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中国参加一战和五四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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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曾以在野名流的身份坚决主张中国参战,加入英、法、俄、日、美协约国战团,使中国成为战胜国的一员,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收回失去的国家利权;进而乘欧战之机,寻求复兴中华民族的机会,从根本上摆脱列强的羁绊。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非正义战争,而且对德国外交与复杂的内部政争搅在一起,使人们难以冷静客观地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考虑,参战与保持中立对中国孰为有利。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欧战局势的发展,密切注视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梁启超是当时推动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主张者和推动者，而段祺瑞，则是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执行者。为了开启国民意识，梁启超甚至于1914年还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专门撰写了一部世界经典历史著作《欧洲战役史论》，这部著作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即告完结，目的就是为了开启民智。梁启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今之战，殆全世界人类相互之战也，与一域中国与国相互之战既异，与一国中人与人相互之战更异”。（《梁启超全集》第九卷《欧洲战役史论》“序”，北京出版社，第2680页）梁启超撰写此书意在指出，欧洲战役也即世界战役，它将世界各国连成了一个整体，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唯有参加此战役，方能提高其国际地位。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各大报刊及演讲、条陈中，屡次向袁世凯政府建言，力主中国对德宣战。之所以主张中国对德宣战，乃是因为梁启超当时已预料到，德国必败，协约国必胜，而“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借此收回此前在外交中失去的权益。然而，由于出于个人权力的考虑，袁世凯不顾众人反对，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即有割让本属德国占领的中国山东青岛与日本，为了不得罪日本和德国，袁世凯拒绝中国对德宣战，使得中国一再丧失参战的有利时机。直到袁世凯下台，段祺瑞执政时期，段祺瑞力邀梁启超入阁，此时，梁启超本已萌生退意，绝意仕途，然为了使中国参加“一战”，梁启超决定再入内阁，这是梁启超与段祺瑞政府合作的先决条件。梁启超入阁之后，即开始力促段祺瑞参加“一战”。
可以说，在参加“一战”问题上，段祺瑞与梁启超可谓高度契合。而段祺瑞一当明确主张参战的立场，就再也不变，不惜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跟袁世凯闹翻。当袁世凯与段祺瑞发生严重裂痕，也就在北洋系内部埋下了袁世凯最后垮台的伏笔。这对于中国的民主共和进程来说，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战”结束后的事实也证明，“一战”之于中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在对德战争中，段祺瑞政府还组建了以徐树铮为将领的边防军，一举收复了被苏俄掠夺的外蒙古，这在中国领土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如果中国没有参加“一战”，便不可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梁启超也不可能有和会顾问身份列席会议，甚至今天的中国，也难以成为可以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政治大国，当然，也不可能促使五四运动的爆发。
关于五四运动，有很多历史事实和历史细节被忽视，即：是谁主导将中国推向了巴黎和会的成员国之一？巴黎和会中国在外交上是否失败？是何原因导致了巴黎和会中国在山东青岛问题上的外交失利？是谁最先将此事报告给国内？又是谁指示国内掀起运动的浪潮？这一连串的问题，在至今的历史叙事中语焉不详。事实上，这其中一系列环节的关键人物都是梁启超。
日本政府在其内部情况分析中既没有把国民党人视为对五四运动有重大影响者，也没有把陈独秀等视为五四运动的鼓舞者，唯独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人士视为五四的“唆使”者，应当说这要比后来史家的观点更为贴近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战”、国民运动、五四运动，这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条。而这些链条的最主要联结者就是梁启超。梁启超积极支持中国参加“一战”，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与国家主义思想的融合。也就是说，梁启超将他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统摄在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