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诗言志_与_诗缘情_论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０８，９（４）：６３３－６３６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０８，９（４）：６３３－６３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龚霞

（深圳大学文学院，广东深圳５１８０６０）

摘要：“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诗歌理论；《诗经》；《汉书》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文献标志码：Ｃ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９７１３（２００７）０４－０６３３－０４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在缘情说提出之前，整个先秦及两汉时期，诗论的主要内容都是在言志说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缘情说提出之后，言志说与缘情说又经过了一个由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在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由于‘志’长期被解释成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情’被视为是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有时甚至产生激烈的争辩［１］”。现在，随着人们对诗歌起源及本质的认识，普遍认为言志与缘情并非是对立的诗论，而是从两个方面对诗歌的本质进行了揭示，即言志从思想方面，而缘情则是从情感方面。诚然，无论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笔者认为，尽管言志说与缘情说统一于诗歌本质的阐述中，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

一、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统一

“志”与“情”并非对立的，它们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但也不能完全等同。“情”与“志”统一于都属于人的心理活动。但情是志的源，志是情的流；情是志的缘起，志是情的申发。情是自然的、无意识的；志是人为的，有目的的。百兽有情，却非有志，正在于此。情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升华为一种志。

具体而言，诗与情、志的关系就是：诗言志，志缘情。任何诗歌都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这目的性就是一种志，例如：喜怒哀乐为情，表现喜怒哀乐以达到某种目的，就是一种志，而满足这一要求所采取的方式和结果就

［２］是诗。《诗经》中有“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的句子，“哀”是一种情，“告哀”是一种志，告哀的方式和

结果是“君子作歌”。

没有情，就没有志，没有志，也就没有诗。诗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志、表达志，而志是缘于情的，可以没有志，但不可能没有情，情可以脱离志独立存在，而志需得有情为基础。志是情感的有目的的申发，诗是表达志的方

［３］式和结果。这一点在最早的诗歌作品《弹歌》中就可以看出：“断竹，续竹，飞土，逐。”

这首歌又名《断竹黄歌》，说是黄帝时代的“古孝子所作”。据《吴越春秋》记载：“越王欲谋伐吴，范蠡进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

［３］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１５

作者简介：龚霞（１９７９－），女，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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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忍”之心就是一种情，而“作弹以守之”则是一种志，如果没有“不忍”之情，何以生出“守之”之志，而这首歌谣的产生，正是首先需此孝子有此不忍之情，其次需此孝子有守之之志，二者缺一不可。这样的例子，《诗经》中还有许多。如：“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小稚・四牡》）［２］思归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情感，它是人类情感的本能反映，没有什么目的性，就像人高兴了就笑，悲伤了就哭一样，离家久了自然就思归了。所以有了这种思归之情并不等于一定就会有诗，只有当这种思归的情感升华成为一种志，即成为一种表达或抒发的目的、动力之后，即有了“将母来谂”的欲望后，才会“作歌”。

当然，现实中历代也不乏一些缺少真情实感、纯粹歌功颂德的诗歌，但那时诗歌已然成了作者谋取利益的工具，只能算作一种借了诗歌的形式而玩的一种文字游戏，算不得真正的诗歌了。

二、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是认识的深化

言志与缘情是人们对于诗歌不同层次的认识。从言志到缘情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对于诗言志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直观性，而诗缘情的认识则具有一定的隐秘性。

［４］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一书中讲道：《诗经》里一半是“缘情”之作，乐工保存它们却只是为了它们的声

调，为了它们可以供歌唱。那时代是还没有“诗缘情”的自觉的。朱先生认为诗经中有所谓言志之作与缘情之作的分别，我认为不是十分确切，所有的诗歌都是缘情且言志的，但另一方面，他认为那时代的人还没有诗缘情的自觉则相当正确。下面将举例说明诗歌从言志到缘情的认识深化过程。

［７］第一，诗言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在这句话中，诗言志的说法还是

笼统的，并没有对“言志”作进一步的阐释。当然，古人在许多时候对于情与志两个概念并没有作严格的区别，有时候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有时候又是混用的，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就情与志本身而言，它们作为人心的一种活动，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于情与志具体所指上的区别并没有充分的认识，这是单就情与志两个字而言。对于诗言志和诗缘情两个诗歌理论，人们在理解和阐发的过程中还是有时显的指向区别的，而正是这种指向上的区别，使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将二者对立起来来看待的，而没有看到这两种指向背后的共同性和一致性。

［５］第二，《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作者对于诗与志的关系是看得较为透彻

的。一方面，说明了志的目的性，只有有一定的目的性，它才能指向一定的结果，所以才能说“志之所之”；另一方面，说明了诗正是表现志的一种结果。所谓“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正得失”“动天志”、“感鬼神”便是一种志，而表现这种志的，则“莫近于诗”。此外不可忽视的是，这句话还说明了诗与言的关系：志是人心的一种活动，所以，由志到诗需借助于语言文字。而由情而志，都是人心的活动，所以不必借助于语言文字。故古人说诗言志或诗缘情，而不说诗缘志或诗言情，是非常有道理的。但这段话却没有明确说明诗与情的关系，对于诗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６］第三，诗缘情说的正式提出始于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

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里陆机将诗与赋、碑等相对而论，作为这众多的文体之一，而认为它“缘情而绮靡”，说出了诗歌由情而发的根本特征，而这一特征也的确是它区别于赋、碑等其他文体的关键所在。陆机在这里没有提到“诗言志”，因此诗缘情的说法似乎是抛弃言志说而另辟的一个新径，给人以两者相对立不可并存的意象。事实上，如上文所分析的，陆机只是越过了诗言志这一个诗歌产生的充分条件，而直指了其必要条件。他在文章开头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所谓悲落叶、喜柔条，是人类的普遍情感，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有许多，就悲喜而言，可以痛哭流涕和开怀大笑，并不见得都要付诸笔端，都要吟咏成诗。所以，诗缘情只是诗生存的必要条件，却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这此感情使人产生了一种表达的欲望或目的之后，即升华成一种“志”之后，诗歌的产生才有了充分条件。当然，要将这两个条件统一起来，还有待于古人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及诗歌本身的发展。

第４期龚霞：“诗言志”与“诗缘情”论・６３５・

［１］第四，钟嵘《诗品序》“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在此，钟嵘对于情

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所谓“凡斯种种，感荡心灵”者，就是指人类普遍的情感而言的。而其中所言“展其义”“骋其情”就是诗人之志。而诗就是完成这一目的的最佳方式。这在客观上说明了诗是情与志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情不升华为一种志，为何要“发言为诗”呢？感荡心灵也就罢了。感物而动，喜怒哀乐，人的情感无时不有、无事不有，但并非所有的情感诗人都用诗来进行了表达。

［５］“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第五，孔颖达《诗大序正义》

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率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至此，正如郭先生所言，孔颖达已充分认识到情与志并非是对立的，但另一方面，他却又将情与志合而为一起来，在表达上，也未将情与志区分开来。所谓悦豫之志与忧愁之志，这里的“志”所指代的其实就是情，他的意思应该是悦豫之情动，则生赞美之志，从而作诗以颂；忧愁之情动，则生怨恨之志，从而作诗以刺。

［７］第六，白居易《与元九书》“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

实义。”根情，说明了诗缘情的源头；苗言，说明从志到诗需用为语言文字为媒介；华声，说明诗何以是用于歌唱的；实义，则说明了诗是言志的。所谓的义，就是一种主旨，是诗歌所要表达的意思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一种志。白居易对于诗缘情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并认为诗是缘情与言志的统一体。

［８］第七，袁枚《再答李少鹤》“本札所讲：：‘诗言志’三字，历举李、杜、放翁之志是矣。然亦不可太拘。诗人有

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到了袁枚这里，推翻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志的偏见，卸下了志所承载的政教的沉重负担，对于志的本质，即有目的性的心理活动，有了更深的认识。

此外，还需指出的是，目前对诗言志与缘情还存在另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即认为言志说与缘情说不仅是一致的，而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这个苗头可能在唐代孔颖达那里就有了的。郭绍虞先生就指出：“唐孔颖达的《毛诗序正义》早已看出，‘志’与‘情’是一个东西，‘言志’与‘缘情’并无本质的区别。”这是由于没有看到两者共性中的个性，没有看到言志与缘情在共同的基础上对于诗歌本质所作出的具体而全面的阐释。

三、诗言志与诗缘情对立的原因

如上文所言，言志与缘情两种理论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志与情的对立，这种对立伴随着人们对诗歌认识的由浅入深的过程，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对诗歌的认识一方面取决于整个文学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诗歌作品的发展。而并不完全是因为“要求诗歌发挥不同的教育作用，是不同的政治思想要求在文学理

［１５］论上的反映”。

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是揉合在对史学、哲学的认识之中的，而中国传统的史学、哲学又与现实、政治、教化等有着密切关系，因此，那个时候人们对诗歌的认识也容易产生一种偏见，认为其也与史学、哲学一样，是以反映现实、干预现实及政教为目的的。而诗言志之所以在后来的应用中，在所存的典籍中，主要偏向政教，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需要，进行了引导和取舍；另一方面，和论诗者自身的政治倾向有关。

就诗歌创作而言，先秦时期的《诗经》，它是当时人们的集体的创作，并没有文人进行独立的诗歌创作，因而，当时对于诗歌的认识不是指向诗歌的创作，而还只是停留在学诗、用诗的层面。当时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用运用这些诗歌，而不是如何创作这样的诗歌，所以关于诗歌的创作之法的理论只能在后世出现。而为何要学诗，为何要用诗，则又是由于现实功用和政治教化的需要。正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那样，“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

［１６］诗，无以言’也”。因此，《诗经》在当时是作为一部教科书来学习的，而不是纯粹的诗歌作品来欣赏的。所以尽

管《诗经》中有许多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但由于没有具体的作者，没有解释权的归属，人们自然可以对其视而不见或加以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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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两汉时期，由政府设乐府机购采诗，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的，所谓“王者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等，因此所采之诗歌具有明确的政治功用就不足为奇了。但到魏晋以后，乐府机构不复存在，诗歌的创作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了文人的个人创作，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文人诗。这些诗作抒发一已之穷通，是吟咏风月，还是有所美刺，他人都无法进行歪曲。当屈原的《离骚》出现时，人们就面对了这样一个问题，但对于此一部作品，人们仍然有着回避的足够空间。而伴随着文人诗创作的发展，以及对于文学本质的更深入的认识，则有人更注重从诗歌的艺术特征和表现手法上去论诗，如皎然的《诗式》等，这样就使人们对诗歌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诗缘情的理论提出前，诗言志说已有充分的发展，而对于志又是偏向于政教方面的。在诗缘情提出后，古人也认为是有道理的。但由于看不到志与情的统一，于是将情狭隘地看成一己之私情，以为是和志对立的另一种情感，这样就使得缘情说一开始就走上了与言志对立的道路。但这种误会是人们对于诗歌认识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所必然出现的，倒与诗歌发挥不同的教育作用的要求没有本质的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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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ｅｔｒｙ＇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ｏｎｅ＇ｓｗｉｌｌ；ｐｏｅｔｒｙ＇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ｏｎｅ＇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Ｓｏｎｇ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

［责任编辑赵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