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给日本法西斯综合国力造成的损耗

第１１卷第３期２００７年６月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Ｐ．Ｃ．

Ｖｏｌ．１１，Ｎｏ．３Ｊｕｎ．，２００７

中国抗战给日本法西斯国力造成的损耗

郭海成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南开３０００７１）

尤其是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间中国军民独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摘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略，极大地损耗了日本法西斯的国力。由于侵华战争旷日持久、消耗巨大，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财政收支入不敷出、战略资源极度匮乏、工农业生产皆陷入破产境地。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法西斯的国力就已经急剧衰退，濒临崩溃。这实为引致日本法西斯最终败亡之根本所在。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侵华战争；日本法西斯；国力；损耗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５／３１３．４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５８０１（２００７）０３－００９１－０４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正义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而学术界通常从

经济力量’经济状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以‘

［１］

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恩格

４个角度考察和论述：１．中国的抗战历时最长，开始

最早，结束最晚；２．中国的抗战粉碎了日军的“北进”企图，迟滞了日军的“南进”计划；３．中国的抗战牵制大量日军，消灭日军人数最多；４．中国的抗战有力地支援了英美等国所实施的“先欧后亚”的战略

①

斯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以经济力量为基础的国力对于战争的进程及结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以全部国力进行较量的战争，必然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仅凭一次战斗就决定胜负。１９４５年，日本军队仍然处于膨胀状态，但除了投降之外别无选择，就是因为日本法西斯的国力已经耗尽了。因此，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不可忽略日本法西斯国力耗尽的真实过程。

。这些看法虽然都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却忽略了最

为重要的一点，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尤其是１９３７－

１９４１年间中国军民独力抗击日本侵略，极大地损耗

了日本法西斯的国力，从而使日本军国主义丧失了赖以长期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

早在１００多年前，恩格斯就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１－１０；［修回日期］２００７－０３－２５

一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日本法西斯国力造成的

［作者简介］郭海成（１９７９－），男，陕西凤翔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抗战与日本的败降》山东社会科学》中国抗战，发表在《①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赵延庆的《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徐玲的《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中国抗战与日本战败，发表在《２００５年第３期；陈景彦的《投降问题再认识》学习与探索》中国学者关于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研究述，发表在《２００４年第６期；韩永利的《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十年来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发表在《２００６年第４期；谭幼萍的《用研究综述》党的文献》，发表在《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９１

损耗，首先表现在极大地消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财政。

１９３１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自

此，日本经济便开始转入战争轨道。是年，日本军费便达到４．６亿日元，占国家财政预算的３０％，而这其中又以侵华战费为主要项目。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日本侵华战费的支出为３７７．５８亿日元，约占“大东亚战争”期间（１９３７－１９４５）的日本陆军总预算

９１４．５亿日元的４１．３％［２－１］。而这５年间的军费占国

家同期岁出总额的比重，分别高达７１．６％、７５．４％、

７１．８％、６７．９％、７０．５％［３］。迫于军费剧增的压力，日

本早在１９３２年便停止了货币金本位制，大量发行主要由银行认购的公债，后来又实行财政赤字的政策，开始了所谓的“高桥财政”，即军需通货膨胀。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间，公债与银行借款的数额，常年占到日本政府岁入的６０％左右

［４－１］

。１９３７年６月

末，日本发行的公债就已经接近１０６亿日元。从七七事变开始到１９４１年末，日本又发行公债２０７亿日元，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发行军事公债总额的８倍之多［５－１］。

需要指出的是，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日本银行认购的公债额已经占到同期公债总发行额的７７％［５－２］。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由银行认购战时公债，对于已经陷入财政危机的日本政府和现金存量消耗殆尽的日本银行而言，无异于饮鸩止渴。在这种情况下，由日本银行认购日本政府发行的绝大部分公债，实际上与银行直接扩大基础货币的投放并无不同。就是说，政府发行多少公债，银行就发行相当数量的钞票。于是，通货膨胀次第而生，进而引起物价飞涨，普通民众的生活费用指数从１９３７年的１０３升至１９４０年的１４４．４［６－１］。而物价飞涨又刺激了国家支出的更大增长。１９３６－１９４１年，日本政府的年度支出增加了６倍［６－２］，国家财政完全陷入恶性循环。

为了筹措与日俱增的侵华战费，日本政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不择手段地扩大财政收入。除了大量发行公债，从七七事变开始，它还向民众征收多项涉华新税。纳税人数也从１９３７年的１００万增加到

１９４１年的７００万；税收收入以１９３６年的税入为基

准１００，到１９４１年则激增为３５０［５－３］，然其所得仍远不足以应付侵华战争的巨大开支。仅以日本政府

１９３７年的一般预算而论，其收支不敷额已达８．２亿９２

日元之巨，以至于２５．６亿日元的侵华战费不得不作为特别追加预算来筹措。

不仅如此，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在维持和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另外还要准备陆上对苏联开战、海上对英美开战，因此战费捉襟见肘。仅以１９３９年为例，日本全年的总预算额不过８９．６亿日元［７－１］，而侵华战争就要用掉４６亿日元，所剩用于其他军事开支，国家的财政状况更加显得困窘，并且迅速走向恶化。１９３６－１９４１年，日本国家财政支出不得不增加了２．３倍［８］。到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初，日本外汇储备告罄。

“需要付外汇的契约到期时，日本政府势必拖欠”［９］

。

国内、国际收支的困窘，极大地降低了日本财政负担长期战争的能力。

二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日本法西斯国力造成的损耗，同时显现在严重地消耗了日本原本就相当匮乏的战略资源。

日本资源贫乏，许多资源、尤其是战略物资依赖进口。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冲抵了战时经济体制下所厉行的“原料国策”。据统计，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日本进口的工业原料占有形消费（有形消费量指产量加上进口量减去出口量）的比重，石油是９４％、铁矿石是９３％、煤是１１％、盐是６５％，而硫酸、橡胶、棉花、羊毛则完全仰给于国外；进口的农产品占有形消费的比重，大米、小麦、糖、黄豆分别是１９％、２３％、

９７％、６９％［１０］。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原本打算利用中国的丰富资源征服印度与南洋群岛，进而征服小亚细亚和欧洲，但战争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日军以军事进展为基础，制定了《满洲产业五年计划》，建立了华北开发公司与华中振兴公司，力图从占领区掠取各种资源。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日军的实际控制被局限在交通干线上的中心城镇，并不能获得充分的物资供应。到１９４１年，日本在国内、殖民地和占领区生产的石油只能满足其消费的１８．４％，铁矿石仅能满足其消费的４２．４％，铅、锌等重要战略金属的产量则不足消费量的２０％［１１］。这种状况，使得日军以战养战的计划陷于破产。

为了维持长期的消耗战，弥补从“大东亚共荣

圈”中拼命劫掠的不足，日本军国主义政权极力加强对国内的统制。它们先后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工业组合法》、《汇兑管理法》、《米谷统制法》、《石油工业法》、《制铁业法》和《汽车制造业法》等，大力施行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后，为了适应战争规模的急剧扩大，１９３８年４月，日本颁布了《

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国家实行从武器、弹药、飞机、船舶到通讯器材、工业设备、建筑材料、燃料、电力以至食品、饲料和药品在内的物资管制，并且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物资和监督企业的投资方向。尽管如此，日本资源紧缺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１９４０年，日本的主要工业原料的自给率，铁矿砂仅为１７％、石油是７％，铁矾土及橡胶是零。至于镍、钴等稀有金属，则完全依赖进口，盐、硫酸、铅等大部分依赖进口［１２－１］。侵华战争的巨大消耗所带来的资源极度短缺，成为日本进行长期战争的致命弱点。

战时的日本施行国家军事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重工业的畸形发展。与军工生产紧密相连的日本重工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１９３７年的５４．８％迅速升至１９４１年的６５．９％［４－２］。１９４１

年的武器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是１９３７年的

４倍多［２－２］。然而，从日本的经济实力来看，在１９３７

年，其工业生产总值仅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５％［１３］。于是，日本不得不牺牲轻工业来大力发展与军事相关的重工业。在资源有限的条件约束下，这种人为扭曲产业结构的行为，势必造成产业结构失调和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后果是毁灭性的：一方面，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严重萎缩，直接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另一方面，军工产业的急剧扩张，也严重地压缩了与正常生产相关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反过来，使得军工生产难以为继。战争期间，日本主要战略物资的生产指数，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趋势。以

１９３８年为基准１００，普通钢材由１９４０年的９３降至１９４１年的８７，而在同期，煤炭由１２６降至１２４，铜由１０５降至８９，柴油由５０降至３６，碱由７３降至６５［１２－２］。

军工生产投资过大，最终削弱了战时日本的国力。有学者指出，从１９３９年起，日本的国力以每年大约１０％的速度逐年下降。

到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由于侵华战争，日本法西斯国力已经进入严重的

衰退时期［１４］。

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日本法西斯国力造成的损耗，间接体现在有效地破坏战时日本的工农业生产，进而导致日本国内民众士气低落、社会反抗事件加剧、政局动荡不安和内阁更替频繁。

因为缺乏原料与资金，日本军需工业之外的工业生产陷于停顿。以日本主要出口部门———纺织工业的生产为例，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棉纱产量从３９６６０００捆减为１９１５０００捆，毛线产量从５５０００吨减为２８０００吨，人造丝产量在这一时期也下降了６５％［４－３］。为了支撑侵华战争，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５日起，日本颁行《国民征用令》，征集劳动力到有关军工生产部门参与劳动。

１９３８年，有民用工厂的８０万名工人和商店的３０万

名业主与１３０万名店员被征用；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农村劳动力转入军工生产者约１１２万人，加上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数字，共达２５０万～３００万人［２－３］。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被征调，日本的粮食产量逐年急剧下降。到

１９４５年，日本的粮食产量下降至仅为１９３５年的１／２

强［１５］。战争的持久和经济的困窘，引起日本各地工人的普遍不满和消极抵抗，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高额缺勤率［１６－１］。这给日本的战争经济以沉重打击。由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下降，日本“对主食实行了全面统制，对消费者实行凭证定量配给制度，……几乎所有的物资不是凭票就是凭证，而另一方面，黑

市交易到处泛滥”［１７－１］

。在“

奢侈是大敌”的口号下，１９３９年，日本国内禁止销售棉制品，翌年又扩展到毛

制品和混纺织品；１９４０年，日本实行凭票供应砂糖、火柴、木炭等日用品和政府统购大米的制度；１９４１年，日本又实行大米配给制和凭票供应衣料。通货膨胀引起物价上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加艰难。日本工人的实际工资以１９３７年为基数１００，１９３８年减为９８，１９４０年激减为８６，１９４１年则为８４，并且被迫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１６－２］。由于生活困苦，从１９３６年开始，日本的工人运动日渐高涨，于１９３７年上半年扩大到重工业、军事工业、交通运输等许多要害部门［１８］。农村的租佃纠纷也显著增多，据日本官方统计，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每年发生３１００～６１００次之多［２－４］。

国内的贫困影响到前线和后方的士气［７－２］，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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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军国主义继续侵略战争的政治基础。于是，日本政府强制民众参与各种由政府组织的集体活动，力图通过参拜神社、遥拜皇宫和为日军占领中国主不过，这要城市举行祝捷大会来鼓动国民的士气，“

［１７－１］些活动并不是国民主动参加的”实际上，日本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间，日本军国主义政权虽然采取种种措施，力图维持战争，但由于侵华战争的旷日消耗，日本的国家财政和战略资源枯竭，工农业生产皆陷于崩溃的境地。国内民众和前线官兵的士气因此低落，破坏了日本法西斯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能力。对此，有学者深刻地指出，“战争经济的困窘，在战线崩溃以前，已经夺去了

［１７－２］

日本完成战争的能力”。中国军民在此期间独力

力在１９３８年达到顶点后即开始下降。从１９３９年到煤、电等能源匮乏，粮食１９４０年春，劳动力不足，油、

严重短缺。“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开始进入

［１９－１］

最暗淡的时期”时任日军参谋副总长的泽田茂“。

抗击日本的全面侵略，在人财物等方面均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也正是中国人民在这５年间的艰苦抗战，使得日本遭致惨重的损失。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法西斯国力由于侵华战争的消耗，实际上已告衰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在太平洋战场和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的对日作战，实质上不过是对处于崩溃中的日本法西斯再加一些推力而已。历史的发展表明，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间，中国的持久抗战给日本国力造成的巨大损耗，实为引致日本法西斯最终败亡之根本所在。

就此表示：“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

［１９－２］就维持不住了”其时，日本既有的经济力量已经。

失去了保障侵略战争的能力。战时内阁的数度更迭，更是直接暴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政治虚弱。从１９３１－

１９４５年，日本更换了１５届内阁。而在１９４１年太平

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内阁即由若槻礼次郎至东条英机连续更换了１３届，平均每届执政不足８个月。尽管日本政府频繁更换内阁以寻求出路，但未有一届内阁有能力应付时局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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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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