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财富的智慧和能力是廉洁奉公的现实基础

创造财富的智慧和能力是廉洁奉公的现实基础

——兼论思想文化的集成创新

内容提要：廉洁靠道德，奉公靠智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具备创造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的智慧和能力，是廉洁奉公的现实基础。追求和享受富裕、文明、平等、自由的生活，是人的自然天性。在人们的利益对立和冲突中产生分配不公并且出现贪污腐败现象时期，老虎苍蝇一起打是手段，改变产生老虎苍蝇的体制及其社会环境是过程，而最终目的还是回归人的自然天性，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存。 关键词：创造财富 廉洁奉公 老子道学 成吉思汗文化 马克思理论 集成创新 “成吉思汗箴言与廉政思想论文”征集公告要求，进一步深入挖掘成吉思汗文化和蒙元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将廉政文化与蒙古族历史有机结合，营造崇廉尚俭的社会氛围，助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伊旗纪委书记尹晓东还指出：论文不限于狭义的廉政、反腐，涉及成吉思汗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都可以收入文集。要注重民族的、有普世价值的内涵，尽可能做到全面性、广泛性、多样性、系统化。

的确，反腐倡廉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从社会反思入手，研究探讨通过文化融汇和机制创新，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协调发展中消除腐败根源的路径，共同走向自由平等的文明和谐社会。

一、社会反思

不管在什么社会，只要人们的身份、地位、权力以及利益各不相同，甚至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那就会有特权，而特权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和条件。

蒙古族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历史，也出现过非常腐败的时期。据有关资料，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元朝统治集团，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国家机器的最高操纵者，拥有最多的财富。皇帝和贵族的腐化，必然引起整个统治阶层内部的连锁反应。到大元末年，官贪吏污竟发展到向人讨钱、各有名目的地步。如：新官到任，属下诸吏第一次拜见，必须送礼，名曰拜见钱；官吏向百姓索要的钱，名曰撒花钱；每逢节日，百姓必须送礼给官吏，名曰追节钱；主管部门的官吏行施日常本职事务，需向有关者索要好处钱，名曰常例钱；本官调离，新官到任，百姓要送礼，名曰人情钱；逮捕或拘留犯人，原告一方要付钱，名曰赍发钱；打官司时起诉一方要付钱，名曰公事钱。对于贪污受贿，某些官吏们美其名曰得手；委任到富裕地区做官者，叫做好地分；委派到京都附近州县做官者，道是好窠窟（叶子奇《草木子》）。在这种贪官污吏控制下的官府，赃污狼籍，甚至连元顺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系狱之囚，冤抑莫释；在位之士，奸恶犹存（《宪台通纪续集》，《作新风宪制》，见《永乐大典》卷2609）。 正是这种特权和腐败现象，是元朝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任何朝代和政权的更迭，都与自身机体内部的腐败有关。 新中国建立以后，努力否定和限制特权，但是由于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思想政治方面依然存在，党和国家现行一些具体制度还存在弊端，一些官员的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还比较严重，所以现在也必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对于治疗腐败这个社会毒瘤来说，也是“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老虎、苍蝇一起打，是治已病；转变政府职能，将一些可管可不管的事情交由市场和社会组织去行使，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对制度的笼子本身进行改变，使官吏们不能变成老虎苍蝇，是治欲病；“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

替”，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是治未病。

目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从廉政和反腐的角度来看，主要就是限制特权并改革制度的笼子本身。马克思说：“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才需要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别人吧？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这样就转移了表明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随着社会进步，当公众的基本素质普遍得到提高时，就不再只是表明看问题，而是会把注意力集中到事物的本质，由此也会形成推动改革的强大力量。

群众有时候也难免困惑，党组织怎么挑选进去的都是先进分子，打出来的却都变成了腐败分子？其实，党组织也不是大染缸，也没有那么大的魔法。信仰不会改变，可以改变的原本就不是信仰。像陈良宇、薄熙来等，并不是在党组织内失去了信仰，而是他们原本就不可能信仰过共产主义，最多或许有过好奇、愿望之类。据陈启民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发表的“关于《雅科夫列夫访谈录》”，前苏维埃高官雅科夫列夫认为：“苏联历届领导人并不真懂马克思主义。大家都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水平”；而“《简明教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踏，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关系，是一派真实的谎言，胡说八道的谬论”。就连列宁也曾坦言：“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列宁选集》第三卷253页）。可见，一般人根本没有能力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更谈不上信仰。如果一个人发誓要为自己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去奋斗一生，那不是愚昧就是虚伪；愚昧到不知道自己的愚昧是可悲的，虚伪到明知虚伪还要自欺欺人是可恶的。当可悲可恶之人也混进党组织，不变成毒瘤才是怪事。

当我们坦然面对现实的时候，就会非常清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在情感和思想意识上无论怎样超脱，每一个人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党政领导、公务员、军队等任何人的劳动都具有资本属性，他们的劳动价值是以工资形式体现出来的。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实质是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变成一种商品，因此人们会扮演两种角色，如马克思所言：“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在形式上扮演呼风唤雨、人上人的角色，而在本质上也被他所贪污受贿的资产所奴役，在内心深处里的忐忑不安中，在人妖之间充当着纸老虎、臭苍蝇的极卑微的角色。我们只有清楚地看到社会现实，才能找到改变社会现实的具体路径。

二、文化融汇

作为历史人物，成吉思汗的缺点、错误甚至罪过，显而易见；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来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业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二是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三是蒙古族在他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为“资

本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四是本能地遵循了规律，顺应了人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鄂尔多斯是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什么文化占主导地位，不取决于人数多数，而取决于接近自然法则的程度。相对于以神为本、以人为本的文化，以自然为本的蒙古族文化优势非常明显，因此蒙古族文化在鄂尔多斯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在蒙古族历史文化中，成吉思汗文化具有代表性。由于成吉思汗本能地遵循了自然法则，所以与揭示和反映“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的老子道学、马克思理论融汇在一起。也正是在揭示和反映“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的层面上，东方文化的精粹是老子道学，西方文化的经典是马克思理论；而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人，成吉思汗文化与它们之间具有内在必然的联系。

从对待自然法则的态度来看，据《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记载，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也足见道学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之深刻。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们一般能够意识到，除了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更大的自然能量客观存在。人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一般认为来自神仙法力或者天地灵气，而老子认为来自“道”。因此，崇拜天地、注重人的天性、遵循自然规律的蒙古族，容易接受阐述自然法则的老子道学。

从商品流通、货币产生和资本形成过程来看，我们可以找到成吉思汗的社会实践与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结合点。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蒙古族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而在现代社会产生资本之后，蒙古族依然具有与资本狼共舞并训导资本狼的勇气和智慧。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产品变成商品，实现了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也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蒙古帝国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总之，各种文化融汇的交汇点在道法自然。在道生万物中，创造文化的人本身是万物层面上的产物。文化的本原是道，反过来说，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在道。老子认为：“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在尊道而贵德中，万物都有本身的自然属性，例如驴就是驴，狗就是狗，而有些人在人妖之间变成老虎苍蝇，是因为人类有可能在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中，背离道德而自我异化。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廉政建设不能失去道德之后，在仁、义、礼的层面搞形式主义，而是引导社会共同尊道而贵德。人为与道为不同。人想有为而难有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恩格斯也说：“天才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这样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因为思想被掌握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从侮之、畏之，到亲而誉之、再到不知有之，是廉政建设和领导艺术的不断提升，最

终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所发挥的就是道德的力量。

三、观念创新

观念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前提。无论是廉政建设还是整个社会发展，现在最需要的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和思想观念的创新。从观念创新的角度来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第一个十年的研究成果中，在互联网上刊载、转载、引用、推荐、评论最多的是《“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中国——马克思理论发展到更高境界与老子文化水乳交融》一文，有网友评论“这是国人值得期待的头等大事”。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创新发展，可以从根本上推动整个社会整体科学发展。

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恩格斯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随着社会发展，在“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如果用财富这个身外之物来划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根据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来划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高级智力劳动者。正是从劳动本质来讲，只要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种带有偏激情绪的狭隘意识，扩展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种具有科学内涵的博大思想，就能够从根本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

同样的高级智力劳动成果，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用不同的价值评判体系来识别和衡量，马克思可以“是一个穷叫化子”，也可以“轻松进入福布斯富豪榜”。据凤凰资讯报道：《资本论》热销欧洲，马克思“火”了。《资本论》是马克思献给全世界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100多年前，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现在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年轻一代的读者们再次产生了阅读这部鸿篇巨制的热情。也正是因为《资本论》的巨大销量，英国媒体笑称，如果马克思还在世的话，《资本论》的巨额版税收入会让他轻松进入福布斯富豪榜。这是笑称，也是实情。我们很清楚，不管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转化和体现出来，总之《资本论》的巨大价值客观存在。

资本没有什么好坏，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是人类所共同赋予的，而且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社会进步而变。马克思说：“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只要存在资本，就不存在要不要资本家的问题，而只是看什么人具有卓越智慧和实际能力，成为执行、管理并且改变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的专家，自觉、主动、科学地完成资本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历史任务。靠贪婪和剥削可以获取剩余价值，而靠智慧和奉献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和资本。因此，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会努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从而有现实条件为人民服务。

在现阶段，智慧是资本，科学文化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可以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因此作为人类智慧最高结晶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可以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之中的核心部分，成为社会资本不断高度集中的“引力中心”，从而使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达到极限而使资本关系消失，最终把人类劳动力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还原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说到底，科学文化所揭示、反映、转化和体现的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客观规律和“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自然能量。老子云：“圣人不积，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不积蓄身外之物，总是想为别人服务，结果为别人服务的能力越来越强；总是想给予别人更多的东西，结果能够给予别人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而创造财富和社会服务是一个有机整体。政府服务需要廉政建设，企业创造社会财富也要努力超越仁、义、礼的层面，达到“道生之，德蓄之”的自然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