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历史上的转折点1

资中筠

访谈知识分子为何丧失了自信

知识分子怎么就变成这样？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

但是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

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由自己的经历，我悟出一个道理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两千年皇朝时代，虽然是定思想于一尊，独尊儒家，但是，什么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谁来继承儒家之道？谁来解释儒家？这个权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

儒生身上，这就是道统。

自信完全丧失了，因为判断是非的权力没有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这不是

中国所特有的，是从苏联来的，列宁就是导师，斯大林也是导师。就是说，政治领袖必然是

思想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自由思想了。没有自由思想，何谈独立精神？这就是哈耶克

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其实那时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

问：大张旗鼓地批评胡适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夺取“道统”的话语权吗？

答：对，导师绝对不允许知识分子有任何的独立思想，或其他的宗师。一切判断都要来

自一个脑袋，他说是黑的，就是黑的，他说是白的，就是白的。1958年，当时执政者说中

国是“一张白纸”，“一穷二白”。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有诸子百家的学说，有无比

灿烂的文学艺术，包括古典的、现代的，怎么就变成“一张白纸”了？因为这千年文化的载

体——知识精英——都被改造了、清洗了，精神上变成一张白纸，更不用说大批的文盲和半

文盲了。在这张“白纸”上，是可以任凭一个人狂书乱画，踌躇满志的。

问：可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愿意缴械，不要判断是非的标准？

答：就是前面所说的，一个是因为爱国，相信它能够把中国搞好；第二个是因为“世界

潮流”，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代表未来，资本主义阵营代表没落，当然要站在“历史潮流”一

边。另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一种 “劣根性”。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外，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于君主的歌颂传统，我称之为“颂圣

文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一边是思想禁锢毫不放松，一边是有利可图

的商业大潮，两下夹击，就造成“逼良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气都消解了。再加上目前中

国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高，还可以自豪一阵子。现在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危机感，也自以

为不再需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更加愿意粉饰太平，所谓歌颂盛世。现在的“颂”不一定颂个

人，而是颂“盛世”。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是夸大外部的威胁，所谓“XX亡我之心不死”，

二者殊途同归，就是矛头对外来掩盖内部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机。当年那些知识分

子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人们对正义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腐败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

暗。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已经麻木了，正义感已经非常淡薄了，对过去不可容忍的事习以为

常。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再启蒙”时期，理想主义被唤

起来了，人们思想活跃，留下一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再启蒙”时期太短，90年代

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

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没有信心。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

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

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

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

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

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我原来曾经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家。我认为，民营资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他们的自然诉求一定是要推动建立健康的市场体系和公

平正义的法治。其实，本来我曾经认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民族资本家都是有理念

的，而且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前进。有人感叹说，他们是在“钻空子做好事”。

中国需要再启蒙

当前我们需要再启蒙。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别人。其实“启蒙”

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

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

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

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

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

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

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

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

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

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高尚全认为，发改委权力太大，重发展轻改革。他说：“改革是无止境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也是无止境的。”现在需要同时推进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的全面改

革。应设立专门的机构来推动。“另外说改革现在到了关键阶段，深水区，那你怎么样解决，怎么攻坚克

难呢？你没有一个机构的话，不大好攻坚克难。 ”

高尚全认为，改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改革要有勇气，要有智慧，要解放思想。要敢于打破既得利益

集团的阻挠，实现政府转型。“政府转型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它是转了，不是没有转。也取得了成效

的。但是往往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

高尚全赞同在危机发生时政府进行干预，但需要有提前，设立好退出机制。目前退出得不够。

高尚全认为，必须继续高举改革的旗帜。主张政府要重改革轻政绩。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市场经济经验，

同时考虑中国的实际，中国有机会比西方做得更好。高尚全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有信心，希望新一届领导有

始有终的走下去。

应设立专门机构全面重启改革：高尚全：我主要的三条建议，第一这个决定叫什么？名称叫什么？就

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第二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主要内容就涵盖五个方面的改革：第

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政治体制改革、第三文化体制改革、第四社会

体制改革、第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五位一体改革，这个五位一体改

革。

第三个问题我建议，因为现在改革到了深水区了，到了关键时期了，而且改革是系统性、整体性、协

同性非常突出的，你孤军奋战，单个搞，那不行的，必须要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样才行，那么你要

这个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没有这个机构不行。所以我提出来，就是中央成立个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小组。搞什么呢？顶层设计呀，全面的部署啊。下面是办公室，来进行协调，进行评估。这个我觉得这是

在攻坚阶段的一个必要的举措。

改革怎么样推动：第一中央要做出决策，要做出这个部署，第二底层的经验非常重要，一个是顶层，

一个是底层，这两个结合起来推进改革，过去的经验都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的。

改革要有勇气有智慧：改革精神就是创新精神。改革要有勇气，要有智慧，要解放思想，长期认为社

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要及时退出：一个是缺位，政府缺位；第二是政府错位；第三是政府越位。

对中央重启改革有信心

李泽厚，不改革，中国会慢慢烂下去

李泽厚 哲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知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

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

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

改革之路

知识界“红卫兵遗风”影响太深

思想家要有学问积累

民族主义是个危险概念： 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

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 要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合流。

中国文化大有希望

重视秦始皇和慈禧：其实当时的专制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没有秦始皇，中国现在可能

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你看欧洲那么小块地方，为了欧盟搞个共同市场，费了多大的劲？两百

年前康德说要“永久和平”，他感叹一个君王因为一点小事情，比如一顿饭没吃好，就打起

仗来，因为欧洲都是好多个小国家。中国在春秋时期也是好多个小国，打得一塌糊涂，最后

变成七个大国，秦始皇再把这七个大国统一起来。中国这么大，统一很重要。废除科举就是

慈禧太后做的，这是很大的胆识，把以前读书人做官的途径都打断了。我觉得她死得太早，晚死十年才好。慈禧晚死十年，不会有袁世凯作乱。要么她就早死十年也好，戊戌变法就成

功了。

经济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李泽厚：重要的就是靠经济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实际上

民间资本能够发挥的作用很大，要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美国这么一个强国，中小

企业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大量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讲“四步走”：经济发展、个人自

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即：首先发展经济才是正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例子摆在那里。我还是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促使政治体制不得不改革。

小标题1：改革开放不仅要看过去的30年，还要看过去的150年

小标题2：为了百姓的富裕而探索经济问题

小标题3：经济问题：分散决策比集中决策更可取

小标题5：全世界搞公有制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小标题6：加入世贸组织给我们得到很大的好处

小标题8：政府中的开明派对社会进步贡献很大

小标题9：中国主要的问题不是贪污腐化

贫富差距是市场造成的，不是剥削造成的，现在最穷就是农民，谁剥削了他？交税交多了？没有。农业税已经废除了。他的收入靠农产品的价格，你说农产品价格压低了？我觉得也不是，现在农产品价格基本是市场价格，说老实话你提也提不上来，市场是千千万万生产者和消费者决定的，我们国家搞了一个保护价，保护价搞不起来的，很难搞，而且保护价说老实话也很有限，执行保护价给农民收入提高增加的非常有限，提高个10%、20%了不起，但还是穷。提一下不是10%、20%的问题，所以农民收入低跟剥削毫无关系。他就是农业产出低，解决的办法不是从消灭剥削来的，而是减少农村的农民，让他们进城，这是一个例子，不是一个剥削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非法收入。非法收入走私、贪污腐化、以权谋私、钱权交易，那个不是财富的创造。那是财富的转移。

小标题10：不要因为有贫富差距就否定改革的成功

小标题11：我们的小额贷款项目将铺得更开，做得更大

小标题13：政府滥用权力是很危险的

小标题14：中国企业最怕的还是政府刁难

以前的改革是“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

孙中山思想的两派继承者 《财经》：毛和蒋看起来一直在对抗，但实际上毛和

蒋分别继承了孙中山思想的两个面向。：他们也有一个共同面向，两人都是专制强人，不过毛的专制

比蒋更加彻底。 邓小平和蒋经国个别继承了毛蒋的一部分，可是钟摆转到比较靠中间的地方。这是

延续性的“正反合”的过程，每一段都是“正反合”的过程。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前面都有没走完

的过程。 所以，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颠颠簸簸，走得确实很辛苦。我个人理解，固然这中间有多次政府的转换，也有外部的侵犯(如八年抗战)，整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做连续工作。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是辨证式的进展，中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在世界上有一个标杆作用” 《财经》：在世界近代史上，辛亥革命、俄国革命、土耳其革命都是20世纪前半叶的大事件。那么，辛亥革命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国家有何影响? 所以，这一百年来，无形之中中国在世界上有一个标杆作用。在西方冲击之下，20世纪的中国不断地寻找自己的途径，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独立、解放和开放，这个工作一百年持续不断地在进行，也对世界各国都有所激励。

两岸要相互学习，互为警戒 ：政权统一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未来两岸应该协力合作，尤其是两岸的文化、经济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大陆和台湾恰成犄角之势，既互相援助，也便于开展。两岸要相互学习，同时也要互相看到对方的错误一面，作为警惕。大陆要看到台湾民主的成果，也要看台湾民主庸俗化和市场化的弊病。台湾要看大陆的小集体整合起来的力量，发展市场化经济的成果，也要考虑到大集体和小集体的平衡，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平衡。

中国模式可取否? ：集权有两个方面，短期来讲。集权的效果好，一个命令下来，不用磋商，效率很高。短期，小规模，不容易出弊病;但是长期、大规模的计划，就会有问题。长期而论，“夜行多露”，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对，在一个小错误之下，全国的灾害是惊人的。“大跃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另外，集权体制下反省的力量是不够的。 像李光耀，在新加坡可以作出成绩，可是最近新加坡政治也发生了变动;他儿子要变成蒋经国、邓小平。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经不起冒险，不能一百年或五十年继续走一条路到底。我们把所有的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了。如果把鸡蛋摆在多个篮子里，最多摔一个篮子。我这完全是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中国模式”。

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 中国的现代化都是以英美式的社会、经济、教育、科技作为模式的，以为这就是人类未来的终极目标。前些年美国学者福山也说“历史的终结”，但现在才知道，历史没有终结。 从启蒙时代勾勒出来的“现代化”画图，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科学、市场、法治等等，最后落实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边，落实在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國族意识之内。推进民主、自由、法治，这三个东西都要套在一个事情上，就是我们寻找的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在哪里。这些听上去似乎玄之又玄，实际是人类在走向无尽无休的现代的过程中必须一直思考、反省的。未来几十年，中国要背负巨大的任务，既为自己找出路，走向更好的境界，也为世界找方向，将今天已经衰疲的主流文明，注入新成分，开拓第二春。

“满洲党”不改革，就逼出一个辛亥革命来

革命和暴力是两回事

“中国人思想上的一个大敌”

前车之鉴，清末、民国都是很好的历史教训。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从历史中真正吸取教训。

中国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某种程度上集权体制似乎效率很高，但是一旦作出错误决定，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我认为，中国现行体制根本谈不上“模式”。

所谓普世价值，中国古已有之 不能说，西方才是文明的主流，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中国也有普世价值，应该把自己文化传统里的普世价值好好进行整理。

动辄反西方，完全对历史不了解，而且封闭历史、曲解历史，这样下去，中国哪能变成尤其是后来，一方面把中国文化传统当做封建毒素来批判和咒骂，另一方面把西方文明批评为资产阶级的遮羞布而痛斥之。结果把所有文明都搞光了，最后所推崇的就是阶级斗争之类的暴力。

在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价值观念，只能由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培养出来，绝不能靠政治力量从上而下强迫灌输。中国人要培养一些价值，这些价值在中国既有底子，又可以跟其他文明价值配合。这就是我们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所当共同建设、共同努力的方向。 要把私领域跟公领域区分开。公领域不可能由儒家来挂帅。因为除了伊斯兰教，现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任何一家教义或学术在宪法内占主要位置。大家可以有各种信仰，不同信仰自由都可以在宪法内得到保证。

中国有没有前途，要看它如何选择价值、理解世界。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我只能提一个原则，即所选价值是开放性、多数文明社会都能接受的。开放心灵尤其重要，想理解世界绝不能固步自封，以自己为中心。

我曾经说过：“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我所谓“文明主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普世性文明。我从不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所谓“道”便是重视“人”的道，群体和个人都同时能得到“人”的待遇。只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中西文化自然而然能包容彼此的核心价值。 袁伟时，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中国现代思想散论》、《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近代中国论衡》、《大国之道》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

国内新左派与国际新左派不是一回事

袁伟时：其实新左派不是近年才新兴起来的，在80年代就有了。新左派的思想主要是：第一，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第二，新左派声称要继承毛的优秀思想。第三，鼓吹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国家主义。 盲目歌颂“中国模式”是很危险的

主持人：对于各种思想争端，你持什么态度？

袁伟时：我想对思想争论要有一个基本态度：一是支持言论自由，各说各话。二是努力寻求共同点。不要局限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派别或其他派的分歧，而应该聚焦在支持不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支持不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要不要接受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共同价值：市场经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关系国家的盛衰，绝对不能

含糊。这不是哪一派跟哪一派的问题。不要在概念上翻跟斗，纠缠什么东方、西方价值之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分民族和国别，人性是共同的。人人都渴望自由，要求平等，向往幸福。这就是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

袁伟时：应该为中国的成就高兴。但要冷静地看到一些基本情况：第一．经济发展的阶段【基数】不同。第二，经济结构不同。第三，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依靠或扶持民间经济自己走出困境，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政府介入太多，就会体现出权力和资本勾结，这是腐败的重要根源。即使没有贪污腐败，政府介入太多也会贻误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社会的成长，不断地揭露、批评、监督，推动社会前进。公民社会的力量慢慢显现出来了，这是决定性的力量。同时执政党也慢慢学到了一些东西，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影响中国前进的关键问题是教育官员。中国大约有1千多万官员，能不能将他们教育好，是决定中国未来会不会出现大危机的关键因素。

20世纪的历史证明，中国任何党、任何人执政，都必须把整个社会稳定下来和保障私有财产。稳定下来以后，保障私有财产，发展市场经济，逐步扩大自由，健全法治、民主、宪政，社会面貌就会改变。光说经济，袁世凯和抗日战争前的老蒋成绩都不俗。老一代的广东人怀念“陈济棠时代”（1929—1931），山西人赞扬阎锡山，无非是他们带来稳定和发展。中国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我对未来是乐观的。