邑人也。九世祖良……母梦神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长丈余，授以香草……感而有娠。汉建武十年(34年)正月十五夜生于吴之天目山，黄云覆室，紫气盈庭……七岁读《老子》书，即了其义，于天文、地理、图书、谶纬之秘，咸贯通焉。”晋代葛洪《神仙传》中同样记载了张天师的事迹，内容相似，却并未说张道陵生于正月十五日：“天师张道陵，字辅汉，沛国丰县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采五经，晚乃叹日：„此无益于提命‟，遂学长生之道。”从这两条材料中可以看出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即道教典籍称张天师出生于正月十五日，而《神仙传》没有明言他是正月十五日出生的。笔者推测，道教典籍很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神化了张天师出生的日子，将张天师出生与“天官赐福”联系在一起，以便借重元宵节突出张天师的地位，宣传道教。道教用元宵节来发展自己，广泛传播元宵节出于道教的说法，赋予了后世元宵节的文化内涵之一，对此，下文将详细论述。 元宵节起源于方外佛教的说法更是疑点重重。《岁时广记》卷一。引《僧史略·汉法本传》云：“西域十二月三十日，乃中国正月之望，谓之大神农变月。汉明帝令烧灯，以表佛法大明。”这句话被认为是元宵节起源于佛教的直接证据。但仔细考量，这一说法多有漏洞。第一，《僧史略》为宋代高僧赞宁所著，其身份为佛教人士。第二，《汉法本内传》学界多认为是伪书，如梁启超认为，永平十四年正月十五“佛道斗法”一事为“愚秃之附会，而习非成是”；汤用彤认为，《汉法本内传》“当系南北朝末伪造之书”；四川大学刘林魁认为，《汉法本内传》是“一部专门为应对佛道论争而编纂的佛教伪史”。笔者认为上述说法很有道理。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一个外来的宗教，传人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不能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佛教传人中国后，面对起自本土的道教，自然要伪装得比道教更加神圣，法力更大，才能赢得更多民众的信仰。“佛道斗法”的故事旨在证明“佛先道后”、“佛优道劣”，集中体现了佛道激烈的斗争。任继愈先生更是结合魏晋时期的历史，对此作出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北魏太武帝取缔、镇压佛教(446年)之后，佛教、道教的斗争一直十分激烈，大约在北魏中叶，佛教徒伪造《汉法本内传》等书宣扬佛教优越，而诋毁攻击道教。”由此，《汉法本内传》所言正月十五日“汉明帝令烧灯”一事无法确信。

民俗学上的多种证据证明了元宵节的起源未必与佛教有直接关系。在大兴安岭居住的达斡尔族世代信奉萨满教，但在正月望日这一天也有隆重的祭祀活动。“„卡钦‟是达斡尔语对„农历正月十五，的称谓。节日的前一天晚上，长者就要给诸神焚香磕头，吃手把肉和„达勒。布达‟(荞面饴烙)。出嫁的姑娘和春节时没在家的其他人，这时赶回家里，给父母长辈磕头拜年……是仅次于阿涅(春节)的重要节日。”而且正月十五这天达斡尔人都要早起，谁要是贪睡脸上就会被抹锅灰。我国广西西南部居住的壮族信奉原始宗教，同样在正月十五日有与中原地区不同且具有浓厚原始宗教色彩的祭祀活动。“壮族认为，月亮是天神居住的地方。因此，每年在农耕开始之前和丰收之后(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八月十五前后)，举行祭祀月亮活动，请月姑娘来到人间，为人们预测祸福吉凶。”这些祭祀活动都与农业文明有着重要的关系。达斡尔族以农耕、渔猎为主要生活方式，正月十五日给起床晚的人抹锅灰是为了提醒人们要勤劳耕

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感动神灵，求得农业丰收；壮族的祭祀活动同样也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这两个民族都不信仰佛教，而正月十五日前后都有祈求丰收的祭祀活动，可见元宵节节期的确定未必都与佛教有直接的关系。

除达斡尔族和壮族外，水族、畲族、土家族等民族均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举行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祭祀活动，祭祀活动都有祈求农业丰收的内容。由此，笔者认为，滥觞时期的元宵节很可能与农业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庄华锋所言：岁时节日由节期和民俗两个要素构成，节期的选择和确立主要与中国的农业文明有关。那么，农业祭祀与元宵节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以下分别从“元宵节”的节期、文化内涵和民俗活动三方面加以分析。

二、节期：“元日”与“正月望日”

“元宵节”的节期为正月十五日，又名“元夕节”、“上元节”。民间亦将其称之为“正月十五”、“正月半”。如《荆楚岁时记》云：“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按：《续齐谐记》日：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东南角，谓成曰：„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当令蚕桑百倍。”宋以前，元宵节多称“元夜”、“元夕”、“上元”，而宋以后的文献则多见“元宵”一词。这一节日不仅在中国为一重要的民俗节日，在亚洲的其他国家也有隆重的民俗活动，如韩国的“元宵节”称为“元夕节”。各地的“元宵节”民俗活动有很大的差异，但活动的内容都离不开祈祷农业丰收这一主题。向柏松先生在《元宵灯节的起源及文化内涵新论》一文中就将“祈年”一条作为“元宵节”文化内涵的首要一条：“不少地方还将元宵节祈年的花灯与祭灶神、谷神联系起来，以表达人们对于丰年的祈望。”文中还列举了两个例证：一是1914年《和顺县志》中的记载：“十五日„上元节‟里巷立社，蒸层糕插连藁谷供神，逐门张灯三夜，以祈丰年。”二是1929年《辽州志》中的记载：“„元宵‟，里巷门首张灯火，村中多立社，点九曲灯。蒸层糕，插谷穗供神前，祈丰登之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就连韩国的“元夕节”也有吃“五谷饭”，祈祷“丰收年，事业有成，五谷丰登，硕果累累”的习俗。这些足以说明“元宵节”与农业祭祀活动有内在关联。而“元宵节”的节期也与上古农业祭祀的“元日祈谷”，有关，下文即围绕其关系进行探讨。

在“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商周时代，春夏秋冬的祭祀活动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展开的。春季农业祭祀活动中的“元日祈谷”是在“孟春元日”进行的。《礼记·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谷于匕帝。”至于元日是哪一天，虽然有很多经学家加以阐释，但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意见。如孔颖达认为是朔日，卢植、蔡邕认为是一个“善日‟啦，而郑玄认为是。正月上辛日”。争论一直延续到清代经学家王引之等，仍然莫衷一是。

为了考定元日是哪一天，让我们来看《礼记·王制》中另一则有关“元日”的记载：“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这则材料表明上古时期在“元日”这一天要行乡饮酒礼和射礼，其目的是为了向年老的人表示尊重，同时弘扬“尚武”精神。这一礼节在中国后世封建社会一直延续流传。汉代“(明帝)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隋制“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唐太宗“(贞观)六年……诏天下行乡饮酒)，明朝统治者将“乡饮酒礼‟‟作为一项国家礼制加以推广：“(洪武)十六年，颁行乡饮酒礼图式一。各处府州县，每岁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行乡饮酒

礼……除馔宾外，众宾序齿列坐，其僚属则序爵”。黄佐在《泰泉乡礼》中详细记载了明代的乡饮酒礼：“凡正月元夕为岁始，腊月大傩为岁终，亦许会饮于社。教读制相戒之词，以见无已太康之义。或令童生歌《七月》之诗一阕，或习士相见礼，或行投壶礼，或行乡射礼。务在雍容揖逊，敦从古雅。须用歌咏劝酬，使人观感，不得酣唱邪曲，演戏杂剧，以导子弟未萌之欲。若为贪图口腹，喧哗较论短长，及科逼贫人财物者，众共斥之。”黄佐所记明代泰泉乡礼中的“或习士相见礼，或行投壶礼，或行乡射礼”，无疑是上古时期礼仪“元日习乡上齿，习射上功‟‟在明代的延续，由此说明“正月元夕”与“正月元日”有着渊源关系。明代学者黄训认为在正月望日这一天行乡饮酒礼非常符合古礼之意：“此古人行乡饮酒礼之三也。窃唯今制一岁凡再行乡饮酒之礼，即行之于正月望日……聚民之老者，饮以劳之。遂礼其年高有德者，以为大宾，而以其能帅子弟耕稼者为众宾，庶合古礼意云。”清代沿用明制，孟春望日及孟冬朔日于学宫行乡饮酒礼。这一礼制保留了上古时期乡饮酒礼的“序齿列坐”，其礼仪形式和文化内涵是对“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的继承。由此，“正月望日”是孟春的一个“元日”，可以被称作“孟春元日”。

再从文字学角度加以分析。《礼记正义》日：“元，善也。”《春秋左传注疏》亦日：“元，善也。”。所谓“善”是美好的意思。所以“元日”是指美好的日子，“元夜”、“元夕”、“元宵‟‟则是指美好的夜晚。从词的本义来讲，“元日”、“元夕”、“元宵”、“元夜”中“元”的意义是相同的，即“美好”，而不同于“元”的另外一个意义，即《说文解字》中的“头”，和由“头”引申出的“开始”的意思。所以，“元日”和“元夕”可以指同一天，这也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白天为“日”，夜晚为“夜”、“夕”或“宵”。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先民对月亮的崇拜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岩画时代和甲骨时代。内蒙古阴山岩画多刻有布满日月星辰的天体；1979年发现的连云港境内的古天象岩画群更是有力的证据：连云港市将军崖发现的三组岩画中，有两组是天文图像，刻有日月星辰连成的星云带和人面夹杂星相等图案；殷商人祭祀问卜的对象可分为三类：天神、地祗和人鬼。天神包括(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等，多数学者认为“西母”即指月亮。在多种古代文献中，也都记载了先民对于月亮的祭祀活动。如《管子·轻重己》：“秋至而禾熟，天子祀于太叡，西出其国百三十八里而坛，服白而绕白，捂玉摁，带锡监，吹埙篪之风，凿动金石之音。朝诸侯卿大夫列士，循于百姓，号日祭月。”《礼记·祭义》日：“祭月于西。”《礼记·祭法》：“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郑玄注：“夜明，月坛也。”孔颖达疏：“夜明者，祭月坛名也。”。《史记„封禅书》言：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从《嫦娥奔月》的古老神话故事和《诗经·月出》的优美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先民赋予月亮的文化内涵和其中寄托的情感。如《诗经„月出》日：“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亮宁静圣洁，寄托着诗人对女性的美好情感。宋玉《神女赋》云，“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更是直接将神女比喻为光洁的明月。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来讲，在农历新年第一个月圆的时候，应该有些相应的祭祀活动。

综上，“元日祈谷”与“元宵节”的节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正月望日”是上古时期孟春的“元日”。

三、文化内涵：“元日祈谷”与“上元节”

古代社会以农业为主，孟春标志着一年农业活动的开端，因此天子亲为农祈谷，同时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祭祀开耕典礼，以表明对农业的重视与祈求农业丰收的美好愿望。《礼记„月令》记载：“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日劳酒。”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天子元日祈谷”的活动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藉田礼之前的祈谷，以表事田之敬；第二，藉田礼先要行飨礼，并确定行礼的次序；第三，正式的藉田仪式，由王公诸侯始耕，农夫随后完成藉田的劳作，并有田官检查验收；第四，礼毕而飨。”陈戍国《先秦礼制史》认为，西周的藉田礼继承了商代的礼制，这一礼制应该起源于早期社会春耕时祈求丰年的古老仪式。原始的开耕典礼实际是宣布春耕的开始。其后紧跟的是“王命布农事”这样重要的农业指令，其地位应不同于一般的庆贺性质的典礼，具有如同颁历的意义。世界上最早制历的国家都首先使用太阴历，我国古代先民通过“观象”来“授时，自然使用的也是太阴历。事实上，我国先民认识节气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可以想象，在我国先民认识二十四节气之前，春季发布“王命布农事”这样的指令，最具有标志性的一天就是农历的正月望日。所以，我国先民在这一天举行开耕典礼是合情合理的。开耕典礼这一礼制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所继承。《汉书-文帝纪》记载汉文帝二年春正月丁亥曾下诏：“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帅耕，以给宗庙粢盛。汉文帝二年为公元前178年；据万年历，这一天为公历2月15日，按照中国传统的千支纪年为癸亥年，甲寅月，丁亥日，正是农历的正月十五。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日期确切的藉田礼记载。

至于上古的农业祭祀活动“元日祈谷”如何演变成了“上元节”，还要从道教说起。道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很多中国民间祭祀活动都可以从道教中寻找到源头。“道家常以正月十五为上元。”明刻《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一“三元大帝”载：“上元一品天官赐福紫微帝君，正月十五日诞辰。”的确，上元节为道教尊神“天官大帝”的生日，但追溯其渊源，仍然与上古时期的农业祭祀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上元”本为古代历法名称之一。《史记·天官书》：“其纪上元。”司马贞索隐：“上元是古历之名。”中国学界对上元的理解一般都是因循刘歆，寻找出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联珠,天象的那一时刻。《新五代史·司天考》言：“布算积分，上求数千万岁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会于子，谓之上元，以为历始。”在现代社会，上元则常被通俗地解释为若干天文周期的共同起点。西方学者朱尔斯·卡什福特认为：“月亮是历法之源。历法不仅是对日夜流逝的时间的记录和预测，它还抓住了时间的本源，这个本源就是永恒。”让他有勇气得出这个结论的正是公元前5000年或更早用巨石建造的诸多月亮神庙。法国西部布列塔尼莫尔比昂海湾的沙滩上，嘎里尼斯的巨石坟墓在冬至日刚好正对月亮升起的方向，刻在石头上的螺旋形图案模仿的可能是月亮的旋转。他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显然，在巨石时代，人类记录月亮行踪已经非常老练，他们不仅测量月或年的周期，还测量更长时间里月亮运动的最远界限。”在中国，农历又称阴历，这一历法同样来源于对月亮周期的测定。农历的正月十五正是农历一年当中第一个月亮周期由“朔”至“望”的一天。道教将这一天定为“天官大帝”的生日，

并借用了上古时期历法的名称命名为“上元节”。这隐喻着道教附会在“数千万岁之前”，“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时，“上元历始”之际，“天官大帝”降生，为人间赐福。

道教尊神“天官大帝”的来历同样可以在上古文献中找到原型。“天官”一词最早见《周礼》《周礼》分设六官，以冢宰为天官，乃百官之长。又《礼记·曲礼下》：“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天官掌祭祀鬼神、治历数等职。《史记》中有《天官书》，后来各史称为天文志。但《周礼》、《礼记》中的“天官”是指人间的官职，与道教的天官大帝有着本质的区别，《史记》中的《天官书》则相当于我们后来所说的“天文书”。但无论是《周礼》、《礼记》还是《史记》中的“天官”，与后来道教的“天官大帝”都还是有些内在联系的。众所周知，早期的道教来源于古代宗教和民间巫术。据《尚书》、《左传》、《礼记》、《史记》记载，上古时期原始宗教祭祀的神灵就有上百种之多。后来这些神灵多被道教所吸收，变成了道教尊神。其中天帝演为玉皇大帝，天、地、水三神演为“三官”。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初“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而这诸多的天神都属于明神，这些主宰宇宙光明的神灵在道教中被“天官大帝”统领。

“元日祈谷”与“天官赐福”的文化内涵是一脉相承的。道教典籍多认为“天官赐福”，民间则于春节(农历新年)开始，敬天官以盼福音。天官赐福图多是手持“天官赐福”卷轴的天官大帝形象，正中是“福”或“百福”等。由于中国是农耕文明的国家，邦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对于福的朴素理解首先是吃饱穿暖，不受饥寒，而实现这一目的的首要条件是“收成好”，所以，“天官大帝”所保佑的首先是农业的丰收，这与商周时期农业祭祀有着同样的文化渊源与内涵。商周时期农业祭祀活动的目的是祈求上帝赐予五谷丰登，道教的“天官赐福”则是道教尊神天官大帝为人间送来五谷丰登。这其中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笔者认为，从节期和文化内涵两个方面来看，道教对于上古的农业祭祀活动“元日祈谷”进行了附会加工，由此演变成了祈求“天官赐福”的“上元节”。

四、民俗活动：“元宵张灯”与“燔燎祈谷”

元宵节民俗活动的特征为大张灯火。如隋炀帝有《正月十五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描写隋朝元宵张灯的情景：“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唐代张灯的盛况被时人称为“欢乐之极，未始有之。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诗歌描写了唐代上元不禁夜，倾城出动彻夜观灯狂欢的盛况。宋代的“元宵节”则是“最为热闹最为平民化的一个。不论男女老幼，也不论身份学识，参与的人最广泛，成为十二三世纪中国的„狂欢节”。《岁时杂记》载：“灯夕，外郡唯杭苏温华侈尤甚。自非贫人，家家设灯，有极精丽者。浙西大率以琉璃灯为主，苏州卖药朱家灯烛之盛，号天下第一。以琉璃肖物之形，如牡丹、莲花、曼陀罗、又盆中莲荷，车舆、瓶钵、屏风、帐幔、拄衣、佛塔、转藏、鬼子母等像，皆以琉璃为之，亦用云母石为灯及缯楮等，品类繁多。”唐宋以后至今，元宵节张灯一直是春节期间民俗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民间百姓，都广泛参与，乐在其中。而大张灯火的源头依然与农业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日祈谷”的祭祀活动即采取火祭、燔燎的仪式。如《诗经·大雅·生民》：“载燔载烈，以兴嗣岁。”《毛诗正义》即以为“将求新岁之丰年也”，并认为这一诗句即是用来描绘“元日祈谷”的祭祀活动[。“燔燎”是上古时期祭祀活动的仪式之一。在上古时代，祭祀活动就与火有着不解之缘。《周礼·夏官·司马》的祭仪中就有火祭的记载，称“凡祭礼，则祭爟。《说文解字》：“举火曰爟。”中国古代君王祭祀天帝祷告，也多与燔柴相结合。《礼记·王制》：“柴而望祀山川。”“柴祭”，马融解释说是指“祭时积柴，加牲其上燔之。《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即在燔燎时，祷告天帝。烟云腾天，以沟通人神。可见，上古时期的人们就以为火是沟通天神与人的最好方式，而后来的帝王在即位时也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告知上天。《后汉书·光武帝纪》：“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所以，唐何迥《焚柴赋》称：“圆丘祭天，雍雍济济。”“祭者，修礼之义；柴者，告成之意。燎煜煌而上熏，烟墙删而傍驰。”正因如此，“元日祈谷”的祭祀活动要采取“载燔载烈”的祭祀形式。民间点燃火炬或火堆进行燎祭在后世的元宵节庆祝活动中也多有记载，《隋文纪》卷七记载，当时的员外散骑常侍柳或在《请禁绝角抵戏奏》的奏折中提到，在正月望日，京师和很多外州府县都会点燃火堆或火炬进行狂欢。文日：“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嫂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关于燔燎怎样转化为张灯的，《道书‟援神契》称，“古者祭祀有燔燎，至汉武帝祠太一，始用香灯”即认为燔燎是张灯的源头。《道书援神契》是元代佚名道士所撰，考证的依据是六经，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儒道同源。虽然有些考证未免有些牵强，然这一条却自有道理。《楚辞·招魂》日：“兰膏明烛，华镫错些。”。河北平山三汲出土了战国中晚期树形灯，精巧与实用合二为一，表明了技术的发达和社会财富的丰足。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有非常精致的灯了。河北满成汉墓窦绾墓出土了西汉时铜朱雀灯，可见西汉时期灯的制作已经有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汉书》中有关于汉武帝时代灯的记载：“上思念李夫人不己，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艺文类聚》中则转引了《汉武帝内传》中另一则灯的故事：“西王母遣使谓帝日：„七月七日，我当暂来。‟帝至日，扫除宫内，燃九光之灯。”。由此可以推知，汉武帝时在宫廷内张灯是完全有可能的。试想在通宵达旦的祭祀太一神的活动中，使用灯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尽管《道书援神契》一书成书较晚，也没有说明材料的来源，但通过联系上古祭祀的风俗、汉武帝时代的史料以及灯产生的年代和出土的考古学成果，汉武帝祠太一“始用香灯”是完全可能的。

笔者推测，汉武帝祭祀太一神时将上古时期燔燎祭祀改变为大张灯火，开启了后世灯火娱神的先河。灯火娱神的同时，参与祭祀的民众也从中得到了美的愉悦，这又使娱神开始有了娱人的色彩。虽然经清代礼学家秦蕙田考定，元日祈谷的祭祀活动自晋太始二年合并人郊天大典，成为郊天大典中的一项内容，在正月上辛日举行，但民间元宵节依然沿袭了灯火祭祀这一习俗，元宵节点火的习俗仍然在很多地区有遗存。在中国的很多地方至今仍然保留着元宵节点旺火的习俗，应为上古时燔燎祭祀的遗迹。如在西北很多地方元宵节时垒起高高的柴堆或煤堆在黄昏点燃，人们围着火堆祈祷祝福，称之为“垒旺火”。明陆深《浮山遗灶记》记载了这种盛大的场面：“岁上元之夕，无论大小，家家置一炉，当户高五、六尺许，实以杂石，附以石炭，至夜炼之达旦，火焰焰然，光气上属，天为之赤，至今不废也，是谓之补天。”(光绪)《寿

阳县志》记：“上元前后三日祀三官，灯火辉煌，鼓乐喧闹，并扮演杂剧相戏，谓之闹元宵。坊肆里巷，俱于门首塑泥弥勒、判官、狮子及棒槌等样，围石炭焚之，名谓之塔火。”(光绪)《平定州志》记：“坊肆里巷，士庶之家与街市铺面各家门前累砌炭火焚之，名日塔火，一日棒槌火。”历代山西地方志都有记载燃旺火的盛大场面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